陶丽群，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广西百色人，壮族，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散见《广西文学》《民族文学》《山花》《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小说多次转载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北京中篇小说月报》等。著有小说集《一个夜晚》《风的方向》《母亲的岛》。小说《起舞的蝴蝶》改编成同名电影。曾获广西文学小说、散文年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红豆优秀作品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
近三年来，一过春节，大概到2月中旬左右，天气稍微透出点暖意，再来几场雨水，我便开始过敏了。往往是晚上临睡前，脸颊看起来还相当红润正常，一早起来，从脖子到额头，犹如喝醉了酒上脸的人，一片火辣辣的通红。于是匆忙漱了口，脸都没敢怎么洗，稍稍地用纸巾沾水轻轻按压，便捂了围巾火烧眉毛又心生愤恨地赶往医院皮肤科。照例是过敏源检测，每次600大洋。我仔细收集了三年来的六张（不同医院）过敏检测报告单，提供给医生，希望能给他当参考。但年年仍需要检测，并且结果大同小异，没有准确的过敏源。我对医生说，近几年来只要春天一遇雨水，便会发痒，发红。医生思索片刻，给我一个意义朦胧的答复：可能你对春天空气中的某种物质过敏，这种物质（天杀的某种物质）到下雨时在空气中浓度更高，你就倒霉了。我问：那该怎么办？医生：过敏除外部皮肤接触引起，还有通过呼吸引起。你既然不是由化妆品引起，也和饮食无关，那就跟吸入的空气有关，戴口罩吧。在家也要戴吗？我问。他严肃地点点头。还有别的办法吗？我又问，因为不喜欢捂住嘴脸。医生这回很幽默，答曰：有，你可以停止呼吸！
这办法有些惨烈，实在不敢尝试。
于是，整个春天，譬如今年，从农历二月十三开始（去年是农历二月初二一直到农历七月十四），我一直和这种看不见的“某物质”作充满仇恨的斗争。皮肤隐约发痒，随之而来的肯定是一场或小或大的雨水，比天气预报还准确。在贵如油的春雨中，我便又往医院跑了。如果照着镜子看，我都能看见自己的脸是怎么一寸一寸红起来的。挂号，排队，一边祈祷碰到同一个医生，他就不用再多作检查了，立刻给开了点滴药：三天，每次都三天，三天后，红色褪去，又没事了，简直跟诈骗犯一样。有一次，我觉得也许硬撑到雨停后会自动修复。不料雨停了，红没褪，脸像发面一样肿起来，只好又跑了医院，这次好了，打五天……
南方的春天有多少场雨水？有时候稍微下得像样点，干涸了一冬的地皮正好湿润了，有时候只是像牛毛一样，睁大眼睛才能看得见，而我不用看，只要脸开始发痒，肯定是有雨水，不管大小，赶紧上医院吧。后来学了点乖巧，把大医院医生开的注射药单拍下来，一到开始隐约发痒，就往熟人介绍的靠谱的私人诊所去，不用挂号排队，甚至连钱都不用先付，手机亮出拍下来的药单子，医生就按照方子配药给点滴上了，节省了很多时间。
今年5月21号到25号，美丽温婉的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女士邀请去河南采访。出发前愁肠百结，万一到了河南下雨怎么办？于是在临出发前，自己想了个荒唐办法，临出发前一个星期，天天按那方子去打点滴，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够了，应该对付得了外出遇到的一两场雨吧？还好，安全归来。回到百色后的第三天，不仅是脸开始发痒，甚至连脖子也跟着作祟了，本来阳光明媚的天空，两个半小时后紧随而来一场入春以来首次伴有厉雷和闪电的大暴雨，我在狂风暴雨中，在小诊所闭着眼吊点滴，一滴，两滴，一瓶，两瓶，一天，两天，一场雨，两场雨，庆幸自己是在家里过敏，可以不必那么惊慌，庆幸百色的交通没有北上广那么拥堵，出家门三蹦两跳就到诊所，庆幸没有什么活动或者约会需要参加，可以安然过敏……过敏。
一直到现在，眼看着要入秋了，每逢雨来，脸还是会照例的痒，发红，只是没春天时那么严重了，扑尔敏加维生素C，雨过两天，症状退去，简直像被人下蛊。
没有人知道在反反复复的过敏中，心境会糟糕到什么程度，情绪会恶劣到什么程度，脾气会暴躁到什么程度，耐心会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从过完年到现在，眼看着就要进入年尾了，刮过好多场大风，下过好多场大雨，在被过敏折磨的大半年里，我错过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蔷薇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凤仙，眼见着八月桂花也过了，凡是有花盛开的地方都不敢靠近。特别是南方多风多雨的夏秋季，隔三差五来一场，门都不敢出了，专心调养过敏的脸。
陆陆续续的，在这烦躁得近乎狂躁的漫长疾患中，完成了三个中篇和三个短篇。常常是带着一张猴屁股般发红的脸坐到电脑前，我就暂时可以忘掉其丑无比的脸和糟糕的心情，极像一只被逼入险境而藏头不藏尾的鸵鸟。这么多年来，多半时候，写作总是这样夹杂在凡此种种烦恼、一地鸡毛中进行着。我的生活没什么大起大落，整日为茶饭劳碌，没有什么固定的写作时间。吃完饭，把该干的活儿干完，饭桌用酒精消毒一遍，笔记本打开（我一直很讨厌正儿八经地在书房里写作，多半作品都是在饭桌上完成的），便可以构建心里那个世界，有时是在早饭后，有时是在下午。
一
陶丽群的小说有梦的质地。
称之为“梦”，并不意味着我从这位年轻的小说家笔下读出了多少超现实的元素。梦未必要是反常和剧烈的，大多数的梦恰恰是平缓和真切的，它固然有奇异的一面，却惯于以最安静最平淡的方式暗示出一个人内心深处至为隐秘的关切，让你放松警惕、陷入其中而不自知。梦应当具有水的特质，我们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倒影——那倒影同游鱼水草交叠在一处，随着催眠般缓慢荡漾着的水纹，一层层弯折起来又一寸寸地重新摊平。
在我看来，陶丽群的小说便是这样。她的笔对准了中国版图西南角的遥远边地，对准了层层叠叠的大山、四面环绕的河流、寒暑不均的气候甚至奇形怪状的人，这一切带给我们微妙的眩晕感和浓厚的探索兴趣，作者却并没有动用猎奇或炫耀的兴奋语调来进行讲述。相反，陶丽群的笔触相当真实，真实得细腻、真实得从容，甚至真实得有些傲慢：事情就是这样，何必大惊小怪。
当然，在波澜不惊、淡然节制的叙事背后，我们依然能够辨识出那种“梦的眩晕”的某些源头。在这些源头中，人物间奇特的命运交叠显然是重要的一处。陶丽群的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常常牵绊着复杂的纠葛；这类纠葛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亲密关系、建基于某种隐秘甚至莫名的情感共享，纵然很少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显在“爆点”，却往往在岁月潜藏的水面之下缠裹成顽固的绳结。这种命运的交叠，早在陶丽群发表于2007年的小说处女作《一个夜晚》中便已经有鲜明的体现。小说中，主人公的当下身份与其过往生活以极其怪诞的方式交缠在一起：“我”本来是拥有完整家庭的幸福女人，但丈夫却因赚钱多而蔑视她、背着她出门偷腥嫖娼，“我”因而决绝离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离婚后，“我”自己变成了一名妓女。更加奇诡的交叠出现在“我”与其他几位人物之间：有暴力倾向的嫖客、“黄雀在后”的社会青年阿彪、以及阿彪那始终担负着“失足”罪孽的姐姐，几条看似独立却内在相关的故事线索共同收拢于“我”。在那个充满意外的夜晚，这些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如同“麦比乌斯环”，自我连接、诡异翻转、彼此厮杀、互为因果，并在更阔大的象征世界里无限循环。
作为早期作品，《一个夜晚》对人物命运及其内在关联的刻画，在某些时刻不免显出刻意用力及过度戏剧化的问题；但那种痛苦纠缠中的情感撞击力，的确在陶丽群日后的更多作品中继承了下来，并且处理得越发成熟和深刻。一份简单的水果早餐在心中惊起的波澜，将两个不幸的家庭放在了同一枚放大镜下（《水果早餐》）。在亲姐妹与同一个男人的三角困局之间，柳姨自以为做出了牺牲，事实却成为彼此交换甚至相互折磨的沉重负担（《柳姨的孤独》）。“一夫双妻”的设置本该是宫斗套路的开端，但在《清韵的蜜》中，两个本该水火不容的女人，“这么多年来却一直保持一种令人费解的亲人般的关系”；以“传递香火”一事为支点，两女一男相互折磨、相互辜负又相互安抚，而当共同的男人离去之后，岁月余烬中留下的竟是“他是可怜虫”这样的叹息和怜悯。令我印象尤为最深刻的是《寻暖》。这篇小说里，本无血缘关系的陆嫂子和“我”结下了深刻情谊，这情谊固然分分合合屡经起伏，却终究构筑起两位孤苦无依、内心叛逆的女子心中底线般的依靠。两个女人的命运间，其实存在着时间逻辑层面上的互为映射关系：陆嫂子是被拐卖来的外地媳妇，而“我”是早前另一位被拐卖来的外地女人的女儿；在此地惯常的经验中，陆嫂子本该慢慢适应这里的生活、生下另一位像“我”这般混带着异乡血统的后代，然后慢慢变成一个从内到外的本地人，或许有朝一日，还会替自己的儿孙继续买来那些哭哭啼啼、试图逃跑的外地媳妇。然而，陆嫂子却始终坚决地拒斥这种命运的安排，她宁愿去小县城里摆油条摊子、做一个半明半暗的妓女，也不愿留在那被强塞给她的丈夫身边——尽管所有人都看得到，那丈夫是真心爱她。与陆嫂子类似，“我”也一直渴望着离开那漂浮在河水中央的逼仄故乡，就精神世界而言，“我”似乎与此地格格不入。也许是同样的倔强叛逆，使“我”和陆嫂子这两位年龄不同、背景不同的女子，在精神上结为同盟、在命运上纠葛一生。尤其是当“我”也长到了当年陆嫂子的年纪，如愿远走他乡并亲身经历了人情冷暖、生死变故，“我”终于意识到，“我”是没有家的，人人都是一座孤岛。“我”于是一再地想起陆嫂子，怜惜她“在举目无亲的异地，如何在这个强悍的世界里活着”。而在时间推演的终点，当陆嫂子的骨灰交递到“我”的手里，两代女人之间终于完成了某种无关血缘却胜过血缘的命运传承：她们要“难以置信地在这个混账地方活着，活那么多年”，并如陆嫂子原初姓名所暗示的那样，在举目无亲的世上日复一日地“寻暖”，带着无望之望、悲哀而又执著。
二
陶丽群擅长结构人物复杂的命运处境（尤其是处于弱势的女性人物），并在这一过程中不动声色地渲染出世间百态和人情冷暖。从一种现代都市文明的“中心式”眼光看去，这些人物的命运时常呈现出特殊、极端甚至怪诞的属性，但此种怪诞并未使相关人物在小说中突兀刺眼。相反，那反常似乎诉说着另一种寻常、那荒唐似乎又滋养着安之若素，经由陶丽群的手与笔，这些小说似乎被捶打出了一种无限度包纳强力的特异功能。故事是奇特的、命运是乖张的，但它们被包裹在柔软厚重的经验世界里，最终竟被叙述出波澜不惊的从容气质。陶丽群的讲述始终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淡然和“理应如此”的坦然，仿佛一切都是伸手所能够触摸，并且还将长久地停留在此、继续接受触摸。这固然收敛了陌生反常的震惊体验，却多出几分切近的悲悯和忧伤来——在她这里，我们看到了“异”与“常”的相反相成。
此种效果，得益于陶丽群出色的经验世界塑形能力：她的笔下恣肆蔓延着鲜活的人物、真切的细节、纷繁的景色、层层叠叠的俗世声音，它们如缓冲海绵般保护着核心的故事，把那些情感的棱角在叙事的水流中打磨成卵石、使生活的体温和质感渗透到字句间不为人知的缝隙里。例如，将她的诸篇小说连缀起来看，似乎便有一座西南边陲版的马孔多或约克纳帕塔法浮现起来。莫纳镇、起伏在水中的江心岛，是其小说展开的常见场所，陶丽群在不同的故事里一遍遍勾画、补充着它们的细节；我们甚至会看到若干相似的人物在不同的文本间来回穿梭，时而担当重任、时而客串群演。
无疑，陶丽群是一位充满耐心、对经验细节有关注有追求的作者，这使她的小说根基扎实、具体而微、纹理精细。这细处可资把玩，亦可小中见大。例如，生活细节的描写往往也担负着隐秘的叙事功能。《寻暖》一篇里，关于稻草和谷垛的书写一方面是对环境真实度的有效填充，另一方面也充当了情感联结的道具线索：“我”在稻草垛里撞见了马贩子与陆嫂子野合，在乡间习俗里，“我”是意外地送上了“龙凤胎”的预兆；而陆嫂子用稻灰水洗头的习惯，也第一次在幼小的“我”心中种下了别样的吸引与震颤。《毕斯先生的怜爱》中，一根小小的发夹，泄露出命不久长的毕斯先生心中无限的爱和悲哀：“她头上那根淡蓝色的小发夹夹歪了，他真想走过去帮她弄好。但他什么都没做，只是静静望着她，麦芳轻轻叹了口气。”《漫山遍野的秋天》更是如此。小说开篇便落笔在山里天气由暑转凉时分的身体触感：“山里的天气不比没遮没拦的平原，风吹草动落一场雨水，三伏天穿长袖鸡皮疙瘩还一个劲地窜上身来，一层一层的，密密麻麻。因此，早上从山坳那边吹过来的风里已经含有丝丝缕缕的凉意了，抚过人的脸上，仿佛有蚂蚁爬过，小心地咬了一口，凉，痒，毛刺刺的。”这样的描绘，连同小说中无时无刻不在自由铺展的文字，顺畅地将我们引向那无比真实的偏僻乡村，构筑起特定生活和特定逻辑展开的完美场域。而这些有关土地与粮食的文字，也正暗暗地指向故事最核心的意象：生育。向土地里张望的三彩、在土地里流汗的黄天发，他们的生命挥洒在这片土地里，他们的喜悦与悲哀、热望与失望也同土地的命运具有同构性：最根本的关切正在于“生育”。那是贫瘠岁月里珍罕的亮光、是关乎陪伴与传承的古老执念，具体到这个故事，更连接着不曾吐露的秘密、难为人言的辛酸、以及艰难人世上充满悲哀的相互取暖。
陶丽群笔下的经验细节，精致、耐心、张弛有度。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细节的自由延展，推动甚至构成了故事的主体部分。《母亲的岛》便是这样。母亲在50岁那年忽然决定住到离家不远的一座小岛上去，那浮岛与原本居住了几十年的家近到可以遥遥相望，却因为水的隔断，可遥相望却不易相及。谁也不知道母亲为何离家，谁也不希望她住到岛上；况且这事多少带有些令人羞耻的成分（好像是母亲被家里人赶跑了一样），尽管这毫无预兆的出走无关家庭矛盾，却终究免不了会惹人猜想。但母亲似乎从不曾想到这些，陶丽群自己也并不在此多做纠结。她只是不急不缓地叙述着母亲每一次来来往往，写她怎样今日带走旧时家具、来日拿些柴米油盐、最后连那只喜欢蜷缩在她被角的大黑猫也抱去了孤零零的毛竹岛。子女们一次次地劝说、一次次地无功而返，终于在心底接受了他们暂时还理解不了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终于看到了貌似粗鲁严厉的父亲内心深处对母亲的关心不舍，看到了漫长共同生活所种下的不善表达的温情。但最终，母亲还是又一次地离开了：她离开毛竹岛，去到了更遥远、谁都无法日日望到的所在。两次“离开”之间，充满了真实、丰满的细节，它们如人物一般不知所终，却留给我们鲜明的印象与悠长的回味。
三
交缠的人物命运和丰满的经验细节，在陶丽群的小说里一经一纬地相互编制，最终浮起的是贯穿着一篇篇小说、也在芸芸众生心中挥之不去的那个字：苦。
人世的悲苦与艰难，这是文学艺术要面对的永恒主题。陶丽群笔下的人物当然是苦的。那么多女子从偏远地区被惨遭拐卖或自愿被拐卖而来，脚下的土地固然善于生育粮食和子嗣，却终究是生命的异乡；不论在江心浮岛还是莫纳镇上，时间都是缓慢的、世界都是狭小的，生命在此陷于逼仄，并且这逼仄看起来无从解脱（在不同作品中都出现过的以“国际”打头的音像店或饮用水店，与其说是自我安慰，不如说是自我解嘲）；小说中的人时常是暴力的，粗鲁的语言、隔膜的情感是一方面，与此同时还有拳脚这类最直接意义上的暴力。人们被不同的烦恼纠缠着，小到生计维持（《回家的路亮堂堂》），大到生死取舍（《毕斯先生的怜爱》《水果早餐》），甚至是否能将这悲苦的生活代代延续，也构成了压迫人物内心的沉重石块（《漫山遍野的秋天》《清韵的蜜》）。那么多人努力甚至起劲地活着，我们却看不见他们心中不堪承担的重负：“他坐在教堂门口，厚实的后背靠在教堂门上，黑暗中他的脸剧烈抽搐起来，一顿痛打并没把他憋在心里的可恨情绪打掉，这时候变本加厉折磨他，这个胖大男人终于悲切地呜咽起来。上帝啊！他默默想，真的有上帝吗？夜色和着他悲切的呜咽，变得浓稠起来”（《水果早餐》）。
但陶丽群的小说，在毫无掩饰地写出了悲苦的同时，更展示出悲苦里的温暖、困顿里的尊严——对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来说，这无疑是极其重要的能力和品质。“在她38岁的生命里缺乏这样的生活体验，缺乏一种叫暖和软的体验。她只会经常心急火燎地从地里跑回来，到村里某个稻草垛边或水沟里架回癫痫病发作的母亲，以及烂醉如泥的父亲。”《杜普特的悲伤》里，陶丽群这样写道。暖和软，这曾长久缺席但终于来到的馈赠，忽然照亮了杜普特已惯于灰暗的人生。蜂窝煤炉、西红柿面条、剩了一小半的盐瓶……作者在我们面前重新擦拭出这些寻常之物不寻常的光芒，在主人公的心中再度燃起希望（尽管故事的背景起因是“埋葬”，与之相关的是惨烈的死亡，父亲杀死了母亲因而被实施死刑）。与之类似，毕斯先生的自尽乃是出于怜爱而近乎牺牲（《毕斯先生的怜爱》）、孤独老人对“儿子”的过度溺爱也因其背后的秘密充满温暖（《冬至之鹅》），即便清高如柳姨，在楼下租户夫妇充满爱意的生活之声面前，也终于瓦解或者说融化了：“夜晚，柳姨抱着黄毛猫，不再坐在楼梯上，而是站在成都夫妇的房门前。那扇坚固之门里的世界使柳姨欲罢不能，柳姨着魔般的渴望倾听来自那个世界里的声音”。是的，这才是生活，它是街头巷尾的呼唤、是亲密顽皮的挠痒、是半恼半羞的嗔怨，而不仅仅是寡淡清心的饮食和书案上的颜真卿（《柳姨的孤独》）。
对柳姨来说，这融化未必就是幸福；毕竟时过境迁，当初错过的一切早已无从挽回。但无论如何，它意味着持久压迫之下人类的趋光本能，重新提醒着一桩天经地义却时常被忽略的事实：我们渴望善、渴望暖，渴望被爱也渴望爱人。这是人之为人渺小却不可取消的尊严所在，如同《漫山遍野的秋天》里侏儒三彩、残疾天发和傻瓜芭蕉间的相互抚慰。亦如《母亲的岛》一篇最后，当母亲最终不辞而别，去寻找一种更久远、更缥缈、无法以逻辑表达的爱，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毅然接替了母亲的角色，在离群索居的孤独里，静静安放下那超越了现世语言的深情：“父亲从此再也没离开过毛竹岛，他也像母亲那样在毛竹岛上养鸭子挖地种菜……每年梅雨季节过后，他总是把母亲的衣物翻出来晾晒，仿佛母亲只是出了一趟远门，过不了多久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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