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

　　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指近代中国的全国运动会，共计7届。从宣统二年（1910）由美国传教士爱克斯纳（D.T.Max Esner）发起“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举行开始，已开过三届全运会，但因所有组织、裁判等工作，均由外国人担任，国内体育界对此早有意见。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国民体育法》，决定是年下半年举办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各项组织工作均由国人担任。国民党要员戴季陶为此著文《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教育意义》指出:“由中央政府发起、主持，这次第四届要算第一回。”中央政府又专门通电各省“奉中央政治会议193次决议，聘任蒋中正为大会名誉会长，戴传贤为正会长，张人杰、何应钦为副会长，朱家骅为筹备主任……”。当时，国民党元老张人杰主政浙江，他为1929年在杭州举行盛大的西湖博览会，力主同时在杭州举行举行第四届全运会和浙江省国术游艺大会，为此，他积极活动，多方游说。1929年9月，经中华民国政府中央193次政治会议决议，中华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市举行，以期与博览会共办而相互增辉。只是首次由国人自己筹组如此大规模的全运会，各方面有相当难度，经商讨后把会期推迟半年，改在1930年4月举行。

　　1929年9月，“第四届全运会筹备处”在杭州马坡巷“省自治专校”门口挂牌。杭州市体育界著名人士舒鸿与市党政军警各界要员，均参加筹备工作。原定经费26万，后减为15.5万元，其中，浙江省出资10万，中央及部分省市赞助5.5万。运动场址初定杭州笕桥附近，因距市区较远，改在杭州梅登高桥东边原清军大营盘基地，东西长380米，南北宽243米，面积约150亩。前后费银4.4万元，建成田径场、足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各1个，各场间以竹篱相隔，均建有木质看台，可同时容观众万余。会场时称国立杭州运动场。游泳比赛场地一时来不及改建，遂商定借用之江大学游泳池使用。

　　1930年4月，由浙江省政府筹办的中华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隆重举行，与会者有14省7个特别市及各地华侨代表队共22个单位，运动员1640人（男1219、女421）。《浙江省体育志》记载，其中上海198人，江西159人，湖南152人，浙江125人，辽宁123人，南京113人，湖北110人，北平（即今北京）104人，天津92人，河南91人，广东87人，江苏79人，香港65人，福建49人，青岛19人，东特区（哈尔滨）19人，山东14人，绥远12人，四川10人，河北9人，日本神户华侨10人，规模远超前三届全运会。由于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全国运动会，所以国民政府特别重视，力图通过全运会来体现其新兴政府建国强国精神，大会特聘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名誉会长。

　　第四届全运会于4月1日在梅登高桥体育场举行隆重的开幕仪式。开幕式当天盛况空前，上空飞机翱翔，地面军乐阵阵，杭州小学生集队，齐唱欢迎歌，并表演5000人大型欢迎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代表邵元冲、中委吴稚晖、褚民谊、外长王正廷、财长宋子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海军次长陈绍宽、工商次长穆湘玬及大会会长戴季陶、副会长张人杰、朱家骅等登主席台就座。开幕式于上午九时半举行，首先鸣炮奏乐，全体脱帽肃立，由蒋介石升旗，会长戴季陶致开幕辞，副会长张静江致欢迎辞，朱家骅主任报告筹备经过，邵元冲代表中央党部致训词。其间，蒋介石先后两次下主席台走到会场正中，于摄影台上作即席讲话。后华侨代表袁敦礼答辞，运动员宣誓。当天下午6时，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在西湖蒋庄设茶点招待各地代表70余人；下午7时后，复在西湖畔举行欢迎会，运动员及工作人员2000余人到场，蒋氏再致欢迎词。

　　国民党要人林森、何应钦、陈果夫、蔡元培、蒋梦麟、于右任等，开幕式后也先后到会。蔡元培致词略云：“运动有两种意义，一在人类身体健康，一是人类竞争状况。”他还鼓励运动员们胜不骄，败不馁，以“参与即为荣”给运动员们留下深刻印象。

　　4月1日下午1时，运动会各比赛项目分别有序展开。这次大会比赛项目男子组有：田径、游泳、全能、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和网球8个项目。女子组开始设锦标，其竞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网球4个项目。田径和全能分设锦标，表演项目：男子有自行车及国术；女子有舞蹈。大会主要裁判有马约翰、吴蕴瑞、舒鸿、金兆钧、蒋湘青、张信孚、王复旦等。运动会工作人员均由国人担任。竞赛规则，除女子篮球和掷棒球外，均以远东运动会竞赛规则为依据。比赛结果男子总锦标为香港、上海、广东并列夺得，女子总锦标被广东队夺得。

　　在杭州举行的这届全运会可谓盛况空前，参加的团体、单位以及运动员阵容强大——这届全运会最耀眼之处，诞生了一个田径明星——刘长春。他在这届运动会上一举拿下100、200、400米三个冠军，并获得个人总分锦标而轰动全国，他的“东北短跑怪杰”也由此名噪一时。1932年，他只身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成为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刘长春的单刀赴会让世人开始了解中国体育，也激发了中国的奥运梦想。

　　这届全运会有了一些较大的变化：首先，大会为了与运动运动会对口，首次改为按省、市及华侨团体为单位参加的办法。其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身份的变化，以前运动员都为学生，由于提倡业余运动风气渐浓，因此这次参加大会比赛者政、工、商等界皆有人参加。第三，大会之前各省、市都进行了预赛，由于这次运动会是国民政府筹办举行，所以各省市群起追随，纷纷召开预选大会，选拔代表赴杭州参加比赛。

　　以第三届全运会为分水岭，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运动此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以后历届全运会、各省市地区运动会、远运会乃至奥运会的赛场上，人们都能看到中国女运动员的身影。一些在全运会上表现突出的女运动员一时间成了女明星，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专门设立了女子组，并正式设立女子竞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网球4个项目，都设有锦标。全国女子参加较为踊跃，总共有421名女运动员。在本次全运会上，东北女将孙桂云一鸣惊人，以7.4秒获女子50米短跑第一名，以13.8秒获100米短跑第一名。另外，她参加的100米、200米接力赛跑也都获得第一名，最后获田径个人总分第一名。孙桂云“每到一处，赛场内外索取签名者蜂拥而至”。会后孙桂云还被选为中国田径代表队员，参加了当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女子体育的开展，在中国女子体育发展史上抹下一笔重彩。

　　这届全运会上，出现了体育史上第一面全运会会旗。会旗为长方形，中间是一个36齿的黑色齿轮，喻意当时的省市；下面是绿色的波纹，表示全运会赛址——杭州的钱塘江水；左边为红色；中间为白色；右边为蓝色。全部5色，代表世界五大洲。这面全运会会旗的文化内涵是此届全运会的精神缩影，用不同的物色描绘出现实的赛会图景，在中国竞技运动史上开其先河。

　　4月1日至10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华民国第四届全运会，一扫前三届全运会上那种洋人到处颐指气使，国人深感屈辱的情况，裁判等工作全由国人井然有序地进行，开得热烈、圆满、周到，获得前后来观赛的13万余人（其中外省观众5800余人次，发放记者证222张，摄影证30张）的一致赞扬。天津《大公报》做了高度评价：“此次开会十一日，参加者十四省区、七市，选手达一千六百余人，可谓极从来未有之盛，预料今后提倡体育之风气，益有进展，诚国家前途大可乐观之一现象也。” 当时上海《时报》敏感地看出社会已经对体育比赛深感兴趣，为提高报纸知名度，率先及时地利用《图画时报》，整版刊载体育赛事。

　　可惜的是，浙江省与杭州市先在3月份举办了浙江省首届省运会，为本省选练“全四运”精兵，以期在全运会中占地利并抢得名次。岂知虽出“雄兵”125人，参加了男女田径、篮、排、足、网球及游泳等多项比赛，却未获一个名次，落了个“全军覆灭”。但参加万米跑的杭州四中学邵文龙在比赛中，虽跑在最后，仍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何坚持到底的精神，跑到终点，获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大会特授予他特等荣誉——大银杯。

　　由于国民政府第一次组织这种大规模的体育赛事经验不足，组织工作仓促，在比赛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尤以裁判水平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女子200米接力跑不能判出第一、二名，最后只好各赠锦旗1面，含糊了事，判哈尔滨与广东并列田径冠军。而“男子万米赛时，因记圈错误”，发令员技术不高，使得男子田径锦标难以判断属谁。足球比赛中，运动员也大闹“裁判不公”。

　　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运会作为国民政府的首举，为日后各届全运会的举办起到了积累经验，起了引领中国竞技体育赛事发展的作用。因这届全运会而修建的从杭州横跨东河的宝善桥开始，到中河梅东高桥的“体育场路”则见证了浙江省乃至杭州市体育事业的起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