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方伯谦，看过电影《甲午风云》的观众，应该不会陌生。那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北洋舰长，先是在丰岛海战时临阵脱逃，致使运兵船高升号被日本军舰击沉；后来是大东沟海战，方伯谦再次逃跑，致使舰队阵型大乱，北洋舰队再一次败于日本。然而，自从方伯谦被清廷以“牵乱船伍”“临阵退缩”罪名处斩后，为他鸣冤的人代代不绝。100多年来，对于方伯谦之死，或谓罪有应得，或谓实属冤案，一直争论纷纷。
临阵先逃，方伯谦被处以斩决
方伯谦，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局驾驶班第一届毕业生。1876年，福州船政局首次派海军学生出洋，方伯谦入选。翌年春，赴英国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1880年，学习期满回国，历任镇西、镇北炮船、威远练船管带。1885年，调管济远快船；1889年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快船；1892年署海军副将期满，改为实授。1894年6月，济远舰奉命派驻泊仁川，以观日本海军动向。当时，日本伺机挑起战争的图谋已昭然若揭。于是，方伯谦乃上条陈于李鸿章建议改善装备。然而书才上，日本便挑起了战争。
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参奏方伯谦“临阵先逃”，其奏曰：“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廷旨允准，于是方伯谦被处以斩决，时年43岁。
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了记者对北洋舰队水手的访谈，指出济远遁逃之际，匆忙中误陷浅滩，适扬威因起火脱离战阵而搁浅于此，彼突然转舵将扬威撞毁，逃回旅顺。又称:“上岸后，外国乘员表示，此后拒绝这种舰长指挥。”这位“外国乘员”就是济远舰的德籍洋员哈富门。
日本联合舰队作为参战的另一方，对这次海战也有详细记录。日舰第一游击队第二舰高千穗某尉官有一份亲笔记述称：“敌终于不支，四分五裂，全面溃败。济远、广甲首先向西南败走。”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号作为首舰，其司令官坪井航三少将的报告说得更为具体详细：“致远右舷倾斜沉没。经远仍在大火中挣扎，而且遭受破损，进退不得。最后敌阵终于全面溃散，各自逃遁……济远则先于他舰逃跑。”
为方伯谦鸣冤之第一声
方伯谦死后不久，即开始有人为方伯谦鸣冤。
方伯谦之死究竟是否冤案？100多年来争议不断。其始作俑者应属1895年在上海刊印的《冤海述闻》一书，此书发出了为方伯谦鸣冤之第一声。
此书作者隐其姓名，署款“冤海述闻客”。自此以后，凡为方氏鸣冤者大都引此书为据。那么，该书作者“冤海述闻客”究竟是何许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史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此人必是济远舰的一位官员。
也有学者作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位化名为“冤海述闻客”的应是济远舰的帮带大副何广成。何广成是方伯谦一手提拔的亲信。他上济远舰不久，便充补舢板三副。1892年12月，原济远驾驶二副调离，即以何广成升任。1894年8月，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阵亡，其遗缺又以何广成拔补，就此成为济远舰的第二把手。数年之内，他连升三级，可谓官运亨通。特别是作为帮带大副，何广成对济远临阵先逃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此化名著书为方氏鸣冤也为自己辩解。
《冤海述闻》的史料价值如何？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肯定，认为“其资料尤其珍贵”，相信其真实性。有人否定，认为所述“殊难令人置信”。还有人调和其间，认为“此书非尽实录，但与他书互相参证，亦可窥所述战役之真相”。这种意见较为可取，此书尽管为方氏辩护，但也可从中看出方氏算得上中国最早的海军干练之才，忧心国事，数次上书建言，只是在战争的紧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而做了逃将，对他的过去不能全盘否定。
《冤海述闻》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说明方氏是“冤死”，是一桩冤案，故要“纪其战事颠末，以待当世之公论”。其理由有三点：第一，全队未整，督船抢行。第二，炮械全坏，无可应战。第三，提前回旅，仅早片时。然而，这三点理由后在众多研究者的细究之下，破绽百出，难以服人。
为方氏翻案的《卢氏杂记》
《卢氏杂记》，又称《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是一部手稿，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收藏。有学者曾撰文说，《卢氏杂记》是“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战原始资料”，足以“证明济远英勇善战，广甲先逃，济远的确战至炮毁无以应敌方退出战斗等问题”。于是，一些为方伯谦翻案的文章，纷纷以此来否定“济远先逃”的事实。
《卢氏杂记》的作者是卢毓英，乃福州船政学堂管轮班学生，1889年毕业，到广东海军任广甲船管轮。1894年5月广甲等船皆至北洋，因留调遣得以参加黄海海战。此书并非卢氏当时的记事手稿，而是事后追忆，且其内容有见有闻，闻多见少。何况黄海一战，卢氏虽是参加者，却因在舱内操作，只在两军接仗之初才“上舱一望”，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海战的具体过程，故所述情节多为耳听之言。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卢氏杂记》史料价值甚低，对其可信度要大打折扣，不宜轻率引用，视之为“甲午海战原始资料”是不可信的。
所谓“西战场”说的由来
进入1980年代后期，由于方伯谦后裔的介入，为其翻案的势头越来越猛。1991年9月，“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在福州市召开，更使翻案的势头达到了高潮。
此次会议的开幕式致词就称：“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决非逃兵，他蒙冤被责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之一大新闻。”会后，有媒体刊出了这次研讨会的综合报道，其结束语也是：“综观方伯谦对北洋海军的建树和两次海战中英勇善战的表现，应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海军中的爱国将领。”
但是，有学者批评此次会议《研讨集》所收的大多数文章，大都是重弹《冤海述闻》和《卢氏杂记》的老调，既未提供任何新的材料，也未提出任何创新的见解。
唯一值得关注的是“西战场”说。有学者说，致远沉没后，济远非但没有马上逃走，反而独自开辟了一个“西战场”。“西战场”说一出台，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之后，关于“西战场”的论述更为细致：“致远久战沉没后，济远非但没逃，而是唯一留在西战场死战不退和四艘日本军舰单独作战，苦战四小时，才由于‘无可战’而退出战场。……日舰怕济远后炮，不敢猛追。甲午海战中国舰只打得英勇，尤其是济远，打得日本人都不敢写明战史了。”
但是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可“西战场”之说，多认为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乃子虚乌有，无须加以驳辩。
其实，如何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儿戏，更不能靠噱头哗众取宠，对于方伯谦之死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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