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快看》之5分钟带你看完《黑匣子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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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共读《黑匣子思维》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也就是第209页到第241页的内容。
几乎每个人都有谴责别人的冲动。《黑匣子思维》提到了这么一个试验，有人请了一群开过车的人做测试，让他们看一段视频。
视频里一名司机强行变道，所有受试者第一反应都在谴责这名司机。他们会觉得这个司机太自私了，不把别人的生命安全当回事儿。
但这个司机具体为什么要变道，大家似乎第一时间都把这个细节忽略了。
只有当受试者被询问说，“你上次变道是因为什么的时候”，他们才会有代入性的思考，他们会说当时是为了什么这样做的。
你看，评价别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那么多，但关系到自己，才会想客观因素。
单看这个强行变道的视频，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很多。比如，他完全有可能是被阳光晃眼了，所以才变道的。
也可能是其他不得已的原因，如果我们不去多想一步，那么就不会看到这个客观因素。
换句话说，当错误发生的时候，人们很容易粗暴直接地做谴责，但这个判断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
如果个人或者组织动不动放任这种谴责文化，基本上你就很难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了。
这种惯性在企业里最常见，我相信参加工作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哈佛商学院的一份报告显示，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在他们任职期间所经历的失败中，仅有2%~5%是“真正应该谴责某个人的”。
但当被问到在这些失败中有多少以“谴责某人”为处理办法，他们承认，这一数字在“70%~90%之间”。
也就是说，管理人员他们把谴责当成了一种工具。在企业中工作过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谴责他人，自己甩锅的事情非常常见。
尤其是管理者更热衷谴责别人，毕竟把责任推到其他人头上对他们来讲是有利的。而且谴责文化在一般的管理者看来有好处，这样可以给员工压力，他们会更有干劲，更认真负责。
但其实这个认知是有问题的。
2004年，哈佛商学院的教授艾米·埃德蒙森和她的同事们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们把两个以严格著称的医院作为研究对象。
在这两个医院犯错的人不会被原谅，只要出错就很可能会被解雇。他们的管理者认为只有纪律严明，才会给患者带来好的服务水平。
乍一看，严格点似乎没问题。
但实际上，为期半年的调查结果却显示越是管理严格的团队，护士上报错误率越低，但是实际犯的错误越多。
出于怕被惩罚的原因，护士们选择了隐瞒。而较少谴责他人的团队中结果正相反，他们上报了更多错误，但是总体犯错不多。
用我们之前共读的内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因为护士的进步是建立在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上的。
所以在那种不谴责人的团队里，护士们有意愿从不断的失误中学习，因而犯错率逐步减少。
而那种严格的团队，护士们不敢上报错误，所以学习机会被逃避心理彻底浪费掉了。
作为一种管理技巧，谴责是有一定作用的。但可适用的范围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广泛。
相反，真实的世界是复杂的，人们犯错的原因难以分辨。
因此，在一些情况下，你的惩罚不一定会带来正向的反馈。就像上面举的例子，高压管理之下，护士们选择了隐瞒错误。
为进一步了解“谴责文化”的负面影响，让我们来看看2007年，骇人听闻的伦敦婴儿P死亡事件。
一名17个月大的男婴，遭到母亲、母亲的同居男友和同住的男房客三人的长期虐待，身上出现多达50处伤痕，死前被打至脊椎断裂。
当地媒体认为社工和医护人员是有责任的，男婴曾经几度被送院治疗，这些人上门探访多达60次，却没有人察觉孩子被受虐。
所以，判决公布后的第二天，以《太阳报》为首的媒体就指责当地儿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和一名社工。说他们有责任保护彼得的安全，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太阳报》呼吁解雇这两个人，当时支持这个倡议的人有160万人签名。
被指责的儿童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莎伦·休史密斯，不仅被人人肉，还遭到了死亡威胁，事件甚至波及她的女儿，所以不得已她们只好躲了起来。
这个事儿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支持，是因为大家相信，这样的舆论压力会让社工服务质量提升，至少大家会认真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事实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这个事发生以后，社会工作者开始大批离职，而且申请这类型岗位的人也变少了，数据统计大约出现了1350个岗位空缺。
最后市政委员会不得不拨更多款雇人来做事。
剩下的还坚持做这一行的，发现工作量剧增，而且由于自己负责的孩子太多了，他们怕出事受责罚，因此他们要求孩子必须从家中带出来，统一管理。
这样一来催生了更多问题。有的孩子太小了，离开家庭反而是一种伤害。
更重要的问题是，从此以后，自我保护的意识开始渗透进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
社会工作者对自己的服务记录十分谨慎，生怕这些记录会成为日后招致惩罚的证据。行政部门的文件越来越长，但文件的意义不再是传达信息，而是掩盖问题。
出于对不良后果的恐惧心理，宝贵的信息被隐瞒了。社会工作者为保护自己在未来免受惩罚花费了大量精力，反而影响了真正该做的工作。
几乎所有的评论人士和学者都认为，在媒体引导的“增强责任心”舆论形成后，儿童受到的伤害反而增加了。
据统计在160万人大签名后1年里，被亲生父母杀害的儿童数量上升了25%。在接下来的3年中，这一比例持续增加。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谴责都是不公正的。只是说在缺乏公正的风气中加强纪律、追究责任，就会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会打击从业者的积极性，让他们忙于自我保护，并使得关键信息无法公开。
总而言之，正如西德尼·戴克在《公正文化》中说的那样：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自欺欺人地认为，通过谴责、控告从业人员的手段，把他们送上法庭，就能从他们身上压榨出所谓的责任。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样做行得通。”
创立进步的文化是一门学问，谴责太多，人们就会闭口不言；谴责太少，人们又会懒惰散漫。那么怎么调和这个矛盾呢？
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管理者应该愿意花时间做调查，并且听取各方面的声音，这种做法会形成一种氛围，给人感觉很公正。而且正当的谴责并不会影响一个组织的开放性。
因为管理者没有过早地谴责任何人，而是花时间找出了事情的真相，让从业人员有信心承认错误，而不必担心受到非难。
这章还有一部分内容讲解了两起航空事故被谴责文化影响的案例，在《黑匣子思维》一书中我们把航空业当成是进步的标杆，但即便是航空业也难逃谴责文化的影响。
所以，从我们个人角度看，如果你能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多考虑一小步，你就已经克服了大部分人克服不了的短视行为。
有书君语：本周我们共读的书是《黑匣子思维》，“黑匣子思维”是一种记录和审视失败，并从中吸取经验的积极态度。
无论是开发新产品、提高运动技能，还是做出正确的决策，黑匣子思维者们从不惧怕面对失败，反而视失败为学习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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