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第一次打零工,为了买一把好吉他,在一个很平价的服装店里卖衣服。
一般来说,当导购的一般是女孩子,因为女孩子比较有耐心,但我们那个店实在太LOW了,卖的全是山寨运动服,比如ADIDOS、NIKIE、KEPPA等,几乎没有超过150块的衣服,所以老板也没在乎这些。
我每天穿的干干净净,保持亲和的笑容站一下午,一个月的工资是八百块。
有一天,一个大妈带着儿子进了店,选了套运动服,卖价是七十二块,但她死活要还价,只出七十块。我笑着说:我只是个打工的,做不了主。
大妈说:那叫你们老板来。
我说:老板打麻将去了,而且他说了谢绝还价。
大妈说:什么谢绝还价,你看看这衣服的布料,你看看线头都冒出来了,还卖这么贵不嫌亏良心?
她越说声音越大,已经影响到其它的客人,好几个人都摇头走了出去,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大好,就说:您要是不买,就把衣服还给我吧。
那大妈一下子就怒了,让他儿子把衣服换了下来,然后把带着体臭的运动裤摔在我身上,边往外走边骂:一个卖衣服的拽什么拽,儿子看好了,这种人一辈子就只有这点出息了……
我很想追出去给那大妈一巴掌,但是理智让我只是握紧拳头,站在原地喘着气。那一年,我十九岁,一颗充满自尊的心被残酷的划伤。店里的其它客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是被人重重踢了一脚的小狗。
晚上的时候老板回来了,听说了这事把我批评了一顿:不就两块钱嘛,你少她两块就是了,耽误多少生意……
我说:你不是说不让还价么?
老板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回到学校,我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你看他还去那种地方打工,到底有多缺钱啊,丢死人了……
我摸着口袋里的血汗钱,看了看灰色的天空,第一次觉得世界和我想的不一样。
四年前,我在广州的街头发传单,内容也很LOW是个低级化妆品(我那时是怎么想的),七月份的广州就像一个大烤炉,只是站着不动就要满头大汗,一天的工资是六十块,是我几天的饭钱。发传单也是个技术活,得会察言观色,看准哪些是目标人群,还得有一点面相上的造诣,一般来说长相有攻击感的人都不会接。
有一次一个姑娘路过,我把传单递给她,她看都没看我打着电话过马路买喝的,她长得眉清目秀应该是比较好说话的类型,我在心里想。
所以在她过马路回来的时候我再一次把传单递给她,不料她突然就怒了,一把打掉我手上的传单指着我骂:你他妈是有病还是怎么着,都说不要了还一个劲往我手里塞?
我面红耳赤,捡起地上的东西道歉:不好意思。
谁知道她补了一句极为刻薄的话:像你这种人,也只能发一辈子传单了。
周围有很多行人,几个姑娘对我指指点点,那模样仿佛哥们调戏了良家妇女一样。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就把东西收拾好快步而逃,另一个十字路口发传单的哥们拉了拉我,小声说:你那么认真干嘛,发不完等天黑全丢到垃圾桶,到时候一样拿钱。
我说:这样不大好吧。
他给了我肩膀一下:呆逼。
满身疲惫的回到宿舍,那几个哥们还在打牌,我洗澡出来的时候有个哥们说:刘兮,发他妈什么传单啊,又不是农民工,你好歹是个大学生啊。听哥一句劝,明天和我们一起出去打牌,保证赚的比那点钱多。
我笑着摇摇头下楼,关门的时候听到几声嗤笑。
广州的夜晚很宁静,灯火阑珊车水马龙中,总能让我看到点点希望。
我只想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就算赚不了大钱,也不应该低人一等,我干干净净的活着,凭良心做事,他们有什么资格耻笑我?
一年前,我逛街时遇见一个姑娘,给手机店当摆拍模特,那姑娘长得很甜美一笑两个酒窝,个子高挑身材一流,穿着高跟鞋拿着手机露出笑容,对每个进店的客人都点头。
旁边的一个大妈对身边的小孩子说:好好学习,不然以后你就得像她这样,大热天多辛苦啊。
那姑娘明显是听到了这句话,笑容僵住抿了抿嘴唇。
但随即,又恢复了礼貌的微笑,端正的举起那个手机。
休息的时候,她和另外一个姑娘在聊天,另外一个姑娘吐槽工资太低了,站一天才八十块钱,明天说什么都不来了。
她看上去心情也不好,喝了几口水低着头不说话。
我凑过去问了她几句手机的价格,她礼貌的回答了我,我指了指刚刚的大妈对她说:你还年轻,可以走的更远,而她永远只能待在这儿,和她的孙子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她的眼眶红红的,然后笑着冲我点点头。
以她的姿色,如果干点歪门邪道的事情,会比现在赚的多数十倍,但她还是选择了最艰难的方式,只为干干净净的生活。虽然她做的工作不甚体面,但在人格方面足以让取笑她的那些人自惭形愧。
泰戈尔曾说: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了我们。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世界看错了我们,但我们要正视自己,这样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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