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8月20日
这是馒头说第 283 篇文章
算是正式开工了
在美国每天见证凌晨4点的芝加哥
回中国每天见证凌晨4点的上海
这几天时差一直倒不过来
也好,早点起来写推送
【今日由头】
1946年8月20日
上海举行“上海小姐”选美大赛
1
1946年的8月20日这一天的傍晚,上海“新仙林”舞厅热闹非凡。
在旧上海的“四大舞厅”里,“新仙林”与“百乐门”、“仙乐斯”和“大都会”相比,舞池并非最大,卡座也非最多,但因为有一个大草坪,所以是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舞厅。
而此时此刻,舞厅前的草坪已经人山人海,据后来统计,总共涌进了3000多人。
要知道,这不是免费进场的,每个人要进来,必须买一张价格不菲的门票:一人2万元法币。
虽说法币在抗战结束后开始加速贬值,但在1946年夏天的上海,2万元法币买上80斤的大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币在抗战后贬值速度过快,很难给出有效比值。但在1946年夏天的时候,按照大米等购买力计算,2万法币大概能折合现在人民币200~300元左右。
而进场的人群里,大多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是大量当时在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
大家都是来跳舞的吗?当然不是。
这天吸引全上海乃至全国目光的,并不是一场舞会,而是一场“选美大会”。
这应该是民国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大型公开选美。
2
这件事,还得从1946年的春天说起。
在这一年的春天,江淮平原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很多地方出现了“平地行舟”的情况.整个苏北地区300万难民流离失所,数十万灾民痛失家园,涌进上海。
而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战端已开,几乎所有的经费都用在了军费开支上,已经无力赈灾。
既然政府无力赈灾,就想发动民间力量捐款。但时局动荡,想要让老百姓们捐款,就必须要有一个有声望,更有手段的人来牵头。
已经头大如斗的蒋介石很快想到了一个人——他有钱,有势,和自己有交情,在上海又有威望,民间人称“上海皇帝”。
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
不过,经过几番传话和沟通,杜月笙却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出兴趣浓厚的样子。
是杜月笙不给蒋介石面子吗?倒也不是。
杜月笙对蒋介石确实有点意见。他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觉得自己在抗战中出力甚多,其实是瞄着“上海市长”这个位置的。但在那个时候,杜月笙在蒋介石眼里其实已经慢慢失去了利用价值——上海租界消失了,也不需要黑社会势力在里面润滑调停了。上海市长的人选,蒋介石根本没考虑过杜月笙。
但是,雄心壮志的杜月笙还是想在上海有一番作为的。所以,赈灾这件事,杜月笙其实是愿意做的,不仅卖蒋介石面子,他自己也想做另一个人情上的腾挪。
按徐铸成在《杜月笙全传》里的说法,杜月笙当时放出风来:如果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暄主持这次赈灾,那么他杜某人愿意配合。
按理说,赈灾这件事,与汪宝暄是无关的。杜月笙要找汪宝暄,并不是因为和他关系特别好,反而两人关系并不亲近。正是因为并不亲近,杜月笙才要找他——汪宝暄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的亲信。杜月笙的好兄弟戴笠在1946年3月飞机失事殒命,他在国民党高层少了一个重要靠山,所以需要再找一个。
杜月笙曾有过一句话:“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
在请示了陈立夫之后,汪宝暄来到上海,请杜月笙主持赈灾。
杜月笙一口答应。很快,上海的“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正式成立,汪宝暄任总干事,而杜月笙挑头当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立后,主要目的当然是募集捐款。
几方协商下来,赈灾费用需要20亿元法币。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杜月笙在张罗安排了球赛、电影和京剧等义赛义演之后,即便加上金融工商界的捐款,筹得的款项还是与原先目标差距较大(义赛只募资2000余万元,目标是1亿;义演募资1亿多,目标是2亿),离20亿元的目标还有不小的缺口。
思来想去,脑筋活络的杜月笙想出了一个新点子:
组织一场“选美大赛”。
3
1946年7月26日,上海的各大报刊都出现了一则新鲜的“报名启事”。
这则报名启事,就是宣布启动“上海小姐”选美大赛。
启事中明确说明:活动所得全部用于救济、安置在上海无家可归的难民。
按理说,这种将娱乐和慈善结合在一起的活动,应该大受欢迎。但启事发布后,却应者寥寥。
问题还是出在这个“选美”上。
在1940年代,虽然上海早已号称“东方巴黎”和“十里洋场”,但“选美”这个东西,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新奇的概念。民国时期有过选美吗?有过。但绝大多数,都是风月场所的选美,也就是妓院为了带动生意而举办的“选美”。
妓女选美,从晚清开始就有。当时业内前三名仿照科举制度,依次为“状元”、“榜眼”和“探花”。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让旗下《新世界报》策划,举办了一场著名的娼妓行业群芳选秀大会。这次前三名头衔“与时俱进”,换成了民国政府职能部门,前三名为“花国大总统”、“花国副总统”、“国务总理”,往下还有“参政院正副院长”等。图为当时妓女选美在报纸上做广告。
也正是因此,当1946年的“选美启事”刊登后,虽然报纸铺天盖地宣传,但几乎没有什么女性愿意报名——有青楼界“选美”的故事在先,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件正经女子应该参加的事。
杜月笙的想法,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那一年香港开始评选“香港小姐”的启发。1946年6月22日,由香港“空军会”及“香港中华业余游泳团”所主办的“香港小姐”选美拉开帷幕。图为第一届香港小姐 李兰(原名梁淑真)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
想来想去,杜月笙还是觉得,必须还是要从“选美”的“三观”上入手,就是要强调这不是大家想象的庸俗的“选美”。
为此,杜月笙做了三件事:
第一,动用他在上海的“情面”和“场面”,请当时上海演艺界名动一时的“名角”带头报名参加,包括当时的周璇、王丹凤等明星都答应报名参加。
第二,让媒体强调这是一次为“赈灾”而举行的选美,是一次慈善活动,是在做好事。
第三,再三强调这次选美不仅仅是要求外貌美和体型美,还要求品德美,思想美和操行美。
这样一来,既有明星带头,整个比赛的“层次”和“境界”又被大大拔高,这波势头就起来了。
到了8月初的时候,第一个自愿报名者真的出现了。
4
第一个报名的是一个叫高清漪的女孩,她才17岁,在上海民立中学读高二。
这是这次“选美”活动接受报名以来,收到的第一个来自社会的自发报名申请,所以大大小小的媒体都争相采访和报道,一下子就把气氛搞了起来。
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整个报名立刻就热络了起来。一些原先持观望态度的妇女开始走向了报名处,像上海民政局民政处的女职员就全体报名参选(当然,这种情况应该是有行政力量推动)。
一批明星也开始主动报名,比如14岁就获得上海歌唱大赛“皇后”桂冠的歌星韩菁清,还有梅兰芳的弟子、京剧名旦言慧珠等等。
言慧珠
在报名的人中,人气最旺的是来自复旦大学的谢家骅。她的父亲是上海化工原料的大老板谢葆生,家境优越,气质优雅,外貌漂亮,是典型的“白富美”外加才女。
最终,在媒体和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这届“选美”大赛的报名人数居然突破了3000人。考虑到当时社会观念和妇女受到的道德束缚,这个数字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虽然是第一次搞那么大规模的“选美”比赛,但组委会的选拔流程还有模有样:每位参赛者除了要交一份注明个人信息的报名表和一张近4寸的照片外,还要比赛唱歌和游泳。
当时报名“上海小姐”的报名表格
要知道,在此之前,国内还没有公开出现过穿泳装出场的“选美”。虽然70多年前的泳装和现在的相比完全是两个概念,但在当时也已经超出人们想象,堪称惊世骇俗。
当时的泳装照
不过,等到报名人数一多,关注度一上去,麻烦就又来了:大家都认同这是一次慈善“选美”,但根据规定,每个人的投票都可以花钱买。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人身上钱砸得越多,得票就越多,那比赛的公平性又如何体现?
此外,“选美”这件事毕竟还是大大超出了当时传统道德的认知层面,尤其是在电影界,受左翼的影响,影星们纷纷宣布退出比赛。
当时的女影星杜小娟在《明星画报》上的撰文就颇有代表性:“我对社会奉献的是艺术,不能出卖色相。”而更多的明星选择的是“两边不得罪”,比如越剧名伶袁雪芬就对《申报》记者表示:“赈灾义演本人全力支持,甘愿为此善举放弃门票收入,但参加‘选美’易遭人非议,实在难以参与。”
无奈之下,组委会只能缩小评选分类,一共分成四组,分别是:“闺阁名媛”组(即“上海小姐”组)、“平剧坤伶”组(即京剧组)、“歌星”组和“舞星”组。除了“闺阁名媛”组设冠、亚、季军三个奖外,其余各组只选两名胜出者,分为“皇后”和“亚后”。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的“选美”活动将上海社会各个阶层的眼光都成功吸引了过来,从策划角度的来说,还算是成功的。
接下来,就看怎么收场了。
报名时的场景
5
1946年8月20日,“上海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如约在“新仙林”舞厅开幕。
如同本文开头那幕描写的那样,一时间人山人海,光门票收入就超过了6000万元法币。
但真正的大头收入,不在门票上。
晚上8点,选美大会正式开始。入围最后决赛的美女一一登台亮相,参加包括问答、表演等在内的各个环节比赛。在各个环节中,还穿插各种弹唱、滑稽戏和气功等表演节目,包括姚慕双、周柏春等演艺界明星都登台献艺。
参赛选手的演讲
当然,本次活动的最重要环节,是各佳丽要接受现场来宾的投票——这才是组委会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以让观众现场投票的选票分为三种:蓝色票(法币1万元,算10票);黄色票(法币5万元,算50票);粉红色票(法币10万元,算100票)。换句话说,你要给自己心仪的选手投票,最少要付出1万法币的代价。
评选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然后投票箱被搬上舞台,进行现场唱票,担任颁奖嘉宾的,是梅兰芳。
当时的选票。(来源:《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总报告》,上海档案馆,Q432-3-176)
在最受关注的“闺阁名媛”组——也就是实际上的“上海小姐”——评选中,最后的结果出乎很多人预料:夺冠呼声最高的谢家骅虽然拿到了25430张选票(相当于2543万元法币),但居然只得了亚军。
冠军是之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叫王韵梅的女性,原先是上海“仙乐宫”的舞女。而她得到的选票是65500张,相当于6550万元的法币,甩出谢家骅一大截。第三名获得者刘德明的得票数更低,只有8500张。
从左往右依次为:王韵梅、谢家骅、刘德明
在其他几组中,冠军的获得者虽然没有爆什么冷门,但冠亚军的得票数相差巨大:京剧组的冠军言慧珠得票37700张,亚军曹慧麟的10600张还不算太难看;但歌星组的冠军韩菁清得了2万张选票,亚军张伊雯只有1000票;舞星组的管敏莉拿了23500张,而亚军顾丽华的得票只有冠军的零头——500张。
真的是因为实力如此悬殊吗?并不是。造成这样局面的最大原因,还是“花多少钱就能买多少票”。
就拿“上海小姐”王韵梅来说。她虽然之前只是一名舞女,但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川军军长范绍增的女朋友。
为了能让王韵梅顺利夺冠,范绍增一个人就出了4000万,买了4万张选票。而杜月笙得知这个消息后,邀请了四川在上海的商人以及上海的一批有钱人,连赌好几夜,共得抽水钱2000万元法币,全部做人情,算是给王韵梅买选票,一共买了2万张。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6000万元全是杜月笙一个人出的。
范绍增,原来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下。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88军军长,在宜昌一带阻击日军,打得相当不错。1942年5月,他麾下的工兵部队埋设地雷,炸死了日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直次,震动日本军界——是日军侵华战争中在战场直接毙命的为数不多的师团长。
范绍增出了名的好女色,纳过多房姨太太。他和杜月笙交好,是因为两人在鸦片贩卖上有密切合作。杜月笙在抗日战争时期去重庆,也多靠范绍增照应。
当然,如果从钱都是用来赈灾的角度来看,花钱买选票也有自己的道理。但毕竟最终和组委会之前宣扬的所谓各种其他评选条件没啥大关系,所以也难免被人议论纷纷,以至于有人说,最后选出来的不是“上海小姐”,是“上海太太”。
那天决赛结果公布后,没有思想准备的谢家骅当众痛哭失声。
6
轰动一时的“选美大赛”算是落下帷幕,但之后的很多故事,并没有结束。
先来说说募得的捐款。
根据当时组委会的公布,这场“选美”比赛募得了2亿多法币,成绩不可谓不骄人。但是,由于没有公开监督的制度,所以那笔钱最终有多少归到了灾民手里,却无从知晓。当时坊间有流传,说选美比赛一结束,汪宝暄就因为太操劳而住进了医院,而杜月笙马上就从捐款中拿了2000万元给他作为“慰劳费”。不过,不管这笔钱是否出自捐款,另有材料记载,汪宝暄出院后就把钱退还给了杜月笙。
这场赈灾最后的总帐单,从表格可以看出,“上海小姐”的评选原先并不在预期计划之内
与捐款一样受人关注的,还有那几位“选美皇后”的最终命运。
冠军王韵梅虽然一时风光无二,但之后却了无音讯。有人说,范绍增在1949年逃去了香港,临行却并没有带走这个当初为她一掷千金的女朋友。但从史料来看,1949年范绍增是在四川起义反蒋的,不知是否中间曾去过香港。总而言之,王韵梅最后确实没了音讯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上海小姐”王琦瑶,曾有人说原型就是王韵梅。
王韵梅为“美丽”牌香烟做的广告,广告语是:“提袋中备美丽牌一包,交际场中可无愧色。”
相比之下,亚军谢家骅倒是凭借“选美”比赛中积累的人气,顺利在影视圈出道。1947年,香港大华公司的《满城风雨》邀请谢家骅出演,后来她又拍了一系列电影。不过,谢家骅后来嫁给富商荣海幸,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荣海幸是休掉前妻后迎娶谢家骅的,但等待谢家骅的却不是一段真挚的爱情,而是一个家庭保姆的待遇——荣海幸不允许谢家骅有任何交际,专心在家抚养他和前妻留下的八个子女。这是受过新式教育,希望独立自主的谢家骅所无法接受的。1948年7月28日,谢家骅在多次请求离婚而遭到丈夫漠视之后,在家中吞安眠药自尽。
谢家骅
舞星组的管敏莉后来也了无音讯。京剧组的言慧珠作为梅兰芳的亲传弟子,在新中国建立后依旧从事京剧工作,但未能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幸免,最终在1966年9月10日,于家中悬梁自尽。
在这些冠军里,歌星组的冠军韩菁清最后还是在事业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她在1949年去了台湾,还是从事歌曲方面的工作,对台湾的流行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1967年,36岁的她发行了自己第一张唱片《一曲寄情谊》,销量达到了100万张。她另一个为人熟知的故事,是在44岁的时候,与72岁的著名文学家梁实秋结为夫妇。韩菁清在1994年逝世,时年63岁。
韩菁清和梁实秋
轰轰烈烈的“上海小姐”评选就这样随着时间而逝去。
有的人留下了故事,而有的人,只留下了名字。
【馒头说】
抛开这次“选美”大赛的各种幕后的政治因素,想单单聊聊“选美”本身。
讨论这个问题,大概是件挺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很容易陷进“男权”和“女权”的争论中。
很多女权主义者认为,“选美”本身就是一种“物化女性”的行为,应该坚决抵制。这种观点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整个“选美”的过程中,女性的相貌和身材,占了很大的比重——而这些,似乎都是在迎合男性的眼光。
但是,如果完全把“选美”归入“物化女性”的范畴,似乎又有两点说不太通。
第一点,是不少选美比赛——事实上现在单纯的选美已经不多了,如果宽泛一些扩展到现在的综艺选秀——是不少女性自觉自愿,甚至积极主动报名去参加的。她们愿意在公众面前展现自己的风采和才艺(当然绝不仅仅是相貌),说句实话,当然也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乃至聚焦,乃至走上明星和偶像之路。
第二点,类似这样的比赛,女性观众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她们参与的热情,有时候远比男性观众要高。她们同样愿意用女性的目光来欣赏女性,品评女性。
当然,可能也会有人说,这是因为现在是男权社会,很多女性的思想其实是被男权化了,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这是一个很难讨论清楚的问题,不过至少可以说一点的是,其实现在男性“选美”也大量存在。从某种角度来说,现在的男性“选秀”可能还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单一“选美”——相当一部分选秀出来的男性“小鲜肉”除了拥有一副被部分女性认可的面容之外,其他的综合才艺很难找到出彩之处。
所以归根结底,在我个人看来,女权其实应该表现为一种“选择权”——女性可以选择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尤其事迫于男性化的眼光而被迫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比如说:
你要二胎(哪怕一胎),必须要征询我的想法,如果我不愿意,谁也不能强迫我;
我愿意做全职主妇是我愿意为家庭付出,但我如果要做职场女性,请你和我一起分担家务和照顾孩子;
如果在能力相当的前提下,我有权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升迁和任职权力,而不是因为世俗乃至男性的眼光,我就必须迁让……
当然,也包括“选美”:我愿意参加,那是我的事,但如果我不愿意,没有人能强迫我和评判我。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那场1946年的“上海西小姐”选美中,王韵梅也好,谢家骅也好,她们之后的境遇,其实折射的是女性“选择权”的缺失,或者说,在当时的环境中,社会能够乃至愿意给予的女性的“选择权”,实在少得可怜。这和“选美”本身关系并不大。
当然,7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观念和思想已经大大进步。但是,即便是现在,你是否敢说,现在的女性就已经获得和男性一样公平的“选择权”了?
任重道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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