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发展,商品的繁盛,市场的膨胀,消费社会的来临,视觉艺术如火如荼席卷而来。影视、广告、图片、形象以及各种人造符号等主宰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在享受各种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迷失了自我。在后现代语境中,视觉艺术要做到正确引导大众,提升人们审美理性,就要避免低俗,趋向崇高,体现出十分鲜明审美现代性之表达。
一、图像盛世:后现代语境下视觉文化之转向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更新与发展,以印刷、书写为媒介,以绘画、雕塑为表现形态,以再现与表现为特征的视觉文化,逐步被以光、电、声、色等为传播媒介的机械复制的仿像所代替,新型视觉文化的到来使人们进入视觉生存的时代成为不争的事实。对此,德国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就曾预言性指出“世界成为图像”。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电子媒介如电视、录像迅速普及,文化生产趋于企业化,精神产品也开始按照商品的逻辑被投向市场,影像文化比文字文化显示出更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对此,金丹元指出,科技和信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电视这一新型的传播媒介的出现,又使千姿百态、由各种不同影像组成的世界一下子闯入了每个普通家庭。随着电视的出现,广告得到了爆炸性发展,特别是电视广告以其特有的迅捷和高效率完全突破了过去的广告形式,电视广告也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迈克·费瑟斯通说得好:“观众们如此紧紧地跟踪着变换迅速的电视图像,以致于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连结成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他(或她) 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迭连闪现的屏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感官刺激。”[1 ] (p. 8)在消费社会诱惑颇多的当下,穿越利益迷雾,明确社会公器的历史责任,则是电视媒体能够持久发展的必由之路。形象、照片、摄影的复制、机械性复制以及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仿象。在功能上,它成为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文本上,它成为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李晓林认为:“大众的审美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社会发展使大众对美的追求成为可能,大众审美文化又把美作为价值尺度推给大众。??大批量生产的文字和图像垃圾充斥了市场,麻木了人们的神经,人们什么都有,却没有个性,没有自我,成了‘欲望的机器’(德勒兹) 。”[2 ] (p. 255)艺术作品只要变为一种商品,或者商品化的逻辑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后现代美学最根本的特征是主体逐渐淡化、消解,不要深度分析、强调平面化和复制的泛滥,这样就势必导致现实与非现实、艺术与非艺术间界限的模糊,乃至消失。
金丹元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印刷文化被视觉文化、影像文化所取代,似乎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都成了游戏或拟真,幻觉、幻影与现实、真相合流,而且,只要有了真正现代意义的大众传播就一定会有流行、媚俗和批量生产的复制品。”[3 ] (p. 313) 视觉艺术无法回避复制和仿象,这正是后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正如杰姆逊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最基本的主题就是复制。后现代主义文化正是具有这种特色。艺术不断被翻录、仿造,艺术的个性、创造性、独特性特征也被消解了。英国艺术理论家冈布里奇对于视觉形象被大量复制的现状表示极大的关切,他认为:“以往任何时代也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视觉物像的价值竟至这样如此的低廉。招贴画和广告画,连环漫画和杂志插图,把我们团团围住,纷至沓来。”[4 ] (p. 7)
电子媒介由介入到主宰影视的生产、形象的制造、图片的设计等,它几乎成为决定视觉思维、视觉需要、视觉生存的导引者。因此,视觉艺术势必会成为消费社会的装饰和卖点。视觉文化的商业化构成了当下民众的生存状态,“当科学和金钱作为社会动力的车轮对其余的社会领域的自治的入侵不断时,以非差别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过程就在艺术、科学和道德诸领域自治的分隔趋于崩溃的时刻开始了。当商业动力推进到把现代主义本身吸收入市场的高峰时,新的震撼( shock of new) 就被拆除了,前卫艺术也成了一种合理的投资。”[5 ] (p. 132) 在现代文明社会和大众社会中,由于影像万能而削弱了理性思考能力。感性的、娱乐的画面的泛滥,可能会剥夺人的个性,瓦解人的意志,使人成为丧失批判力的视觉享乐动物,造成人的理性思维的弱化。这样,视觉艺术就成为现代性的战利品,丧失了自己的超越品格,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当代社会问题。
二、审美救赎:现代性视阈下视觉艺术之自律
尼尔·波兹曼曾经总结,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以批量生产的方式来迎合消费者需求的后现代性视觉文化,所提供的正是一种消遣性的“原始魔术”,它通过对观众无意识欲望的调用,为大众制造一个快乐原则的狂欢节。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电视是对我们的智慧所提出的新的严峻考验。如果我们成功地掌握了这一新兴的媒介,它将为我们造福;但是它也可能让我们的心灵长眠不醒。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过去,正是因为不可能表达和传达直接的体验,使语言的使用成为必要,因而也强迫人们使用概念来思维。??当传播可以通过手指的一按而进行时,人的嘴便沉默了, 写作业停止了, 心灵也会随之凋谢。”[6 ] (p. 195) 在对现代化的追求成为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化语境中,不论社会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发展到何种程度,而以审美现代性叩问启蒙现代性并作出理性反思,二者携手共同构筑全面发展的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视觉文化应该表达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体验和认识,提供一种人文远景和审美理想。正如著名作家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应该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迈克·费瑟斯通说得好:“陈列展览的各种影像,也许调动起了各种快感、激动、狂欢之情乃至无序的行为,而在体验它们的时候,却需要自我控制。”[7 ] (p. 36)
视觉审美文化应区别于一般大众文化,因为它还具有审美属性。审美属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感性现代性的物质主义,使物质消费带有某种精神性,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媚俗文化的提升,消除技术对人统治的后果。因为艺术“确实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它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平庸刻板中拯救出来,特别是从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拯救出来。”[8 ] (p. 342) 海德格尔曾提出个体之于现代社会中,在“诗意栖居”的精神救赎中寻求人类本真的家园,这不仅是对生存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还是对现代人生存的形而下的体验。通过把审美的日常生活意识引入现代生活,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使现代个体从日常生活的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实现生活的审美化。
由于现代工具理性的盛行,生命终极意义的日益式微,导致了个性自主性的迷失,个体在现代社会中无所适从,一时找不到温馨的精神家园。为了拒绝日常生活的物化与庸俗,艺术需从现代生活中脱身而出,站在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在保持自身的纯洁与自由中实现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对此,阿多诺曾指出,艺术是社会的,这主要是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只有在变得自律时,这种对立的艺术才会出现,艺术的这种社会偏离恰恰就是对特定社会的坚决批判。边缘化与自律性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虽然艺术自律性导致了艺术与生活的某种距离,但正是这种距离,才能对社会进行深入观察,进而给人们提供审美运思的开阔自由空间,使人做出与现实生存不同道路的另一种生存选择。它使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免于丧失自我,免于精神沉沦,进而成为一种拯救力量。现代主义哲学重启蒙和救赎,推崇自我存在的觉醒;后现代主义则不理会启蒙主义和精神救赎,它打破工具理性启蒙,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以冲击理性思维的共通性、整体性,并常常
嘲弄所谓“神话”合理性标准。后现代主义对古典主义、传统的现代理性和僵化的思想模式的确有一种批判功能,它追求平等、民主、自由,要求文化的共享和形式的多元化,本身也是现代性进程的要求,但如果完全取消权威话语,只解构而不结构,反中心、反历史、反本体、反主体,一切都变成非理性的形而下,那么社会就会变得无秩序、无规则、无意义可言,制造出来的则是混乱、零碎,乃至低级趣味和无政府状态。
三、理性启蒙:视觉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反思
文学艺术的恒定因素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这种不变的永恒性不仅是文艺现代性得以传承的根基,还是古今文艺审美现代性互通的渊源。在波德莱尔看来,文学艺术的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逝的、偶然的东西,是艺术的一半,而其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这虽对文学艺术的永恒性构成一种反叛和颠覆,但却不能消解文学艺术的永恒审美价值。文艺系统中的恒定因素或永恒主题本身具有超越性,可以适应任何时代人们的文化期待和审美需求,是审美文化的常青树,是文艺不朽的生命力。
现代主义完全抛弃了理性主义,以非理性对抗理性异化,现代世界被剥去了理性的光环,审美变成了审丑。于是,审美现代性中的历史感被淡化了,人存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被忽略,人生的意义被消解,理想失去了往日的光环,灵魂在对身体的张扬中流离失所,对审美现代性这种极端化、激进化倾向,应对其进行审视和纠正。审美现代性促进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进程,视觉文化极大丰富了民众的生活,也使审美主体的视听感知能力有了时代性的变化和提高。但它的市场化、商业性却导致了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怀疑和疏离。传统文化艺术中那些引以为荣神圣的元素,诸如深度、忧患、永恒的情感等都消失殆尽,而被世俗梦想和文化游戏所代替。对此,王德胜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商品观念大规模地主宰人的精神世界,随着技术话语对人文价值领域的不断侵入,人的生活活动及其价值存在方式不断在原有规范基础上遭遇巨大挑战。现实文化活动的消费兴趣向生命精神的平庸化、大众日常生活价值深度的消解,这些都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现实中国) 所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9 ] (pp. 7 - 8)
实际上,后现代虽然消解了崇高,显得零散化,并常出现拼贴、变形、无深度效应,打上了大众消费的印记,但也绝非丝毫没有价值和使意义彻底消亡。可以说,审美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使新的文艺形式和审美观念的产生,另一方面,则促使传统的文艺形式和审美观念的毁灭。在文字主宰的时代,人们可以在阅读中思考、想象、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或吟咏沉思,或品味再三。读小说、品诗歌、观戏剧、赏雕塑促使人们去“苦读”、“细品”、“驰骋想象”与“哲性体悟”,人们可以在静思默想中咀嚼艺术的灵韵。这是凝思带给人们的韵味和意境之美,也是审美现代性中理性高雅的享受。但在电子传媒、视觉物像主宰的时代,观看与思考常常是疏离的,人们看到的仅仅是画面的瞬间闪现,在饱食了视觉盛宴后无暇进行深度思考,也不可能完全进入凝神关注纯审美的境界。视觉物像不仅代替了印刷媒介的权威地位,还极大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因为他们越来越满足于不假思索地接受外来信息,越来越迷恋直观的复制形象,不愿再进行个人的阅读和思辨,他们所关注的是流动的现象而不是恒定的主体。如在影片中过度渲染视觉的魅力,而对画面背后的意义追问却漠然视之。法国作家杜亚美就曾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他认为,自己无法再去思考还能思考什么,活动的画面已经充满了他的全部思想。杜亚美的感同身受与本雅明的观点不谋而合,本雅明认为:“人们可以把放映电影的幕布与绘画驻足于其中的画布进行一下比较,后者使观赏者凝神关照。面对画布,观赏者就沉浸于他的联想活动中;而面对电影银幕,观赏者很难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索,当他意欲进行这种思索时,银幕画面就已变掉了。电影银幕的画面无法被固定住。”[10 ] (p. 142) 实际上,观赏者面对银幕上的画面,还没来得及认真体察,刚刚建立起来的联想审美冲动就已经被这些画面的变动打乱了。再以电视剧为例,观众所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人物表演,这就无法像在剧场看戏那样直接与活生生且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演员本人相面对,因此就无法获得充实的现场感。电视消解了印刷文化给予启蒙的特征“, 电视给人的是图像,语言是经验的抽象描述,而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图画不会提出一个意见,它不隐含自身的对立面和对自身的否定,它不需遵守任何证据规则或逻辑。??而且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去思考。”[11 ] (p. 105) 观众长期面对画面闪烁的屏幕,就会莫名其妙产生一种漂浮与空虚感,沉迷于互联网上的“网虫们”肯定会有很真切而深刻的感受。这正印证了鲍德里亚所说的话,人们置身于这个仿真世界与超现实的空间,具有吸毒般的漂浮感。
由此可见,凝神专注和娱乐消遣是作为两种对立态度存在的,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作品中,他全部身心都融化在审美接受过程中;与此相反,进行娱乐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满足之中。后现代审美景象所营造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乌托邦”,一个迷离虚空的“海市蜃楼”,它带给人的是追逐好奇而遗失了灵韵欣慰,使失去了精神家园的灵魂在乱花溅欲的世界里孤独游走。视觉文化的转向存在无法避免的悖论:审美主体的建构与丧失,艺术真实的追求与消解,创生的演绎与逃避等,这明显具有了后现代的特征。电子传媒用图像符号代替了非具象性的符号,消除了人们的知觉与符号之间的距离,消除了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进而消除了从符号的所指到能指之间的思维过程。
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中走出来,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界限被打破,艺术成为任人消遣的一种手段,甚至理论也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商品。人们拱手交出他们宝贵时光时,在光怪陆离的伪个性中牺牲掉创见与创意,导致审美鉴赏力的衰退。在这种消费语境中,大众性、消遣性、复制性、零散性、分裂性、反权威、无深度迅速蔓延,而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正逐步丧失。诚如本雅明所说:“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这是一个有明显特征的过程,其意义超出了艺术领域之外。”[10 ] (p. 115) 本雅明所说的“韵味”的丧失,即为现代传媒和复制艺术对传统文化艺术产生的影响。文艺走出高雅走入低俗而变得无足轻重,品位的低下、风格的丧失、韵味的疏离最终导致道德人文的滑坡,人们的审美心态摇摆失衡,视觉艺术的动人华彩随着物化正逐日消散。苏珊·朗格认为:“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即使在熟练技术的适当指导下,各类艺术之间的转换也不会产生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转换过的艺术作品中,原作的艺术价值一丝一毫也见不到了。”[12 ] (p. 101) 正是由于后现代文艺的这种走向,使其越来越失去了审美现代性原有的精神特质。审美的泛化虽为文化的时代演进,但审美的物化现象却不能承载审美现代性全部的精神品质,视觉文化应该以人文品位孕育人的生存样态。
转型期的中国还需要深层次的现代启蒙,视觉文化应承担起提升民众文化品格的重任,文化创意要突出时代精神,贴近民众世俗生活,力求凸显全方位的文化视角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进而满足各个阶层受众的审美需要,以引导与提升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启蒙民众、娱乐民众、提升民众审美趣味的多重文化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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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后,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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