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与文学走向质疑

        近一时期，关于消费社会与文学消费的探讨逐渐热闹起来，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当今中国正进入消费社会，因而文学的消费性与时尚性也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宁逸的《消费社会的文学走向》一文，便对当下消费社会与消费文学的图景作了一番颇为生动的描述，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对这种现实的认同与企望。对此，笔者不无疑问，特提出商榷。

一、“消费社会”：中国的现实？

尽管现在人们都在争相谈论“消费社会”，但在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我总感到这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究竟何为“消费社会”？是指这个社会已经能够无条件充分满足人们的消费，还是指这个社会的人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和条件进行消费？还是说当今社会的一切都已完全是为了消费？似乎都不甚了然。从社会现象看，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和感受到的只是来自卖方市场的热闹：如琳琅满目的商品，大房子、小轿车，迪厅、酒吧、度假村，光碟、CD、录影带，据说还有所谓生产过剩、商品过剩等等。因此从政府到企业到商家，都不遗余力地宣传消费，吸引消费，鼓励消费，乃至要刺激消费。不仅如此，还有无处不在的各种广告，无时不在鼓噪的各种媒体炒作，更把这种“消费”的热闹景象放大和强化了。然而换个角度，倘若从买方市场来看，真正能够按照自己的欲望需求随心所欲消费的可能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虽有消费的需求，但往往没有消费的能力，或者由于种种远虑近忧而不敢放胆消费，这背后隐含着许多严峻的、甚至不无危机的社会问题，令人深思。在卖方市场的夸大消费与买方市场的困窘之间，实际上存在很大反差，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而言，或者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现实而言，放言“消费社会”都还为时过早。所谓“消费社会”，实际上不过是卖方市场、广告商和媒体为了各自利益合谋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一个神话，而未必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一些文化人大谈“消费社会”，是只见其表，不究其实。

从现实出发来看待现实，我更倾向于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处于现代化与全球化交织互动中的多元化社会，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比如，从人们的生存状态看，由于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复杂原因，社会现实中超富豪型、富豪型、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等种种生存境况并存，差距甚大；与此相关联，不同生存处境中人们的现实感受、思想情感、心理期待、价值观念、以及所关心的问题等等，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同样具有多层次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上述一切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中，则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因素杂然并存，并非所谓“后现代消费社会”所能一语涵括。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当今的文学实际上也是在不断走向分化发展，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文学形态，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新潮流的文学；社会功利性的、审美化的、游戏化的、以及消费性的文学；网络化的、图像化的、多媒体的、以及传统文字形式的文学等等，都各有其相应的现实需要与生长空间，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并存发展。因此要说当今的文学全都走向了休闲消费的文学，也恐怕并非事实。

不过问题在于，这种社会多元化存在的现实，在一些人的观念与视野中有意无意被遮蔽了，而人们多元化、多样化的生存与需求，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多样化需求，更是被大大忽视了。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仅仅被归结为“消费”，并且这种消费还是以白领丽人、成功人士或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趣味为标准，他们的消费追求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时尚，成为了引领消费潮流的标志。试看当今各类消费广告和媒体宣传无不显示这种特色，不少文艺作品也极力追逐这种时尚，以其夸张的描写不断强化人们这种印象。然而实际上，这种简单化、表面化、夸大化的社会形象描绘，把社会存在的复杂性、严峻性等等都掩盖起来了，同时也把大多数人真实的愿望需求给压抑和剥夺了。以此虚假的描述来推断当今社会的发展与当代文学的走向，既是一种不真实的判断，也显然容易造成误导。

二、消费时尚：存在即合理？

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当今中国在整体上已进入消费社会，但就社会生活以及文学中的某些现象而言，我们又的确应当看到并承认，崇尚和追逐消费乃至超级享受，确实已成为当今的一种时尚，即使说已形成一股消费主义潮流似乎也不过分。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现象呢？我以为首先需要确立一种进行观照与评析的价值尺度，这就是人性的尺度或“合乎人性地生活”的尺度。

以这一尺度来看，应当说，消费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甚至可以说，人们的消费水平和质量如何，恰恰是人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在过去的时代，政治至上，体制僵化，生产力低下，消费品短缺，加以思想观念上禁锢，把人们的消费水平与生活质量压得很低，甚至压抑在基本需求线以下，这显然不是一种合乎人性的生活。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商品大为丰富，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无疑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人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时至今日，除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与生活质量事实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外，在消费市场和人们的消费观念中，消费几乎没有任何限度，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在这种时候，对于这个社会和对于那些有充分条件进行消费的人们来说，就带来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追求什么样的消费趣味，崇尚什么样的消费观念，以及赋予消费一种什么样的意义。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来看，从大量商品广告和媒体宣传所虚拟引导的消费取向来看，从不少文艺作品所描绘的富人们的生活场景及其所渲染的价值观念来看，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时时涌动着一种可直接称之为消费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无形之流。一些人把消费视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乃至人生的全部意义，曾有人宣称人生不过两件事：拼命搞钱和拼命花钱（既要满足拼命花钱，则拼命搞钱就很可能不择手段了）。而一些人所谓消费，则又更多是追逐感性欲望的满足和当下的快乐，对他们而言，所谓昨天（历史）、明天（未来）都毫无意义，有意义的只有今天乃至当下的消费享乐；对自我之外的一切一概没有兴趣，所关心的唯有一己的消费需要。这样生活的内容和人生的意义真的就只剩下消费，人也就完全成了感性存在的动物，成了“消费的动物”，人生的意义大部分被抽空了，由此带来的是生命之不能承受之轻。

概言之，正常合理的消费本身无疑是合乎人性的。尤其是在经历了过去的消费短缺、生活困窘的非人性化生存体验之后，人们对于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期盼与追求是必然的，也是符合“合乎人性地生活”的发展目标的。问题只在于，感性解放并不是人性解放的全部，感性需要的满足并不是人性化生存的全部，消费行为也不是生活内容和人生意义的全部。倘若不恰当地将消费（尤其是感性的欲望化的消费）的意义加以夸大，使人的消费欲望无限度膨胀，则有可能反伤人性，遮蔽与消解人生的丰富意义。

对于当今的文学而言，当然也有一个在消费主义潮流中何去何从的问题。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潮流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吸引着、甚至诱惑着文学活动，文学作品作为商品和消费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消费市场规律性的支配，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并从中获得相应利益。另一方面，文学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则又在人生价值观念上给人们和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超出一般消费品的特性和意义。那么当今的文学，是象宁文中所描述的那样，认同消费主义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以适应这种社会发展为充分理由，完全无条件地去顺应这种消费主义潮流呢，还是需要构建某种应有的价值立场而有所坚守呢？这不能不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三、面对现实：文学何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现代性”的概念来稍加论析。按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并不是一种单向性的进化运动，不是所谓“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会发生裂变，形成矛盾冲突。比如西方近代的启蒙现代性，体现为一种高度理性精神（如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它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福祉；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许多传统社会所没有的问题。这样“现代性”便发生分裂，裂变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现代性”，它继续追逐科技高度发达、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现代性”，它对前者所带来的后果及其问题进行批判反思和怀疑抵制，所要极力维护的是人的主体性。二者同根同源却又反目成仇，形成紧张关系和激烈冲突。（参见周宪《现代性的张力——现代主义的一种解读》，《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紧张关系和激烈冲突所形成的“张力”，才使一个社会保持比较合理健全的发展。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这种理解，应当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由于中国社会封建主义历史太长，因袭的负担太重，经历的苦难太多，落后得太久，与西方社会的差距太大，因此国人对社会现代化的愿望特别强烈，追逐特别急切；还有长期的非正常社会生活使人们的感性欲望压抑得太久，精神情感被虚幻化的理想欺蒙太深，因此当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自由的生活空间，经济发展带来了满足欲望的较大可能的时候，也就有可能出现过于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人的主体价值，过于张扬感性解放而贬抑理性精神，过于追逐消费和欲望化生存而抽空人生的意义等种种现象，从而造成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人性解放，却又走向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性失落。所谓“消费社会”之种种现象，便无不透出此中消息。

然而让人感到忧虑的是，在当今社会仍然保持向消费主义目标单向度强劲推进之势的时候，却缺少站在文化现代性立场上的批判反思，使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缺乏应有的“张力”，这显然不利于保证一个社会的健全合理发展。文学本应是文化现代性的承当者，而且文学是人学，它应当有责任坚守文化现代性立场，以人性的、“合乎人性地生活”的尺度，来批判地审视和反思所谓“消费社会”的现实，以维护人的主体性和人生意义价值。如果文学只是一味地认同消费主义的社会发展趋势，完全顺应乃至主动迎合这种消费主义潮流，放弃应有的价值立场，这只能说是文学的自我放逐，或者说是文学意义的自我消解。

其次，再就文学本身而言，也有一个文学现代性在自身发展中的自我裂变与形成张力的问题。新时期文学的变革发展，首先是突破了政治工具论的桎梏而回到文学自身，获得了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复归了文学的审美本性，标志新时期文学开始获得了一种现代性品格。然而随着这种发展，后来的先锋或实验文学却又过于疏离了社会与大众，走向了个体审美主义，走向了纯艺术追求乃至形式主义，走向了审美乌托邦，于是文学现代性就发生自我裂变，产生了对这种趋向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并在1990年代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中，从个体审美的小圈子中突围出来，走向适应社会的市场化发展，形成了大众文学的审美意识，显示出新的现代性特征。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文学在满足社会大众审美需求的同时，却又过于顺应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场消费趋向，过于走向边缘化与世俗化，过于重娱乐休闲而轻社会人生与诗性审美，由此带来文学价值的失重。在这一现实面前，文学现代性是否有可能再度裂变而产生一种力量，对自身的媚俗与平庸加以反思批判，从而形成一种必要的张力呢？

（载《文艺报》2003年10月28日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