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雪霏霏看杨柳
——世纪之交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
侯文蕙
本文原载〈读书〉，2001（6）
从花斑猫头鹰说起
“我们的国会议员和林务官们是否知道，在这些森林里经历了千百万年变迁的非人类生命，现在正因为失去了栖息之处而在走向灭绝？他们可曾看见这个包括700个濒危物种的表格？……”
这是1989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莱恩郡会议中心，一位名叫芭芭拉.凯利的妇女正在发言。这里在进行一个听证会，参加会议的有本地官员、联邦机构发言人，以及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和伐木业等利益集团的代表。但是挤在大厅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市民。他们之所以不顾炎热，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参加这个听证会，为的是他们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北方花斑猫头鹰-一种太平洋东岸美国北部的古老森林中的奇特猛禽，是否应该根据国家“濒危物种法案”列入到正在受到威胁的濒危物种表去。
芭芭拉.凯利是“拯救我们的生态体系”组织的领导人。她极力支持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她认为，保护花斑猫头鹰，也就是保护它所栖息的古代森林，而这样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了。因此,为了保护这些残存的森林,就必须终止砍伐。她说，如果继续砍伐，这些森林就将变成由“一排排难以抵御火灾和疾病的单一树种”组成的人工林场，成为既不适于猫头鹰，也不适于美洲豹和其他野生动物甚至人生活的地方。（整个生态环境将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她的发言得到了听证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的呼声主要为来自在伐木业工作的人们。吉姆·斯坦达德，一个世代靠伐木为生的男人，在会上发言道：“伐木业一直被谴责为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者。……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伐木者在砍伐的同时，也在栽种；因此，他们不是在“毁灭”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而是在“扩展”它。他坚持说，在维护“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永恒”上，“伐木业比任何一个群体都做得多。”因此，他敦促大家去“努力保护那些努力保护森林的人”，不要去为了“一只小鸟”而在乎它赖以生存的树有多大或多老。一位名叫苏珊·莫根的妇女的态度则更为明朗。她代表“俄勒冈开发工作者”组织和一群依靠伐木工业生活的家庭。她强烈呼吁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不要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否则就将会毁掉千万个像她那样依靠伐木业为生的家庭生计。
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整个听证会的气氛激烈而紧张。
实际上，这次听证会只是自1987年就开始的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辩论的一部分。
1987年7月，国家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收到一份根据国家濒危物种法案将花斑猫头鹰列入濒危物种的建议书；但在当年的12月，管理局就以论证不足而做出了不能列入的决定。为此，国内的一些大型环保组织，其中有荒野学会和奥杜邦协会，发起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大辩论。前面提到的尤金听证会就是这个大辩论的缩影。
显然，辩论双方的分歧并不在于花斑猫头鹰是不是濒危物种，而是在于，当人的经济利益与非人类的生命发生冲突时，孰为先？是否值得牺牲前者而保护后者？
1990年6月，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终于将花斑猫头鹰列为濒危物种，并据此而划出了总数达690万英亩的花斑猫头鹰栖息保护区。做出这一决定的根椐纯粹是科学性的，即这种北方花斑猫头鹰只能生活在太平洋东岸的西北部古代针叶林中；而80年代伐木业的增长正使这个地区的古代森林急剧减少，不仅严重威胁着花斑猫头鹰的生存，甚至也威胁到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随后，1993年，克林顿政府又在公共森林中划出740万英亩作为花斑猫头鹰栖息区，另有260万英亩河滨地为水生动物保护区。
这无疑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一大胜利，至少从政策上是如此。而且，尤令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欣慰的是，在这个漫长的猫头鹰辩论中，舆论的多数一直是倾向于支持他们的。1990年，据CBS新闻和纽约时报的调查，有74%的应答者都表示支持不惜代价地保护环境。这个比率比1981年提高了30%。因此可以说，联邦政府有关花斑猫头鹰的一系列政策是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可的。而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正是美国人的环境意识的提高促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在经历了80年代从里根到老布什执政的低谷期后，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似乎又可以重新高涨起来，并在90年代迎来继70年代之后的又一个“绿色的10年”；而这场因花斑猫头鹰引发的辩论似乎也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事实却远非如此。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发现，在整个90年代，他们不仅不能高歌猛进，反而不得不左拼右挡，去对付来自不同角度的冲击和挑战。
有来自环境保护主义反对派的狂言：“环境保护主义是一个新的异端。” 1992年，“明智的利用”运动领导人让.阿诺尔德公开声称。他认为，“在环境保护主义这哪里，树木受到膜拜，而人却成了奉献给祭坛上的牺牲。它是邪恶的，因此我们要摧毁它。”还有来自环境保护运动内部的不同意见：“我们是为了保护人而活动，而不是为了鸟和蜜蜂。”环境正义者如是说。“非裔美国人不关心‘濒危物种'，因为我们才是濒临危险的物种。”还有些环保正义者甚至这样认为。
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以里根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上台，反环境保护主义的力量也在逐渐抬头，并在90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势力，成为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反对派。他们不仅对政府在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土地、湿地的管理和政策不满，而且还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利或地方权利为名，通过院外活动和法律诉讼来达到目的。他们的名目繁多、形式多样，诸如“明智的利用”运动、“郡县至上”运动、“财产权利”运动等等，但宗旨都是反环境主义的。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明智的利用”运动。让.阿诺尔德断言：如果沿着环境保护主义的路走下去，“在20年内，美国所有的工业和私有财产都将被毁掉。”因为环境保护主义损害了他和他那一群体的经济利益，所以，他认为有必要用“明智的利用”运动去替代“环境保护主义”。
“明智的利用”本来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领导者吉福特-平肖为其功利主义的自然资源的持续管理和多种利用理论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到了80年代后期却被一些反环境保护主义者用作概括他们行动的标志。1988年，一个叫做“自由企业保护中心”的组织举行大会，会上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利用方案”，要求国家允许在公共土地上进行商业性的矿产和能源开发，允许对国家森林中的老林进行采伐，修改1974年国会颁布的“濒危物种法案”，允许在北极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钻探石油，在国家公园内促进商业开发，并要求在公共土地上签订放牧契约以保证私有财产权利等。
不难看出，整个“明智的利用方案”都是针对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以来的国家环境法规，特别是自然资源管理法案提出来的。因此，它不仅得到了利益集团，尤其是木材、矿业以及石油等大工业公司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来自基层的小土地所有者、农场主的用户。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人，不仅是有产者，甚至还有那些与有产者有联系的工人--因为更多的经济开发便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工业家们则更是不失契机得去鼓动工人和当地的人们去支持他们的行动，甚至在工人去参加听证会时，仍发给他们工资。大概正因为如此，“明智的利用”运动的领导人才敢于吹嘘，他们的阵容除了他们500个合法组织和500万积极分子外，还拥有1.2亿同情者，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一半！尽管评论界认为这是一个为了鼓舞士气而夸大的估计，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性--这个反环境保护主义的运动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的。
除了强大的阵容，“明智的利用”运动的组织者们还有来自企业的雄厚资金的支持，并与政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院外集团、听证会，甚至组织示威，对国家、州县各级立法机关施加影响，与政府立法机关中的保守力量相呼应。在他们的影响下，1994年克林顿提出的几项环境法案都未被国会批准。例如，在采矿业的压力下，国会反对批准征收矿业税和对采矿制定硬性环境标准；安全饮水法因共和党议员要求修改而搁浅；要求将国家环境局升级为部级机构的提案也未得到通过。相反，国会却努力要通过一些法案来削弱政府对环境的管理。例如，1995年提出了一个“私有财产权利法案”，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濒危物种法案”和其他国家法案都不适用于私有财产。
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不能不感到忧虑。塞拉俱乐部，美国的十大环保组织之一，在致其会员的信中说：“我们面临着一个有着超级资金来源的，反环境的，并被盲目崇拜的怪圈。……其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和整个环保运动。”
但是，更令环保主义者们不安的是在环境保护运动内部出现的分歧。例如“环境正义”运动。它是一个最初发生在80年代初的在有色人种社区的，针对政府环境政策中的种族偏见的抗议活动，后来则发展成为一个争取全面的环境正义的运动。1991年10月，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参加会议的300多个代表团正式用“环境正义的17条原则”宣告了他们与环境保护主义的不同立场。
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眼中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环境为我们提供发表评论我们时代各种问题的讲坛。军事和防御政策的问题、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城市的未来、运输、住房、土地和主权、自决权、就业……等等。”她还坚持说，为了和那些主流环保组织建立一种“公正”的、“平等”的、“互敬”的和“互利”的关系，就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解释生态和环境上的各种问题。
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观。它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且还将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它所反映的是生活在美国下层的，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的有色人种社区群体的要求。因为环境观的不同，在他们所关注的环境问题上，也与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有着明显的分歧。例如，后者的眼光主要盯在诸如野生动物、森林、荒野等属于白人文化传统的自然事务上，而环境正义者们则更注意城市社区的生活健康和卫生条件。因此，在环境正义者看来，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是置身于“环境”之外的。早在1990年，一些环境正义组织就曾经给10个最大的环境保护主义组织写过两封信；在信中，他们批评这10大组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组织，“他们没有承担起对第三世界社区的义务，却一直在继续支持保护那些远离工人阶级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环境的政策。”而且还“以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公害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用我们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全然不顾我们的生存需要和文化需要。”
出于上述立场，许多环境正义者也开始使用“濒危物种”这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所惯用的术语；然而，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濒危物种”并非指某种猫头鹰或鲸鱼，而是指处在环境危机中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区底层的有色人种。有些“环境正义”组织，甚至反对称他们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因为这个称呼有悖他们的宗旨。
发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将“环境正义”和“明智的利用”这两个运动进行比较时，我们会发现，这两个代表着根本不同阶层利益的运动，其最终的斗争目标竟然是一致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尽管“明智的利用”代表了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对环保有着直接影响的工业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环境正义”则是美国社会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社区的代表，他们所关心的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环境；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保护环境必然会制约经济的发展，限制资源的利用；因此，它不仅会影响到有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会影响到为他们工作的人的就业机会。结果便是，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在和环境保护主义相较量时，这两个本处于对立面的阶层，反而会站在同一战壕之中；基于这同一立场，他们在处理和非人类的自然的关系时，也同样总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最终，这种从同一角度来评价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致，使得本来壁垒绝对分明的社会力量不约而同地将其矛头对准了一个目标--环境保护主义。这是自1970年地球日以来，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所从来未遇到过的复杂局面，也是其难以回避的现实。
看来，就一个物种的归宿而言，猫头鹰辩论是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就这个物种的归宿而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念来看，这场辩论却难以收场。环境保护主义者能否取得这场辩论的最后胜利？大概，此时此刻，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望断天涯路
作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环境保护主义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那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危机的时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反主流文化……激烈地冲击着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涤荡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要求变革，是这些社会运动的共同呼声。就在这时，1962年，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出版了，它给这个本来就处在社会动荡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中产阶级，增添了新的不安。
如果说，黑人民权运动的愤怒烈火还烧不到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住宅，美国的炸弹和落叶剂只是降落在距纽约2万公里的越南丛林的话，这本书却让他们发现，死亡正发生在他们的后院--啄食了被杀虫剂污染了的昆虫和植物的鸟正在死去！作者雷切尔·卡森通过对DDT--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杀虫剂在食物链中的凝聚作用和最终对人体的遗传所造成的危害，揭示了一个令人惊骇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人们用以对付被认为有害的昆虫的技术竟然对准了自己。
卡森言辞犀利，却又不失恳切。她提醒人们，要“认真对待生命这种力量”，并谨慎地运用人地智慧和力量克服“征服自然”的妄尊自大的思想。她尖锐地指出，人们目前所面临地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灾难是完全由“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导入人类世界的”。
卡森的警示划破了白人中产阶级郊区生活的静谧和安逸，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注入了一种新的意识：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追求一种比较纯朴的和较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按照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说法，人们是在向与资产阶级文明兴起相联系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发出挑战；因为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技术、追求生产效率和消费，追逐物质利益，并且“形成了个人主义和征服了自然。”
这种强烈的要求把人类和地球从贪欲、从技术的陷阱中拯救出来的愿望，和对一种更文明但是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迅速地变成了一种信念，成为在70年代为美国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普遍所肯定的社会思潮--环境保护主义。在60-70年代的批判和反省的气氛中，这种对工业文明社会和富裕所带来的种种弊病的批评很容易便得到了社会其他群体，尤其那些争取社会变革的群体--如女权主义者、反战者、反主流文化者等的响应和认同。终于，这些要求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和环境保护主义汇合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 1970年4月22日的“地球日”是这一运动的开端。
也许是由于对变革的急切心情，也可能是对环境危害的深深忧虑，环境保护主义几乎是不受任何阻碍地和毫无怨言地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了。“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平衡”不仅成为媒体上经常出现的词汇，甚至也成了普通人的口头语。人们与自然交好的迫切愿望促使他们急于去更多地了解那个曾被视为人类征服对象的自然。他们不仅要亲身投入到大自然去领略它的美，而且也希望理解它所蕴藏的内涵。于是，大卫·梭罗--一个19世纪前半期的自然作家的已被尘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书又重新被摆上了书架；美国的国家公园之父，20世纪初曾为保护约塞来特国家公园地整体性而战斗的自然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成了自然爱好者崇拜的偶像；奥尔多·利奥波德，一位提倡“人是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的科学家，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知和精神领袖，而他的那本融哲理和文学为一体的散文集《沙乡年鉴》更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圣经”。
与此同时，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法规也顺利出台了。至今美国所有的几百项环境法规，大部分都是在70年代制订的，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法律，如国家环境法、空气污染法、水污染法以及濒危物种法都是在这个时期推出的。这真是令环境保护主义者兴高采烈的10年，也是令人怀念的环境保护运动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称70年代是“绿色的十年”或“生态学的十年”。
20年过去了，在60-7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开始被淡忘了，但是，惟有环境保护运动似乎长盛不衰。到了1992年，全美国已经有大约一万多个民间环境组织（或称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中最大的10个组织的成员已由1965年的50万人增加到720万人。1995年，根据民意测验，有73%的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80%的人则把环境看作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在70年代，持这一观点的则仅有7%。完全有理由认为，人们的环境意识要比70年代浓厚多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环境保护主义所承受的压力反而越加沉重了？
也许，对环境保护主义与生俱来的某些特点做一点分析，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又它的困窘甚至尴尬。
首先，是它浓厚的道德色彩。如前所述，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信念，是一种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愿望。要实现这种愿望，按照利奥波德的说法，就必须树立一种自然共同体的意识，“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的征服者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一种道德意识，人们才可能在运用他在这个共同体中的权利时，感到他所负有的对这个共同体的义务。这种认识，不仅依赖于对自然本质的科学理解，同时也依赖于在了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自然的感情。
因此，这一信念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它与那种从经济学角度来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对后者来说，自然只是一种资源，是人类为追求幸福和创造财富的资本；在和自然的关系上，人只需行使权利，而无需任何义务；从而，任何限制经济增长的行为都将是一种对这种特权的侵犯。这是西方500年近代文明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而环境保护，从本质上说，既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制约，也是对其个人物质欲望的克制。这一点，则正是环境保护主义受到那些要保护工业发展和私人财产的既得利益阶层猛烈攻击的根本原因。（这里，顺便说一句，当前流行的所谓“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上也是纯经济学的。在笔者看来，因为它缺乏一个道德上的基础，其结果，恐怕将只能是有“发展”而没有“持续”。）进而言之，就整个社会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因此，任何环境保护在与经济发展的较量中所取得的胜利，大概也只能是局部的和零星的。这是环境保护主义难以克服的一个矛盾。
第二，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中产阶级偏见。前面说过，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世界观，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教养可以让他们去亲近和热爱那些与经济无关的自然事物，但是也很容易使他们忽视与经济有关的社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应是19世纪拓荒者的后代；因此，他们与那曾为这个国家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大自然有着先天的联系。城市拥挤、喧嚣的生活环境往往会勾起他们对田园生活的回想，并促使他们设法为自己营造某种可以回归自然的条件和气氛。因此，登山、打猎、钓鱼、滑雪、野营等一直是美国中产阶级上层的传统户外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空前富裕则给大部分中产阶级提供了旅游休假和野外休闲的物质条件，以致“到大自然中去”成了一种流行的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青少年身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童子军就是美国中小学生野外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正是这种生活方式，非常自然地和顺理成章地，把偏远的大山、河流、森林和城市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大自然不仅为这些城市的人们增加了文化生活空间，而且也为他们在和大自然的关系上增添了一份非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在领略大自然带给他们愉悦和欢快的同时，也开始进一步理解它的美学内涵。这种理解是那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大自然的感情，甚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对野生的东西的特别的热爱。正像《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所说的，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感情已经到了“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重要”的地步。这种对大自然和野生的东西的理解和热爱，甚至偏爱，可以被称作是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种“荒野情结”。
然而，也正是这种“荒野情结”使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忽视了在同一个美国，却和他们不处于同一社会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六十年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犯罪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白人，已经离开了城市中心而迁往郊区，这自然更加深了他们和生活在城市底层的穷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鸿沟。由于偏见，或也由于传统中产阶级的清高意识，使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无视或不愿正视贫穷所带给穷人和少数民族社区的环境问题。环境正义者们向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挑战正是向环境保护主义者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区问题是和自然界一样不能忽视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目前使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困窘的问题还不只是它自身的某些缺陷，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时代所带来的变化--到了20世纪末，那种曾被环境保护主义所激烈批判过的技术崇拜，似乎又在悄然兴起。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五花八门的新技术似乎给人们对应付各种环境灾难上增添了一线希望：人可以用破坏了自然的技术去创造另一个自然。而且还不只此，世纪之交的人们似乎已没有了三十年前的那种危机感：环境问题并不像人们在三十多年前预感的那样严重，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似乎也未到极限。更有甚者，那就是90年代美国连续十年的经济繁荣所滋长起来的一种乐观情绪。人们似乎更情愿相信：“未来会更好！”于是，什么“臭氧层空洞”呀、“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呀，似乎都有“狼来了”式的虚张声势之嫌。这是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所要重视的不可回避的一种观念。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回顾三十年的奋斗历程，站在世纪之交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也许和我一样，有一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悲壮之感吧。然而，我仍认为，不论时代如何转换，环境保护主义都是我们对人类在过去对地球做过哪些伤害的认识和觉醒；它对重建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追求仍然是我们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尺。不论新的技术会如何改变地球，也不论它会给人们带来任何新的希望，我们却必须清醒地认识：人类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其他生命的地球上生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