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怎么了？

　　经济学界对于克鲁格曼获得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意外,甚至有人打趣说,克鲁格曼应该拿两个诺贝尔奖:一个经济学奖,一个文学奖。这大概是因其在《纽约时报》开设专栏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而就文笔而言,克鲁格曼也被《幸福》杂志认为是自凯恩斯以来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
　　笼罩在克鲁格曼身上的一个以讹传讹的传言是,他准确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事实上,一九九四年,克鲁格曼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亚洲增长不是奇迹,来自当时芝加哥大学教授艾尔文·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数字的暴力:正视东亚增长经验的统计现实》(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中的观点。但杨教授的这篇论文直到一九九五年才发表在《政治经济学》(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学术杂志的长审稿和发表周期,无形之中影响了杨教授思想的传播,让克鲁格曼领了先。难怪人们把这一成就记在了克鲁格曼身上。
　　杨教授,克鲁格曼,或者还有刘遵义等人都不过是指出,东亚模式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东亚模式有问题,高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而且大量的FDI会出现问题。这一观念与“亚洲四小龙”以及亚洲价值观的经济学者非常不同,当时可以说属非主流。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才发现原来克鲁格曼说过亚洲模式有问题,但这也断然称不上是预测。一九九九年,克鲁格曼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才正式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总结。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不久前的诸多权威认为提倡基于优越的亚洲体制和独特的亚洲价值之上的亚洲奇迹,现在同样有很多权威(很多就是之前的那一批权威)坚持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失败的亚洲体制的必然结果。但是,如果亚洲体制真有弥天大错的话,过去它怎么会成功呢,今天又怎么会突然崩溃呢?所以,我们应该以开放的态度来分析问题,不要只是简单将过去对亚洲的崇拜颠倒过来。”但,这番警告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克鲁格曼那种“实用主义”的思想态度,也被忽视了。
　　“实用主义”的思想态度,也是凯恩斯一贯倡导的,这一态度一是着眼于应用;二是较注重短期,因为“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克鲁格曼目睹了共和党上台之后,尤其是小布什实行的种种公共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左翼凯恩斯主义者克鲁格曼自然痛心疾首,抚今追昔,生出感慨。他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写的。
　　克鲁格曼认为罗斯福新政贡献巨大,为其后美国经济的“长镀金年代”奠定了基础。关注福利,提高教育、医疗、环境和一系列削减不平等的手段,使得贫困减少,美国经济迎来增长。克鲁格曼和另一位左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一样肯定了工会的作用,尽管角度不一样。加尔布雷思是从抗衡力量的角度切入,认为工会与大型企业之间如果缺少必要的制衡,就会产生相应的不公平,而工会的强大有助于制衡大型企业。而当工会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企业之间也会形成联盟来对抗工会。这种“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
　　克鲁格曼则从工人工资入手进行考察,他发现工会强大之后,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了,这对工人而言是个好事。在克鲁格曼统计的长镀金年代里,工会力量的强盛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冲突。不过克鲁格曼也许心太急了一点,将工会膨胀当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
　　客观地讲,不能说工会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性。问题是,克鲁格曼没有区分开:对公平而言,工会力量增长作为抗衡力量有助于增进公平的观点,是加尔布雷思论证的;对效率而言,工会强大是不是促进了经济增长,是未知之数。尽管在克鲁格曼关心的时间段内,工会和经济增长两者都有正的增长,但是在工会持续增长的七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开始衰退。克鲁格曼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工会的例子只是一面镜子,克鲁格曼在标榜作为自由派的良心时,实际上主要的诉求是平等而非效率原则,并且只是短期内的平等,长期来看并不一定。对于工会的研究表明,长期看,行业工会往往会成为一个垄断性组织,对于企业和非工会工人产生挤压效应。尤其是非行业工会的工人工资往往会低于工会成员,并且非行业工会工人常常因为行业工会规定不得雇佣非工会人员而遭受损失。因此,对工会一味说好的态度,或者推而广之,对一切短期内看似公平的公共政策“叫好”的态度,有短期实用主义的味道,从效率的观点或者从长期来看,都未必是站得住脚的。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的中译本,译者刘波将“Liberal”翻译成了“自由主义者”,引起不少误解。实际上较为确切的译法应该是“自由派”。而自由主义者对应的是“Liberalist”,至于“Libertarian”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三种人各不相同,“自由主义者”与“自由派”之间的区别就算中间没有横亘喜马拉雅山脉,也至少隔了一条黄浦江。相比于倾向“平等”公共政策的“自由派”而言,自由主义者无疑更加看重效率的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就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其侧重而言,克鲁格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自由主义者。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并不是克鲁格曼拿手的题材,而是克鲁格曼对美国政治的一个分析。他认为共和党之所以在美国历史上获得了较长的执政期,种族因素在其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白人精英阶层尽管人数不多,但是凭借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获得了巨额财富,因而可以拿出更多的竞选经费来支持共和党上台,继续推行保守派的政策,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与罗斯福新政背道而驰。
　　克鲁格曼对罗斯福新政及其影响念念不忘,认为罗斯福新政使社会福利得以保障,不平等程度降低。而一九四八年杜鲁门上台,克鲁格曼更视其为共和党被迫承认罗斯福新政难以动摇的地位。克鲁格曼认为“二战”以后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是由罗斯福新政造就的,尤其是战时工资管制和对工会的扶持,使工人的待遇有了较大的提升。同时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使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局面维持了近三十年之久。但令克鲁格曼痛心疾首的是,小布什上台之后却打算拆除罗斯福新政的最后一块招牌,那就是社会保障制度。这使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开设政论专栏,开始了长达数年对小布什的口诛笔伐,几乎每一项共和党执政时期出台的政策都遭到了黑嘴克鲁格曼无情的嘲讽。
　　因为在小布什执政期间,贫富不均的状况急剧恶化,这一切尽管有自由市场的因素,但主要是一小撮白人精英耍起了政治阴谋,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之中。克鲁格曼对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批判如此强烈,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又是种族歧视,又是反民主。这样的指控在克鲁格曼看来还远远不够,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时的手足无措,共和党简直一无是处,是当今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小布什难辞其咎。
　　在这些近乎诅咒的言辞背后,可以审视一下克鲁格曼的态度,他的态度还是一以贯之的,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依旧是注重短期内的平等,为了达成这一“实用主义”的目标,克鲁格曼甚至没有太多理性的经济学分析,而更加注重情感性的表达。这恐怕也是在他荣获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很多报纸讽刺“专栏作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