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师时代的结束
1998年，88岁的钱锺书在北京阖然长逝，“钱学”也随之退潮。评论家认为，学贯中西、才通古今的钱锺书，是跟王国维、陈寅恪同个时代的大师序列中的最后一人，他的逝去，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大师时代的结束。
斯人已逝 遗风长存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安静地走完了88岁的人生，在北京阖然长逝。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这位“文化昆仑”的后事办得淡泊而简约：没有追悼会、谢绝花圈花篮、骨灰就近抛洒。而在遗体火化现场，送行者只有20多人。在经历了2005年巴金先生规模宏大的后事之后，回望钱锺书先生的葬礼，人们能够感觉到老人家的幸运。最起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安排人生的最后一次演出。
钱锺书，1910年生人，父钱基博是当时的大儒，钱锺书也由此得到正规的旧学训练。此后钱锺书于清华外文系毕业，并远赴牛津和巴黎，回国之后，已经是贯中西、通古今的大学者了。1949年前他连续出版《围城》和《谈艺录》，一为文学，一为学术，却同样令世人震惊，才子之名大著。而1949-1978年，和当时大多数学者或者作家一样，钱锺书除了一部《宋诗选注》，没有太多作品问世。不过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钱锺书在此期间并没有受到太致命的冲击：其时他正参与毛选的外文翻译工作，同时还能抽出时间来写自己的《管锥编》。1978年钱锺书出国访问，海外学界为之轰动，第二年《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等到钱锺书访问归来，“钱锺书热”已经开始在全国兴起了。十年一热，其间还闹出个“钱学”。不过钱锺书晚年缠绵病榻之际，所谓“钱学”也已经开始慢慢收场了。
钱锺书逝世之后，虽然家人严格按照钱锺书的遗愿低调处理后事，但读者的怀念热情却毕竟是挡不住的。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书店入口处的畅销新书展台被临时撤下，整个展台改成了钱锺书作品专柜，中间是一张钱锺书憨厚微笑的照片，还有两句短短的挽词：“斯人已逝 遗风长存”。不知道这举重若轻的八个字是谁定下来的，却实在是再好不过地形容了钱锺书这次安静的远行，沉痛而又淡定。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和钱锺书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围城》。根据钱锺书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曾经红遍全国，也让钱锺书成了名人。此后关于钱锺书的各种轶闻不胫而走，流传最广的一则当属钱锺书拒绝采访时所言：“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世人由此津津乐道钱锺书的淡泊与豁达，并且也就真的如他所愿不去认识那个下蛋的鸡了??不是不想，是不能。加上盗版，《围城》的印数以百万计，读者对钱锺书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钱锺书在学术方面的代表作《谈艺录》和《管锥编》，虽然有不少人愿意买回家供上，却没有多少人能真正翻阅、理解。事实上，即使对于某些学者，这两本书有时候也有如天书，不易索解。一般的读者，怕是难得有兴致和精力从中打捞传统文化的碎片。
和钱锺书一起逝去的，还有“钱学”。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随着《围城》的流行，“钱学”一下子成了一门时兴的学问。尽管钱锺书本人曾经对所谓“钱学”表达过不赞成的意见（“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但各种各样解读《围城》、解读钱锺书的“钱学研究著作”毕竟还是出来了。有意思的是，这些书大都出版于1995年之前，包括三联书店出版、陆文虎主持的《钱锺书研究采辑》也在1996年出版了第2辑之后停止。而在钱锺书去世之后，所谓“钱学”，也就逐渐黯淡。
贯中西与通古今
钱锺书逝世之后不久，三联书店开始重新编辑出版《钱锺书集》。2001年，十种十三册的典藏版《钱锺书集》编定出版，但围绕着钱锺书的种种争论却并没有结束。不过这些争论并非来自学理或者思想层面，而是诸如吴宓为什么要骂钱锺书之类文人的八卦。此前“钱学”热门时期的主将李洪岩和范旭仑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为钱锺书声辩》（2000年），既批评吴宓骂钱锺书没有道理，也批评其他“钱学”著作的“学识”和“文德”问题。之后范旭仑在《万象》杂志上连载《容安馆品藻录》，从钱锺书手稿中钩沉出对现当代文人的种种议论，影响颇大，其中对钱仲联等人的议论还曾经引起相当的争议。这些议论，在学术史上当然都是有价值的材料，不过毕竟不是钱锺书作品的核心。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直接研究钱锺书学术和思想的论著越来越少，能形成巨大影响的就更加罕见。后来的人们，似乎有些无力驾驭钱锺书这样的主题了。
人们评价钱锺书，一个惯用的词就是“学贯中西，才通古今”。同样的评语，还经常被用在王国维、陈寅恪等人身上，而钱锺书，无疑是这个大师序列中的最后一人。其实钱锺书在学术上，不只是贯通，更重要的还是创见。周振甫在“《管锥编》审读报告”里面说：“本稿是读书札记，这样的札记以前国内没有见过，因为它包括古今中外，偏重於比较文学，包括文字训诂修辞兼及哲理等。”不过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管锥编》中使用了5种外语，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通读了，而书中关于旧学的部分，有些恐怕比外语还难。传统的断裂，于此可见一斑。
贯中西与通古今，并进而创见，这是钱锺书那一代人面临的时代需求。其时与旧时代相去未远，国学虽然遭到清算，却也还算昌明。不过中西体用之间，通古也还是为了达今，以今压古原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才通古今的一代人离去之后，人们才确实注意到，虽然只过了短短百年，我们确实去古已远了。钱锺书逝世不到十年，国家要复兴国学，国学院的专家们却有人连古文都不通，如此国学，倒真像是钱锺书所说的“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了。
中西古今，如今已然各自分野，细化为若干学科部门。再要像钱锺书那样以一人之力贯通，已经有点像是神话了，从中创见，便更不可能。或许也正因为如此，《管锥编》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也就有了一层象征意义：未来学术的进步有可能超越钱锺书和他那个时代，但能在中西古今之间遨游的，却惟有钱锺书此作。既然如此，当代关于钱锺书思想学术的论文越来越少也就不奇怪了，世事交替之后，继之而来的本来就是学术的转型。
未完成的天才？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钱锺书确实是一个异数：他的名气来得晚，到晚年却越来越大，直至“文化昆仑”；他受政治牵连也最少，虽然也身处逆境，却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得以完成自己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换句话说，钱锺书在官方和民间的两种评价体系里面，都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样的人物，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并不多见。
在“钱学”寂寞多年之后，美国学者汤晏出版了一部“哲理性的”传记《一代才子钱锺书》，并于2005年引进内陆出版。这本新传以打破各种忌讳和框框为己任，也就有了对钱锺书的再思考。汤晏提问“钱锺书像伏尔泰一样，留下一部为人传诵的小说《围城》，他是否愿后世以小说家称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锥编》，但他是否以此为满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发挥，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环境里，钱锺书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钱锺书？他是一个斯威夫特呢，还是一个伏尔泰？”汤晏说钱锺书是三百年一遇的天才，若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之中，成就当不止于此。不过历史不能重演，钱锺书也注定是钱锺书。惟一可以遗憾的，是这位三百年一见的天才、当代的“文化昆仑”毕竟只是面向过去带走了一个时代，而未能对将来发生更重要的影响。
文/涂志刚 图／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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