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
莫扎特，十八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西方古典音乐的代表人物。两百年来，人们赞叹他的绝世才华，惋惜他的短促人生。专著、评述、传记，还有绘画、影视、戏剧和诗歌，关注他的作品之多，若非银河繁星，也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有一本毫不起眼的小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那就是《莫扎特的成败》。
这本书真是不起眼。篇幅短，正文不足150页。不仅短，行文也多有重复。作者将后世人心中固有的莫扎特形象像掰羊肉泡馍那样，掰得细细的，重新放回到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无可替代的环境之中。他琐碎得过分，似乎担心读者的性子急躁，肠胃娇嫩，体察不到他的良苦用心。其实，这样的担心有些多余。因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本书。就算在手，没有一点儿求知欲，且耐得住繁复，恐怕也读不进去。
不过我不想就此写一篇书评，只想讲讲这本书的作者。说不定，会心的读者可以从中体味到别样的意蕴。
本书的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Elias），1897年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天的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身为殷富家庭的独子，埃利亚斯的童年过得非常幸福。保姆、家庭教师、网球、海滨度假，上层中产阶级应有的事物，他都拥有。虽说犹太人的择业仍然有一定的社会限制，例如不能担任官员，不能晋升某些教职等等，当时的德国尚无强烈的排犹气息。所以在父母的安排下，埃利亚斯打算从事犹太人最理想的职业——医生。可是当他从著名的约翰尼斯文法中学毕业，即将迈入大学校门之际，无止境的挫败就开始伴随他的人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翌年，年仅18岁的埃利亚斯应征入伍，被派往西线战场作战。在法国北部的佩罗讷（peronne），年轻的通讯兵冒着密集的火力，深入到战争的最前线。一场战斗下来，战场尸横遍野，远方炮声隆隆，还有人吹响口琴，唱起思乡的歌谣。多年后埃利亚斯说：“那个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
1918年，死里逃生的埃利亚斯回到校园，主修医学，兼修自己感兴趣的哲学。可是到了临床学习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精力来兼顾两门学问。另一方面，哲学与医学对“人”以及“人性”的不同看法，也让埃利亚斯矛盾。后来他回忆道：“哲学的、唯心主义的人的形象和解剖学的、生理学的人的形象并不一致，这使我困惑了许多年。”最终，他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医学专业，选择了哲学。
不过，医学依然对这位年轻学者持续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自身的医学训练，埃利亚斯对欧陆哲学的形而上学立场保持着警惕，倾向于经验主义的方法。这一倾向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学术冲突。由于指导教授对这位离经叛道的学生十分不满，使得埃利亚斯的博士论文送上去又退回来，改了又改，始终难以通过。直到1924年，埃利亚斯才取得博士学位。这一冲突影响甚巨。学术受阻，教职难得，父母的财产又被严重的通货膨胀耗尽。没有学校和家庭的襄助，埃利亚斯不得不放弃志趣，到一家材料厂去做负责营销的副经理。
之后，埃利亚斯还短暂从事过新闻报道。一晃两年过去，当财政状况有所改善，重新燃起的学术热情驱使他再返大学。先是海德堡，后在法兰克福。在海德堡大学，埃利亚斯找到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方向，却没有取得任何正式的教职。年逾三十的他默默无闻，只能靠给外国学生补习德语维系生计。直到1929年，他才以学术助手的身份领取到平生第一份教职薪水。
1930年，埃利亚斯跟随只比他大三岁的社会学教授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从海德堡来到了法兰克福大学。曼海姆承诺，只要埃利亚斯担任三年研究助理的工作，他愿意做他的教授论文（Habilitation）的指导教授。
三年过去，埃利亚斯完成了题为《宫廷社会》的论文，眼看着教授之职即将在手，学术生涯展开新篇章，纳粹崛起，希特勒攫取了德国政权。同为犹太人的曼海姆刚为埃利亚斯指导了论文答辩，就被革去了教席，只得流亡英伦。埃利亚斯在学校逗留不久，也于当年逃离。在瑞士求职无望，他就怀揣父母倾尽所有的金钱逃到法国。
在巴黎，埃利亚斯根本无法指望任何学术职位，只好和一起逃难的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手工铺子，生产和销售木制玩具。几乎顷刻之间，投资就被动荡的时局化为乌有，从此他一贫如洗。在法国挨饿两年后，1935年埃利亚斯逃往英国。这一年，他38岁。
教授论文从未付梓，英语不会几句，埃利亚斯在英国的最初日子可想而知。他从一个德国犹太人慈善组织那里获得了一小笔救助，暂时有了喘息机会。除了苦练英语，做点儿兼职，埃利亚斯把剩下的时间全都用于写作《文明的进程》一书。他的父母一如既往地热爱他，支持他。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文明的进程》几经周折，终于在1939年得以出版。当然，埃利亚斯本该得到的赞誉刚刚零星地响起，立刻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淹没了。
1938年，埃利亚斯的父母千辛万苦赶赴伦敦来探望爱子。埃利亚斯希望他们留下来，可是父母没有答应。他们放心不下家业，更低估了纳粹的邪恶，心想自己一生遵纪守法，无愧天地，执意返回故乡。两年后，埃利亚斯收到母亲的来信，说父亲死了。很快，母亲也失去了音讯。她的最后一封信是通过红十字会，从前往奥斯维辛的中转营发出的。战争结束后，埃利亚斯才知道，他的父母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死于犹太人集中营。
《文明的进程》激起了一些微追捧，这帮助埃利亚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谋得了一个高级研究员的职位，但是战争的烽烟立刻将这一得之不易的幸运驱散得无影无踪。二战爆发，学院撤出了伦敦迁往剑桥。埃利亚斯本人则跟别的“可疑分子”一样，受到了英国政府的严密看管。
1940年，他先是被关押在利物浦附近的海顿敌侨营，后来又被转至马恩岛。著名的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当时还是一个犹太少年，后来回忆起敌侨营中深陷绝望的日子，他记得有人干脆自杀，也记得一个叫埃利亚斯的教授在英国特有的阴雨之中，于满地泥泞的军用帐篷之下，“在一块充当黑板的脏兮兮的纸板上圈圈画画，讲什么一个人怎样来到人世间，不是作为素朴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网络上的节点。”沃尔夫说，这个想法看似简单，却改变了我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
二战结束后，生存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多少。英国的街头挤满了欧陆难民，各个学校塞不进那么多人文社科的学者。为了生计，埃利亚斯只得去社区学校或训练中心碰运气。他在工党附设的成人教育中心做辅导老师，讲过一些社会学的课。同时断断续续在伦敦大学兼课，教些成人教育的内容。他还做过群体治疗师，为战争心理创伤的患者提供帮助。这种没有稳定职业没有固定收入的日子，埃利亚斯过了十年。直到1954年，已经57岁的他才得到莱斯特大学的一纸聘书，成为社会学系的正式讲师。
莱斯特大学规模不大，声名不彰，创立于1921年，1957年升格为国立大学。不过对于埃利亚斯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那里，他和同事们仅用数年时间就建设出全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系。例如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一个教席就是从埃利亚斯等人那里获得的。
可是，直到1962年正式退休，65岁的埃利亚斯都没有从莱斯特大学拿到教授之职。到是遥远的非洲寄来了教授聘书，让他去加纳大学待了两年。在西非，他帮助学校建立了社会学系，还在非洲艺术品收藏方面颇有心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的，埃利亚斯的观念和著作在欧洲大陆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当他67岁重返欧洲之时，德语世界已经开始重视他，荷兰、法国、意大利也不乏欣赏他的学者。70岁出头，他的《文明的进程》再版，从未出版的教授论文《宫廷社会》也付印了。1977年，埃利亚斯获得法兰克福颁赠的杰出学术研究奖——阿多诺奖，象征着命运之神的正式垂青。从上个世纪20年代算起，一生致力学问的埃利亚斯第一次活跃在德国大学的讲堂之上，此时他已年过80。
然而在英语世界，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埃利亚斯大体上得到的仍是漠然。可以说，他在英国的40年，完全过着局外人的生活。而在美国，他的影响也局限在极少数优秀学者的圈子之内。实际上，当埃利亚斯于1984年选择永久定居阿姆斯特丹时，英语世界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损失。直到1989年，英国社会学会才想起正式邀请埃利亚斯来举行作品研讨会，然而此时的大师已是风烛残年不良于行。1990年8月1日，埃利亚斯在阿姆斯特丹的家中辞世，享年93岁。
回顾完大师漫长多难的人生，我们就会发现《莫扎特的成败》在埃利亚斯的写作里是一个奇妙的作品。
让我们把莫扎特与埃利亚斯的人生做个比对吧。一个年少成名，一个郁不得志；一个天纵之才，一个大器晚成；一个桀骜不驯，一个隐忍克制；一个生活在承平年代，一个挣扎在乱世当中；一个英年早逝，一个颐养耄耋。时代的反差、人格的反差、命运的反差等等，二者之别，犹如水火。可见埃利亚斯选择莫扎特做为写作对象，显然不是一时冲动，也非命题作业。
要知道，埃利亚斯在写作上极重方法。无论是像《文明的进程》那样的鸿篇巨制，还是类似《定居者与外来者》那样的精悍短篇，他的作品多属全景式。长达六七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埃利亚斯从未有一个作品像《莫扎特的成败》那样，将笔墨集中于一个人物。这一点，本身就有些离奇。
坎坷的学术路上，埃利亚斯体现出来的克制与坚韧也是极其惊人的。时隔四十多年，在谈及母亲在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途中给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老人依然悲痛欲绝。然而即便如此，他仍旧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他对来访者说，他无法在心里抹掉母亲在毒气室里遇害的场景，“我过不了这道坎。”但是他又接着说：“我倒是很想写一本书，来讨论整个纳粹的暴行。可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我去做出阐释。”直到埃利亚斯去世，《德国人》一书才以遗著的方式讨论了他一直想讨论的问题：一个产生贝多芬、歌德的德国，为何堕落为充满暴力和压迫的社会。这从侧面再一次提示我们，同为遗著的《莫扎特的成败》何其重要。
所以我坚信，《莫扎特的成败》就是埃利亚斯的精神自传。只不过，他运用了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以自己强大的移情能力，去努力靠近一种离自己最遥远、最不可想象、最难以克隆的人生。因为说到底，每个人都是命运轮下的幸存者。当我们去观照他人的生活之时，彼此就交换了意义，从而为自己创造更加丰满的人生提供精神资源。
深受埃利亚斯影响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要培养良善的人性，离不开四大“守护天使”。她们分别是移情（empathy）、自制（self-control）、理性（reason）和道德感（moral feeling）。从埃利亚斯写莫扎特的故事里可见，他的守护天使具有多么惊人的能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