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推行包容性增长时，我们不是在倡导前苏联那样的样板，也不是当今朝鲜那样的示例——那些是“包含痛苦”的例子，不是包容性增长。因此，了解生产力和长期增长的根源——以及实现增长所需的结构性政策，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议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曾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的风险提出警告，如今不平等加剧已上升为全球政策议程中的最重要议题。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不平等问题的工作受到最多关注，但它仅是近年来该机构所扩展的若干新领域之一。这方面所有工作的统一框架可归纳为五个字：包容性增长。
我们需要增长，但是我们也需要确保：
人人就业——这是人们感到融入社会并产生尊严感的基础；
男女享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平等机会——为此我们重点关注性别平等；
穷人和中产阶级共享国家繁荣——为此解决不平等，促进共同繁荣；
正如在国家发现自然资源等情况时，财富不会被少数人攫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担心腐败和治理问题；
具备金融包容性——使投资、粮食保障和健康成果有所改观；和
简言之，贯穿我们所有倡议的共同主线，就是它们努力促进包容性——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这不是堆砌华丽的词藻；点击以上任何一个链接你都会发现基金组织正在如何将有关包容性的工作变为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包容性重要，增长当然也同样重要。“要想满足每个人的更多愿望就需要扩大供给”。因此，在我们推行包容性增长时，我们不是在倡导前苏联那样的样板，也不是当今朝鲜那样的示例——那些是“包含痛苦”的例子，不是包容性增长。因此，了解生产力和长期增长的根源——以及实现增长所需的结构性政策，仍然是基金组织工作议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与包容性
基金组织之成立，是为了促进国际合作。因此，包容性之于我们，不仅是指在一国内部共享繁荣，而且是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之间共享繁荣。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是可以令其成为现实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决赞成全球化，同时承认全球化的某些影响差强人意。要分享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还有更多工作有待完成。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在其《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一书中指出，提高增长应当有助于解决某些不满情绪。弗里德曼表示，在历史长河中，社会公民中的“广大群体”带来的强劲增长，与更加宽容地接纳移民、为社会弱势群体改善供给相关，并且也与加强民主制度相关。
然而，制定政策使其实现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个更加持久的应对措施，而不是把事情留给增长的下渗效应。
有关包容性增长的政策
“就业咨询/再培训/转岗：“更加包容的经济增长，需要制定政策，解决丧失机会的那些人的需求……否则我们的政治问题只会加重”。如就业咨询和再培训等“蹦床政策”，可以使工人在失业后重返职场：它们帮助人们在发生经济冲击时更快地作出调整，减少长期失业的时间，从而保持工人的技能不退化。虽然许多发达经济体当中业已存在此类方案，但是值得对它们开展进一步研究，以使所有经济体都能通过最佳做法受益。安全网方案也可以发挥作用。政府可以为那些转岗到低薪工作的工人提供工资保险，并为聘用失业工人的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应当扩大诸如美国所得税抵免之类的各种计划，以便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鼓励人们就业。
更广泛地分享金融部门和金融全球化的益处：我们需要“一个不仅更加符合道德伦理，而且更加以实际经济需求为导向的金融体系——一个服务于社会的金融体系，而不是反过来由社会为它服务”。需要制定政策为穷人和中产阶级扩大获取融资的渠道，以帮助他们获得外国资本流动的效益。加强跨境资本流动性，通常会加剧国际税收竞争，使各国政府丧失收入（“竞相杀价，众人皆输”。收入减少令各国政府更难以为“蹦床政策”和安全网提供资金，只能无度地提高劳务税或者累退的消费税。为此，我们必须开展国际协调，打击避税，防止将全球化的大部分收益以不当比例的方式变为资本积累。
“预分配”和再分配：从长远来看，需要改善社会各个阶层获得良好教育和医疗保健渠道的政策，以便提供更加平等的机会。但是，这既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夜之间便可实现的事情。为此，短期内需要通过再分配来补充“预分配”政策：“更高的累进税和转移支付政策，必须在更广泛地传播全球化经济效益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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