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先驱，英国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涉猎多种文学类型，著有女权主义哲学最早的一批作品之一的《女权辩护》，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影响了诸如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内的后世作家。
你见过为爱情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在18世纪的英国，一个女人为了挽回情人的心，踏上了北欧冒险之旅，为他寻找一艘丢失的商船。她跋山涉水，把自己旅途的经历感悟写成了一本书《漫长的旅行》。后来商船还没有寻到，她却在路上得知了情人出轨的消息，她非常沮丧，给情人写了很多披露内心情感的私人信件。
旅途归来后她伤心欲绝，多次自杀未果，直到遇见了后来的丈夫才作罢。
这个女人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18世纪英国现代女权奠基人，写就了《人权辩护》等哲学著作，多次参与革命运动。而这段为情所困的经历，折损了她作为女权主义先驱的声誉，但这本书也成为窥见另一个不一样的玛丽的重要作品。
书中以书信的形式描述了她的旅行以及思考，涵盖主题非常广泛，从社会议题、性别话题、个体与社会、人与城市、自然关系的反思，到对个人身份的哲学探究，及她与恋人之间关系的沉思。玛丽受卢梭的影响很深，她在书中还探讨了与《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相似的主题，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下面将分享她的一封信，以及序言里详细讲述的她的令人慨叹的一生。
The Long Journey
第二封信
撰文：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这难道不是夜晚最迷人的时刻吗？水流低吟浅唱着，仙乐一般。平和的神灵在外游荡，安抚着悸动的心弦。此时此刻， 瞬间即是永恒。俗世的烦忧化为一缕轻烟，成了梦的材料。
哥德堡是一座干净舒爽的城市，而且，因为是荷兰人建造的， 街道上都有沟渠。有些街上还种了行道树，本来可以很惬意的， 但人行道实在是大煞风景。
城中有一些富商的寓所— 苏格兰人的、法国人的、瑞典人的， 不过苏格兰人应该最富有。战后【这里的战争是指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对爆发大革命后的法国发动的第一次战争（1792—1797）。—译者注】，这里跟法国的商业和委托贸易利润丰厚，商人们大发横财，恐怕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
城里的大人物（指财大气粗者）都是商人，他们的主要享乐就是生意之余在餐桌上的消遣。有些人在酒过三巡之后还要写信、算账，一点到两点吃饭也未免太早了些。
想把各路人士凑在一起，如果聊天中缺乏文学或者八卦的话题，
一顿美餐似乎就成了聚在一起的唯一动力。小范围聚会尤其热衷的是丑闻，这只能窃窃私语。至于政治，它极少会成为小地方持续谈论的话题，全世界莫不如此。这里的政治涉及面较小，跟当地人的水平是比较匹配的，见识的多寡决定了思想的深度。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坚信，文明是人类的福分，见证其进步的人们都低估了它。文明不但提升了快乐的境界，而且催生了多样性，使感官保有原本的敏锐。如果不借助想象力，所有感官愉悦都不免落入粗俗，除非新事物不断涌现，替代了想象力，但这不太可能。所罗门宣布“太阳底下无新事”时似乎是那样的绝望！感官激发的普通情感不会变化。然而，谁又会否认，自从崇尚迷信的年代过去之后，人类靠想象力和理解力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发现？那些不习惯思考的人，在不主张理性、格调的社会状态里，总是很缺乏想象力。而且，由科学艺术培育、塑造而成的敏锐感知和思考很少带有非理性的成分。小城民众缺乏科学的熏陶，因而陌生来客才会受到热烈欢迎、盛情款待。
旅行者以为，热情好客是人性善良的明证，这应该是过誉了。在我看来，来者皆是客的热情更多是一种习惯，凭此可以大致评估人的思维惰性或迟钝性，或者换句话说，在无须思考的社交娱乐中，只能饮酒作乐。
这些评价同样适用于都柏林，那是我到过的最热情好客的城市。但我还是尽量更多地针对瑞典发表意见。
诚然，我对瑞典只是略见一斑，但对当地风俗民情还是形成了清晰的认识，即便还没有造访首都，但在偏远地区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国民特性。
让瑞典人沾沾自喜的礼貌并不是文明人的优雅素养， 只是一些累人的繁文缛节。事实上，他们夸张的礼节并不能让人立刻倍感亲切、如沐春风，而是时时刻刻让人束手束脚。缺了教养，富人的优越感就只能体现在对无聊虚礼的固守， 这甚至会产生反面效果。在我看来，那些村民才是最有礼貌的瑞典人，他们
的目的只是取悦于你，行事从不是为了得到赞赏。
瑞典人的餐桌跟他们的客气话一样，似乎都是对法国人的东施效颦。跟法国菜一样，他们的菜里也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既破坏了食物原味，又不好吃。每道菜里都放香料和糖，连面包里都放。关于他们偏爱重口味的原因，唯一说得通的是，这里腌制食品很常见。迫于生活，他们在冬天会储存一批鱼干和腌肉，吃过腌制品之后，到了夏天再吃新鲜鱼肉就淡而无味了。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喝酒。每一天，在正餐之前，哪怕桌上的饭菜都快凉了，男人女人们都要涌向边桌，吃面包、黄油、奶酪、生三文鱼或是凤尾鱼当开胃菜，喝点白兰地，马上再吃咸鱼、咸肉，给肠胃再来点刺激。容我用几分钟描述一下自己花了两三个小时仔细观察到的情形，哎哟！在用餐的时候，菜一道接一道地上， 走马灯似的轮换着， 在所有客人当中井然有序地传递。要是你碰巧不喜欢前面几道菜（我就常常如此）， 别等不及其他菜上到面前就抢先去拿， 那是一种严重的失礼行为。耐心点，菜肯定够你吃的。请允许我把一天的宴客
安排从头到尾细说一遍，包括当中的小插曲。
午餐小食拉开宴会序幕，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接连吃各种肉类食物， 这期间放在桌上的甜品吸收着各种菜肴的气味（ 我替奶油草莓难过）。然后在客厅用咖啡，另有潘趣酒、麦芽酒、茶和蛋糕、生三文鱼等选择。最后是晚餐，别忘了还有饭前小菜，这就几乎等于晚餐的量了。你也许会觉得，这样吃一天就够了， 可是明日复明日，无休止、无穷尽的大吃大喝，在白雪皑皑的严冬腊月或许尚可忍受，可这是在热汗淋漓的夏天啊。好心的异乡人，如果可以，请让我遁入杉木林，在湖光山色中徜徉，或是攀爬岩石，欣赏那无边无际、鬼斧神工的山石。它们丈量着天空，阻拦了天光，沐浴着长日将去前的晕染。这日头，极少会化为轻柔的暮光，它会唤醒爽朗的微风，呼出一轮皓月，沉静悠然地掠过蔚蓝的苍穹。
呼唤牛群休息的铃声已经止住，它们都在草地上漫步过了。这难道不是夜晚最迷人的时刻吗？水流低吟浅唱着，仙乐一般。
平和的神灵在外游荡，安抚着悸动的心弦。此时此刻，瞬间即是永恒。俗世的烦忧化为一缕轻烟，成了梦的材料。神思遐迩， 一如对爱的最初向往、对逝去快乐的追忆，让不幸的人们对未来有了期许。在喧嚣的人生里，他们曾徒劳地甩去心上沉重的悲苦。晚安！天空中一弯新月如钩，眼前的穹窿引诱我在外面游荡。它并不是太阳的银色背影，却闪烁着太阳的耀眼金光。不必担心露水滴落，刈过的青草会因此更加芬芳。
再会！
【亨利·莫雷（1822—1894），英国最早研究英国文学的教授，其主要著作是传记《英国作家传》（English Writers ），共十卷。—译者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 1759 年 4 月 27 日，祖父是一名工厂主，发迹于繁荣时期的斯皮塔菲尔德；父亲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喜怒无常，经常虐打妻儿乃至家犬；母亲来自爱尔兰巴利香农的迪克逊家，为人端谨。两人所育子女活到成年的有三男三女，玛丽排行第二。祖父留下约一万英镑的遗产，被父亲逐渐挥霍殆尽。他先是投资农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记事起的第一个家就在埃平的一个农场。她五岁时，全家搬到切姆斯福德路的另一个农场。六岁多时，全家又搬到巴金附近。住了三年，又搬到约克郡贝弗利附近的一个农场，那时玛丽正处于十到十六岁间，在约克郡上学读书，生活了六年。之后，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放弃经营农场，投身商业，因此又在赫克斯顿的女王大街上住了一年半。当时玛丽十六岁，隔壁住着一位残疾的牧师，因长期不出门，一双鞋竟穿了十四年。在他的友情照料下，玛丽的学业得以精进。不过，在此期间，玛丽结交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布拉德的好友，她仅年长玛丽两岁，但才华出众，凭借绘画才华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正是她的以身作则激励了玛丽。1776 年，玛丽的浪荡父亲又浪迹到威尔士，重新当上农场主。来年，他又做回伦敦人。为了离好友范妮【范妮是弗朗西斯的昵称。—译者注】近点，玛丽尽力说服父亲在沃尔沃思择房居住。不过，迫于家中困境，玛丽后来也不得不频频离家谋生。1778 年，十九岁的玛丽离家去巴斯陪护一位富商遗孀。据说这位寡妇极难相处，气走了所有陪护，然而玛丽却跟她一起生活了两年，并赢得了她的尊重。之后，因母亲患重病，玛丽只得返家。彼时，她父亲住在恩菲尔德，为了留住手头仅余的一小笔钱，什么事都不敢做。母亲只能依靠玛丽的不懈照料，但终因久病不愈而离世。在玛丽自己最后的痛苦岁月中，她经常提起母亲的遗言：“再忍一下，一切就都会了结了。”母亲去世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再次离家，在沃尔汉姆格林跟好友范妮·布拉德一同居住。1782年，她又去照料一个已婚的妹妹，帮她度过危病。此后，资助父亲的重负又压在她身上。他挥霍掉的不但是自己的钱，还有祖父专门留给子女的一笔薄款。据说，激情挥洒人生的男人总能心想事成、遇难成祥，而且从不会羞于接受善意的帮助。显然他的父亲只做到了后半句。1783 年，时年二十四岁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带着两位妹妹一起，帮助范妮·布拉德在伊斯灵顿创立了一所走读学校，几个月后，学校迁到纽因顿格林。1785 年初，肺病严重的范妮·布拉德远航至葡萄牙里斯本，嫁给一位定居当地的爱尔兰外科医生，然而婚后只活了几个月。玛丽不顾所有人的劝阻，离开学校，在一位善心女子的资助下，前去照料范妮，直到她病逝。十年后，在从北欧寄出的这些书信中，玛丽回忆痛失好友时写道：“一位至亲的好友、我年少时的伙伴，已成墓中人，但她依然与我同在，每当我在荒野迷失方向时，总能听到她的轻语呢喃。”1785 年 12 月底，玛丽离开里斯本回到英国，她回国后听说范妮贫穷的双亲急切希望回爱尔兰。玛丽常听人说写作可以挣钱，于是写了一本一百六十二页的小书《女教论》（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得到十镑稿酬。她把钱给了好友的双亲，使他们得以回归故里。这也充分体现了她古道热肠、热情冲动的个性。好友范妮曾抱怨自己为父母提供的房子环境局促，她渴望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做自己的事情。玛丽二话不说就去找了房子，配好家具，然后告诉她，小屋已经备好，只待她搬进去。令玛丽不解的是，范妮总是怨声载道，又因无关紧要的念头止步不前。她觉得好友优柔寡断，自己则鲁莽急进。如果像很多人一样，生长在一个温和的家庭，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父母的人生智慧，有亲人的舒心陪伴，她的人生结局也许会更美好一些。写《女教论》得到的一点酬劳让玛丽更加认真考虑靠写作谋生。这本著作似乎也使她教书的名声水涨船高。放弃走读学校后， 她在伊顿公学跟一位男教师普赖尔牧师工作了几个星期，他推荐她去金斯伯勒子爵家给小姐们当家庭教师。金斯伯勒子爵来自爱尔兰，是金斯顿伯爵的长子。玛丽春风化雨式的施教方法赢得了子爵长女（她后来成为芒特卡舍尔伯爵夫人）的喜爱。1787 年夏天，金斯伯勒子爵一家在去欧洲大陆之前在布里斯托的浩特维尔斯（Hotwells）暂住，玛丽同行。在那里，玛丽写下了小说《玛丽：一篇小说》（Mary: A Fiction ），故事内容大都源自她本人与范妮·布拉德的友情往事。《女教论》的出版商是约瑟夫·约翰逊，此人也是英国诗人柯珀的著名诗作《任务》（TheTask ）的出版商。写了一篇小故事， 又存了一点钱， 玛丽觉得靠写作谋生的计划可以付诸实施了。于是，玛丽在布里斯托与朋友们告别，去了伦敦，与出版商见面，坦诚告知自己的决定。约翰逊待她如慈父般亲切，留她暂住家中，方便她安排生活。1787 年的米迦勒节【基督教的一个节日，在英国一般指每年 9 月 29 日。—译者注】她在黑衣修士桥边的萨里乔治街的一栋房子里安顿下来。在那里，她撰写了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Original Stories from Real Life ），并为约瑟夫· 约翰逊卖力赚钱：她翻译、节选、汇编了一系列文集，并为约翰逊先生于 1788 年创办的《分析评论》期刊撰稿。她的译著包括内克尔的《宗教观点的重要性》（On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Opinions ）等，节选的作品有扎尔茨曼的《道德素质》（Elements of Morality ）等。工作如此辛劳， 她仍尽量俭省度日，攒下的钱用来帮助家人：送一个妹妹去巴黎，供了她两年的生活；把另一个妹妹以特别寄宿生的名义送进了伦敦附近的一所学校，直到她被接纳为带薪教师；把一个弟弟送去伍尔维奇参加海军学习，后来他获得了海军上尉军衔；另一个弟弟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律师打工，她就去为他更换了工作合约，可当她明白弟弟并不是讨厌那名律师而是讨厌法律工作时，就又把他送到一个农场主那里，让他做好准备以便移民美国。之后，她送他去了美国，由于工作上准备充分，他在那里发展得很不错。她甚至试图解决父亲的事务，但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实难处理。除去这些尽心尽力的操劳，她还负责照顾一位已故女友的七岁遗孤。这就是 1789 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当时她三十岁，就在那一年，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她将为大革命奉献燃烧的热情，将卷入一场疾风骤雨之中并遭到重创，最终香消玉殒。针对伯克【1埃德蒙·伯克是英美保守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他写出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批判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维护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译者注】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攻击，玛丽做出了回应（被伯克激起的回应有很多），引起很多关注。正值“人权” 【这里应该指的是托马斯·潘恩于 1791 年撰写《人权》一书。—译者注】的辩论风起云涌之时，她继而又写出《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这本书中的观点在当时是超前的，但如今已得到全面认可。百年之后，这些观点在当今的世人看来，自然已经没什么新意了。此时玛丽已搬入贝德福德广场的商店街，已婚的画家富塞利为她神魂颠倒。她不禁被他深深吸引，为斩断妄想，在 1792 年末去了巴黎。她郁郁寡欢，租住了一个主人离家的大宅，终日生活在他的仆人当中，但心情并未好转。她期望新世界（华兹华斯认为法国是当时年轻人向往的天堂）的炽热情怀能吸引不少有志青年。然而现在，周遭都是些榆木脑袋，纵柔情万种又能付于何人。1793 年 4 月， 去巴黎四个月后，玛丽在一个商人家里（ 她跟商人的妻子关系很近）遇到了一个叫吉尔伯特·伊姆利的美国人。他赢得了玛丽的芳心。他并不富有，而她的繁难家事也很多，她并不希望连累他。那时一些人有了新的梦想，其一便是渴望纯粹的爱，而不是一纸婚书的束缚。据说，勉强促成的婚姻关系暗示了对情感忠诚的怀疑心态。吉尔伯特·伊姆利本愿意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结婚，但她却拒绝了，这样一来他在法律上就不需要分担她对父亲和弟妹的责任，毕竟这些家人都是她一个人在尽一己之力维持资助的。法国国民公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高立法机构。—译者注】不满英国政府的做法，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她无须成为美国公民的妻子。她跟了他的姓，自称为他的妻子，虽然他们并没有结婚。后来，她生了一个女儿，用已故好友范妮的名字命名。接着她陷入孤苦伶仃的窘境，被冷落，最终被抛弃。伊姆利把她打发回伦敦，又跑去跟她解释，那时她已一心求死。为了阻止她，伊姆利又给她希望：他需要一个明断是非、在乎他利益的人去挪威代为处理一些商务。本已决定自杀的她答应为他做事，一周之后就踏上旅程。这本记述她北欧之行的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伤感，读之令人动容。吉尔伯特· 伊姆利曾答应在她回来后带她一起去瑞士。但她在北欧收到的来信口气冰冷，而且她回来后发现他已经与一个巡回艺术团的女演员相好，全然置她于不顾了。于是她去投河自尽。1795 年 10 月的一个夜晚，大雨滂沱，为了沉没得更彻底，她在帕特尼的大街上逡巡，直到衣服湿透，然后从帕特尼大桥上纵身跃下。她得救了，却槁木死灰般地活着。1796 年，她的北欧书信集出版。1797 年初，她与威廉·戈德温结婚。同年 9 月 10 日，三十八岁的玛丽·戈德温去世。当时她刚生下女儿不久，这个孩子后来成了诗人雪莱的妻子。如果她没有出于母爱（其本身是可敬的）而盲目违反风俗习惯，她本可以存活下来。斯人已去，追忆长留。对于这位无比忠实的卢梭信徒，对她的一生，人们只留下美好的怀念。作者： [英]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翻译：卢屹译 插画：文俊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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