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葬禮制」專輯
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位青年學者與會，分別進行專業報告，熱烈討論。會後張聞捷與游逸飛商議撰寫會議報導，進而以「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二）」的名義，邀集部分與會學者惠賜相關稿件，組成「喪葬禮制」專輯，在「先秦秦漢史」公眾號上推送，拋磚引玉，以饗學界。這也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一次嘗試舉辦的網路活動。歡迎大家支持研習會，惠賜相關文章，充實「喪葬禮制」專輯。
东汉至魏晋降汉匈奴人墓葬研究
单月英先生近照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汉光武帝二十四年（公元48年）冬，在匈奴八部大人的建议下，右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帝国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宣告了草原第一帝国的崩溃。匈奴帝国崩溃后，比带领的匈奴人内附汉朝，是为南匈奴，北匈奴继续在北方草原地带称霸，直至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北匈奴溃败，不知所终。随后，匈奴故地被鲜卑占领。匈奴帝国崩溃前，就陆续有匈奴人投降东汉政府，最重要的降汉当属南单于比率领南匈奴内附汉朝。东汉时期降汉的匈奴人中，除南匈奴外，还有数量不小的北匈奴人（包括加入南匈奴的北匈奴人），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指以南匈奴为主体的降汉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墓葬，其中也包含有部分匈奴帝国时期降汉匈奴人后裔的墓葬。
由于目前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中少见匈奴文化特色鲜明的墓葬，学界对以南匈奴为主体的降汉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墓葬较少关注，研究者也主要以中国学者为主。
20世纪80年代，以乌恩、田广金、郭素新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境内的匈奴墓地进行过相关分析，但均未谈论哪些属于南匈奴的墓地。林沄在《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认为上孙家寨乙区M1年代可定为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后半叶至3世纪初），该墓葬俗已彻底汉化；补洞沟墓地应该是“匈奴味”最足的一批墓，应是东汉初年南匈奴单于庭附近的嫡系部族所遗。潘玲、单月英、马健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以南匈奴为主体的降汉匈奴人墓葬进行过初步的鉴别和分析。张海斌发表专文对中国境内东汉时期的匈奴墓葬进行分析研究，对当时确认为匈奴墓地的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墓地、内蒙古东胜市补洞沟墓地和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墓地乙区M1的年代以及死者身份进行了重新判断，认为李家套子墓地的年代应在东汉初至东汉前期，与西汉时期安置于安定三水属国的匈奴人有关；补洞沟墓地的年代应在东汉后期，其地近南单于庭西河美稷，应是南匈奴平民墓葬；上孙家寨墓地乙区M1的年代为东汉晚期，应是南匈奴中、下级军事官吏的墓葬。他认为内蒙古鄂托克旗巴彦淖尔乡的凤凰山M1不是匈奴人墓葬，指出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墓地M8和M23为东汉初期墓葬，死者与西汉中晚期归附汉朝的匈奴人有关；包头召潭M3的年代约为东汉初期，墓主应是西汉中晚期归附汉朝的匈奴人或其后裔；包头市南郊张龙圪旦墓群很可能是一处匈奴人墓地。杜林渊专门对南匈奴墓葬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境内目前发现的南匈奴墓葬主要分布于汉代北部和西北部边疆地区，时间上主要为东汉中、晚期，主要墓群有神木大保当墓地、上孙家寨乙区墓葬、张龙圪旦墓地、补洞沟墓地和三段地墓地的部分墓葬，三段地墓地的部分墓葬可能与西汉中晚期内附的匈奴人的后裔有关。另外，他认为陕西绥德黄家塔墓地，内蒙古包头及其周围地区的召湾M64、M67、M70、M91、M93和召潭墓地M3，以及三段地墓地M12和M25都可认定为南匈奴人的墓葬。
目前，学界对以南匈奴为主体的降汉匈奴人墓葬的分析研究仍然处于进行辨别和简单分析的初级阶段。中国境内发现的东汉时期降汉匈奴人墓地寥寥无几，这与降汉匈奴人的巨大数量形成强烈的反差，也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降汉匈奴人生活区域内已发掘的大量汉墓资料。因此，如何确定以南匈奴为主体的降汉匈奴人墓葬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对中国境内东汉至魏晋时期降汉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墓葬进行辨别、分析和研究，藉以考察降汉匈奴人丧葬习俗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
一、降汉匈奴人活动地域分析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出自大通上孙家寨墓地乙区M1，驼纽，边长2.4，通高2.9厘米。“匈奴归汉君”铜印出土于河南洛阳市洛龙区辛店乡的一座东汉砖墓，驼纽，边长2.9，通高3.1厘米。“汉匈奴为鞮薹耆且渠”铜印于抗战时期出土在陕西神木大保当一带，边长2.3厘米。该印铸年被推断为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前后。“汉匈奴呼律居訾成群”铜印于1935年出土于山西省河曲县，河曲在南单于庭美稷东南，东汉时属西河郡。“汉匈奴栗借温禺鞮”铜印征集于内蒙古东胜收购站，驼纽，边长2.4、通高3.2厘米。“汉匈奴左夫除渠日逐”铜印1936年出土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汉匈奴呼卢訾尸逐”铜印1937年出土于陕西榆林。“汉匈奴恶适尸逐王”石印于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处窖藏中花岗岩质地，长8.9、宽8.6、通纽高5.3厘米。“汉匈奴姑涂黑台耆”铜印推测应出土于内蒙古。“汉匈奴破虏长”铜印至少发现3方，其中1方铜印解放前出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晋率善胡佰长”铜印和“晋屠各率善佰长”铜印出土于陕西省麟游县杨家堡大队周家堡晋墓中，两印均为正方形，兽纽，边长2.2、通纽高2.8厘米。“晋匈奴率善佰长”铜印于1982年出土于河北尚义县七甲村，兽纽，边长1.9厘米，通高1.9厘米。这些有出土地点的降汉匈奴人印章证明，东汉时期缘边八郡的确是降汉匈奴人的聚居地，东汉至魏晋时期，陕西省榆林、神木及宝鸡市东北部一带也生活着不少的降汉匈奴人。此外，东汉时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一带、陕西西安地区、河南洛阳地区也生活有降汉的匈奴人。西晋时期，仍有匈奴人生活在河北尚义等地。
对相关文献记载的分析以及降汉匈奴人印章出土情况显示，东汉至魏晋时期，降汉匈奴人生活的地域范围主要在今甘肃东北部、宁夏、陕西中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及河北西北部一带。因此，这些地区已发掘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将是本文重点甄别的对象。
二、墓葬的辨别与甄选
要想对东汉至魏晋降汉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墓葬进行辨析，需要建立相应的标准作依据。本文在辨别降汉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墓葬时，主要依据以下几方面的标准：1）根据前文的分析确定降汉匈奴人的聚居地域，对聚居地域内发掘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墓葬进行梳理和辨别。2）根据匈奴帝国考古学文化基因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如特色葬俗、殉牲情况、匈奴特色陶器的典型特征、鸣镝、腰饰牌、透雕圆环等）来判断那些尚保留有匈奴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墓葬。3）匈奴帝国晚期墓葬中流行以成双的骨筷子随葬，如塔希特霍特高尔墓地、布尔汗陶勒盖墓地、伊里莫瓦墓地、切列姆霍夫墓地、莫林陶勒盖墓地、查拉姆墓地等都出土有成双的骨筷子；勺头形骨笄在切列姆霍夫墓地、布尔汗陶勒盖墓地等有出土；骨角制的烟斗形器在匈奴帝国晚期的墓葬中也有发现，其中查拉姆墓地M7墓葬综合体的殉人墓M12出土1件角质的，塔希特霍特高尔墓地M25墓葬综合体的殉人墓M25－2出土1件骨质的。以成双的骨筷子、勺头形骨笄和烟斗形器（图二）随葬不见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遗存，这也会是我们判断归降匈奴人墓葬的重要依据。4）根据出土的匈奴人印章来确定相关墓葬的文化属性。5）根据体质人类学的鉴定结论来判断相关墓葬的文化属性。6）由相关硬标准判定出具有代表性的降汉匈奴人墓葬，总结其具有的独特特征，再结合这类墓葬分布情况，尝试着把代表性降汉匈奴人墓葬附近的具有类似独特特征的、同时汉文化特征又比较明显的墓葬从汉墓中挑出，并进行考察。在辨别和甄选降汉匈奴人墓葬时，我们会尽可能多地同时使用上述标准。
目前，得到学界公认的南匈奴考古遗存有补洞沟墓地、大饭铺墓地、西沟畔汉代墓地M4和M5和M12、上孙家寨墓地乙M1等。本文赞同把补洞沟墓地、大饭铺墓地和上孙家寨墓地乙M1推断为南匈奴遗存，认为大饭铺墓地的年代与补洞沟墓地的年代相近，两墓地的年代可推断为东汉早期至中期；上孙家寨墓地乙M1的年代可推断为东汉晚期。对于西沟畔汉代墓地M4、M5和M12的年代，我们认为可推断为西汉末年至东汉早中期（约公元1世纪），理由有以下几点： 1）M4出土的马形铜饰与伊里莫瓦墓地M54和德尔利格墓地M2出土的马形铜饰相似，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均不晚于公元1世纪晚期；2）M4出土的包金腰饰牌上的纹样与高勒毛都I号墓地M20出土的金饰上的纹样基本相同，高勒毛都I号墓地M20出土的漆盘上有“永始元年”（前16年）的纪年铭文，该墓的年代可推断为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早期，西沟畔墓地M4的年代应与之相当或稍晚。因此，西沟畔墓地这3座墓有可能是匈奴帝国时期降汉的匈奴人墓葬，也有可能是匈奴帝国崩溃后降汉匈奴人的墓葬。李家套子墓地3座墓葬出土有匈奴文化特色的带水滴形孔的透雕铜环、长方形透雕铜腰饰牌、肩部饰弦纹和波浪纹的小口细颈鼓腹陶罐、骨弓弭等，被推断为降汉匈奴人墓葬，年代可推断为西汉末至东汉早期，应是匈奴帝国时期降汉匈奴人或其后裔的墓葬。洛阳市洛龙区辛店乡后营村砖墓因出土有一枚“匈奴归汉君”铜印，可以确认该墓属于降汉匈奴人或其后裔的墓葬，该墓的年代被推断为东汉早中期。陕西宝鸡麟游县杨家堡大队周家堡晋墓出土有“晋率善胡佰长”和“晋屠各率善佰长”铜印，证明周家堡西晋墓地里埋有降汉匈奴人后裔的墓葬，说明当时这一地区也应是降汉匈奴人（包括屠各匈奴）的分布地。
除了上述墓葬外，还有一些墓葬应属于降汉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墓葬，我们具体辨析如下：
（一）神木大保当墓地
神木大保当墓地位于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镇，发掘墓葬26座，年代为东汉初期至中期偏晚阶段。该墓地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96SDM4、96SDM5、96SDM8、96SDM9、96SDM16、96SDM18、96SDM21、96SDM23、96SDM24和98M2出土的小口细颈鼓腹陶罐中，有的装饰有磨光暗条纹，有的在肩部饰波浪纹或弦纹，陶罐底部留有戳印痕或四方形轮制陶支撑痕迹（图三，1－5），这些都是匈奴陶器的特色。2）96SDM6出土有勺头形骨笄，96SDM 4和96SDM24出土有骨勺，96SDM4和98M2出土有成双的骨筷子，98M2出土有2件骨质的烟斗形器和骨弓弭（图三，6－14）。3）其中的96SDM1、96SDM6、96SDM9、96SDM10等发现有殉牲，96SDM17前室出土1个羊头骨。4）96SDM1－96SDM3、96SDM5、96SDM9、96SDM23和96SDM24出土的画像石中均带有草原风情的射猎场景（图四）。5）96SDM3－96SDM6、96SDM9－96SDM13、96SDM17、96SDM19、96SDM21和96SDM22出土的32个个体人骨鉴定结果均与北亚人种明显接近，与汉人的体质特征不同，而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6）这26座墓葬根据墓向及分布情况可以分为6个组群，与匈奴帝国时期墓葬呈组群分布情况一致。7）前文提到的“汉匈奴为鞮薹耆且渠”铜印出土于大保当一带，证明东汉时期大保当一带确实生活着降汉匈奴人。因此，大保当墓地应为一处降汉匈奴人墓地。
另外，在距离墓地不远的大保当城址内出土的陶罐与大保当墓地出土的小口细颈鼓腹陶罐形制特征基本相同，肩部饰有两道弦纹，有的陶罐下腹近底部有直径约1厘米的小孔，器底有四方形轮制陶支撑痕迹，这些都属于匈奴陶器的典型特征，表明当时大保当城址内应生活有降汉匈奴人。报告认为大保当城址可能始建于西汉晚期，在东汉中晚期废弃。大保当城址与大保当墓群相距不远，我们认为大保当墓群中埋葬的死者应当属于城内的居民。
（二）田家圪台墓地和敖包台墓地
在距离神木大保当城址不远的田家圪台墓地和敖包台墓地采集的陶罐中，有的底部带有四方形轮制陶支撑痕迹，有的陶罐近底部带有小孔，这些特征均属于匈奴陶器的典型特征。这两处墓地中也应埋有降汉的匈奴人。报告认为这两处墓地的死者也应是大保当城址内的居民，我们赞同原报告的观点，并认为田家圪台墓地和敖包台墓地至少有部分墓葬是降汉匈奴人的墓葬。
（三）二里半墓葬
二里半墓葬位于内蒙古准格尔旗首府薛家湾东南约23公里处的丘陵缓坡上，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有带双方形附耳的铁鍑和小口细颈鼓腹陶罐（图五）。铁鍑圈足上带有梯形镂孔。陶罐肩部饰弦纹，底部有方形轮制陶支撑痕迹。陶罐的形制、装饰手法及底部的轮制陶支撑痕迹均是匈奴特色陶罐的特征。它与补洞沟墓地M6出土的陶罐基本相同。原报告认为该墓是北魏时期的鲜卑墓。我们认为二里半墓葬出土器物具有匈奴特色，尤其是陶罐，不是北魏鲜卑墓所出陶罐类型，该墓年代应与补洞沟墓地大体相当或略晚，可推断为东汉早中期，该墓所在的准格尔旗在东汉时期属于降汉匈奴人聚居地，因此，二里半墓葬当是一座降汉匈奴人墓葬。
（四）召湾墓地部分墓葬
召湾墓地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南郊召湾村西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发掘了98座墓葬。这里的墓葬形制和死者葬俗均与汉墓无异，但该墓地部分墓葬有殉牲，出土有匈奴帝国时期墓葬中常随葬的烟斗形器（图六，1－5）、装饰弦纹夹波浪纹的陶罐（图六，6、7）、环首铁刀（图六，8、9）、骨筷子（图六，10、11）、鸣镝的骨质附件（图六，12）等，表现出较明显的匈奴考古学文化特征。其中M44在墓门外侧及封门砖上下有驼骨一堆，包括头骨、肋骨、腿骨、肩胛骨和脊椎骨等；M45出土有铜烟斗形器。M51距封土顶1.3米深处，发现一盘曲的小狗骨骼，乙室单棺北端有1具完整的小猪骨，出土有1件铜烟斗形器和2件匈奴特色的直背弧刃环首铁刀，该墓年代在原报告中被推断为西汉晚期，从出土物品看，M51的年代可推断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M63、M70、M74、M77、M89各出土1件铜烟斗形器，M59墓室西北角出土有1具完整的小猪骨，M70棺床西侧出土有1个羊头骨，东侧有兔和鱼的骨骼及鸡蛋皮，M64墓门外面出土1个羊头骨，M67严重被盗，前室西侧有一堆零散畜骨，M72出土银镯、鸣镝骨附件、骨筷子，在前室东北角发现动物肩胛骨和肢骨，后室填土中有狐狸头、肋骨和肢骨。M91出土矮领罐上饰波浪纹，墓葬填土中有牲畜残骨，前室西北角放置有1件石屋；M92墓室盗土中发现1件陶甑，上饰匈奴特色的弦纹夹波浪纹。M98出土1件石屋，造型装饰与M91几乎相同，相类似的石屋还发现于张龙圪旦墓地M1中，不见于汉墓，说明这三座墓葬在文化属性上应当是相同的，年代也应相近。召湾墓地M91出土的石碑碑文表明该墓的年代为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因此，召湾墓地M98和张龙圪旦墓地M1的年代可推断为东汉晚期。
上述这些墓葬残留的殉牲习俗，随葬具有匈奴考古学文化特色或因素的器物，这些带有匈奴文化特色的墓葬年代均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该阶段包头地区正是降汉匈奴人聚居地，因此，我们认为包头召湾墓地至少大部分死者为降汉的匈奴人，他们有的是匈奴帝国时期降汉的匈奴人，例如M45、M51、M63、M70、M77、M89、M59的墓主，也有的是帝国崩溃后降汉的匈奴人或匈奴帝国时期降汉匈奴人的后裔，如M44、M67、M72、M74、M91、M92、M98的墓主。以M67、M91为代表的呈中轴线对称布局的多室砖墓规模宏大，墓主应当是地位很高的降汉匈奴人。
（五）张龙圪旦墓地
张龙圪旦墓地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南郊麻池乡麻池村西约1.5公里处。墓地有两个相距80米、规模很大的墓葬，均带有高大的圆形土封丘，其中M1在前室四角各放置有羊头2个，后室放置1个牛头和1个马头，中室西北角放置有1座石屋，造型装饰与召湾墓地M91和M98出土的石屋相似。因此，张龙圪旦墓地M1应当是降汉的匈奴人墓葬，很有可能是南匈奴的精英贵族的墓葬，年代约为东汉中晚期。报告称在M1南100米处采集到1见大口短颈陶罐，颈部装饰波浪纹，属于匈奴考古学文化的特色陶罐。另外，内蒙古考古研究所曾于1999年10月在张龙圪旦墓地M1的东北约200米处清理一座东汉后期墓，墓葬为带穹窿顶的多室砖墓，在后室发现有牛头骨1个，前室有羊头骨及小动物骨骼。张海斌认为张龙圪旦墓地很可能是一处匈奴墓地，本文从之。鉴于张龙圪旦墓地的墓葬规模都比较大，我们认为该墓地应当是降汉的匈奴高等贵族墓地，其中M1可能属于南匈奴最高统治阶层的墓葬。
（六）窝尔吐壕墓地
窝尔土壕墓地位于包头市麻池乡。1958年发现六座墓葬，其中两座被盗空，发掘的四座墓中M1为多室砖墓，被盗，只剩少许明器，M2和M3被破坏，M4出土7件陶罐，高约14－40厘米，有的小口短颈罐在肩部饰有波浪纹，其中最高1件陶罐在下腹近底部有一个直径约1厘米的小孔。在陶罐近底部留有一个小孔是匈奴陶罐独一无二的特色，陶罐肩部装饰波浪纹也是匈奴陶器的特色纹样。因此，我们认为窝尔土壕墓地应是降汉匈奴人墓葬。M4年代被推断为东汉中期。
（七）召潭墓地M2和M3
召潭墓地位于内蒙古包头市火车站南约200米的麻池新村南。M2墓葬填土中出土有零散的牲畜骨骼，位于M2东南80米处的M3是单室砖墓，在墓室内近墓门处距地表约0.6米深处有1具完整的羊骨，在填土中发现1个羊头骨以及大牲畜长骨和头骨残块。这两座墓葬出土有窄缘昭明镜和宽缘四乳四虺镜，原报告把它们的年代推断为西汉末至东汉初。考虑到包头地区在汉代是降汉匈奴聚居的地区，我们推测M2和M3很可能是匈奴帝国时期降汉的匈奴人墓葬。
（八）三段地墓地部分墓葬
三段地墓地位于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乡西南1.5公里，距敖勒召其镇16公里，南面与宁夏盐池县接壤。墓地于1988年发现，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与鄂托克前旗文管所分别于1988年、1990年和1992年抢救性清理发掘墓葬28座，本文认为至少其中的M8、M12和M23应是降汉匈奴人的墓葬。M8为带墓道的土洞墓，墓内殉有马头骨4个；M12出土的大口短颈夹砂陶罐形制与匈奴特色的大口短颈罐相同，该墓内殉有猪骨和羊骨；M23出土有牛头骨。墓地出土的五铢钱币为武帝和宣帝时期的，出土的货泉和“契刀五百”钱属于新莽时期的，原报告把该墓地的时间推断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我们认为M8、M12和M23的年代可推断为东汉初期，除这几座墓葬外，三段地墓地还应有部分墓葬应当是匈奴人的，埋葬于该墓地的匈奴人属于匈奴帝国时期降汉的匈奴人及其后裔。
（九）黄家塔墓地M6和M9
黄家塔墓地位于陕西绥德县城郊大理河右岸台地上，共有墓葬12座。其中M6和M9形制基本相同，M6前室后壁作为门楣的画像石上雕有射猎场景（图七，1），门洞立柱上铭刻“王圣序万岁室宅永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祖下”。M9东耳室作为门楣的画像石上雕有射猎场景（图七，2），出土的3件陶罐中，有两件小口细颈鼓腹陶罐，形制与匈奴特色的小口细颈鼓腹罐相同，在肩部饰有一周附加堆纹（图七，3、4）。M6和M9画像石风格一致，属于同时期墓葬，M6的年代为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M9的年代也应在东汉中期。
在秦汉魏晋时期，王姓不仅是中原汉族的大姓，也是边疆地区各内附少数民族喜欢用的姓氏，有的匈奴人就以王为姓氏。汉王朝对于降汉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多采取厚赏封侯的策略，详情参见《汉书·功臣表》。有些因降汉封侯的匈奴人就以“王”为姓，如《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载：“潦悼侯王援訾，以匈奴赵王降，侯，五百六十户。元狩元年七月壬午封，二年薨，亡后”，“信成侯王定，以匈奴乌桓屠蓦单于子左大将军率众降，侯，千六百户，后坐弟谋反，削五百，五凤二年九月癸巳封，十二年薨”。黄家塔墓地M6的墓主王圣序很可能就是降汉匈奴人或其后裔。M9出土有匈奴特色的陶罐，该墓也应当属于降汉匈奴人墓葬。
（十）北贾铺墓地
北贾铺墓地位于山西原平市新原乡北贾铺村东南500米处，东距滹沱河1公里多地，共有东汉时期的墓葬22座，大部分墓葬被扰乱，仅存7座完整墓葬（M1－M4、M14－M18）。发掘的7座完整墓葬中出土金银手镯、金指环和数量较多的陶器，有不少的陶罐在肩部装饰波浪纹（图八），具有明显的匈奴考古学文化特色。个别陶罐器型具有鲜卑文化特点，颈部装饰有鲜卑陶器特色的戳印纹。但整个墓地来看，鲜卑考古学文化因素相对较弱，匈奴考古学文化因素和汉文化因素较强。报告把该墓地的年代推断为东汉中晚期，我们认为是可信的。北贾铺墓地所在位置当时正是南匈奴人聚居之地，倪润安认为北贾铺墓地应为南匈奴人墓地，本文从之。
（十一）上孙家寨墓地部分墓葬
上孙家寨墓地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后子河乡上孙家村村北北川河西岸的第二台地上，墓地分甲、乙两区，甲区有汉晋墓葬170座，乙区有汉晋墓葬12座。乙区M1出土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墓内出土人骨鉴定结果显示，死者体质特征与北亚蒙古人种有密切关系，该墓被确认为是降汉匈奴人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其他剩余墓葬中是否有匈奴人墓葬，学者们观点不一。虽然上孙家寨墓地墓葬汉文化因素占居绝对优势，我们经过仔细辨析，仍可发现不少匈奴考古学文化的因素，诸如在陶器肩部装饰波浪纹、陶器底部有戳印等（参见图九）。乙M4、乙M6、乙M8出土的陶器上装饰有波浪纹，乙M8殉葬有较多的牛、马、羊、狗等动物骨骸，乙M12出土的陶器底部带有四方形的戳印或轮制陶支撑痕迹，这些都属于匈奴考古学文化因素。乙M3出土的银壶（图九，13）造型及纹样与高勒毛都I号墓地M1出土的金壶残件基本相同。乙M9出土的裸人料佩饰（图九，15）与蒙古伊赫林阿姆墓地M1出土的埃及喜神贝斯形象的石佩饰非常相似。因此，我们推测乙区的12座墓葬很可能都是降汉匈奴人墓葬，年代应该在东汉中晚期。另外，我们在甲区墓葬中发现M4、M112、M132和M158出土有装饰波浪纹的陶器，M9、M85、M91、M105、M118、M132和M135出土的陶器底部带有四方形的戳印或轮制陶支撑痕迹，这些墓葬也有可能属于降汉匈奴人墓葬。
以上辨析显示，东汉至魏晋时期降汉匈奴人墓地（葬）主要包括李家套子墓地5座墓葬、西沟畔墓地3座墓葬（M4、M5和M12）、补洞沟墓地8座墓葬、大饭铺墓地20余座墓葬、二里半墓葬、召湾墓地大部分墓葬、张龙圪旦墓地、窝尔吐壕墓地、大保当墓地26座墓葬、田家圪台墓地和敖包台墓地的部分墓葬、黄家塔墓地M6和M9、北贾铺墓地22座墓葬、上孙家寨墓地部分墓葬、洛阳辛店“匈奴归汉君”墓葬、麟游周家堡晋墓等百余座墓葬（图一〇）。
三、墓葬类型与葬俗分析
根据有无墓道，我们把降汉匈奴人墓葬分为无墓道墓葬和带墓道墓葬两大类。
（一）无墓道墓葬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地表无任何标志，代表墓地有西沟畔墓地M4、M5和M12、补洞沟墓地、大饭铺墓地和二里半墓葬。除二里半墓葬为东西向外，其他墓葬为南北向。无墓道墓葬均没有发现葬具，死者以单人葬为主，少数墓葬为双人或多人合葬，仰身直肢，绝大多数死者头向北方或北偏西（图一一，1，2）。有的墓葬在死者头端殉有马头、牛头和羊头。出土物品主要有生活用器、饮食用具、兵器、车器、马具、日常梳妆和装饰用品等。生活用器有陶罐、铁鍑和铁鼎。陶罐主要是匈奴特色的大口短颈陶罐（图一一，3、4）和小口细颈鼓腹陶罐（图一一，5－7），陶罐肩部多装饰弦纹和波浪纹，有个小口细颈鼓腹陶罐下腹近底部器壁上留有一个直径约1厘米的小孔，有的陶罐底部中央有四方形轮制陶支撑痕迹。铁鍑主要出土于补洞沟墓地和二里半墓葬，有平底和圈足两种，多数带有双附耳，附耳有圆弧形、方山状或方形三种（图一一，8、9、11）。李家套子墓地出土有平底小铁釜（图一一，10）。铁鼎出土于补洞沟墓地，蹄足，腹部有一道凸弦纹，口缘两侧带有上端为圆环形的双附耳，原应带有盖子（图一一，12）。工具主要有安有木柄的铁刀（图一一，13、14）。饮食用具主要有骨匙（图一一，15）、银匙和骨筷子（图一一，16）。兵器主要有环首长铁刀（图一一，17）、两翼或三翼铁镞（图一一，18、19）、铜镞（图一一，20）、带骨弓弭（图一一，21）的复合弓等。马具主要有铁带扣（图一一，22）、两端带大环的铁马衔（图一一，23）和铁环（图一一，24）。日常梳妆用品有汉代铜镜、骨笄（图一一，28、29）等。装饰用品主要有冠饰（图一一，25）、耳饰和项饰（图一一，26）、铜耳环（图一一，27）、铁包金腰饰牌（图一一，30）、铜带扣（图一一，31）、透雕铜环（图一一，32）、透雕长方形铜腰饰牌（图一一，33）、铜饰（图一一，34－36）、铜扣、石佩饰等。
无墓道墓葬的形制、死者葬式、殉牲以及随葬物品等与匈奴帝国时期的无墓道土坑墓葬有较多的相同点，汉文化物品以铜镜为主，个别墓葬有铁鼎。总体来说，这些墓葬保持了更多的匈奴帝国时期墓葬的特点，年代多在东汉早中期以前，除西沟畔墓地M4的死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外，其他墓葬的死者均应属于降汉的普通匈奴人。这些墓葬匈奴考古学文化特色比较鲜明，死者很可能是降汉不久的匈奴平民，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少。
（二）带墓道的墓葬
降汉的匈奴人墓葬中大部分带有墓道，墓道以斜坡墓道居多，北贾铺墓地M14和M15的墓道为长方形竖穴墓道。部分墓葬在地表至今有土封丘，有的墓葬地表现在为平地，原来都应带有土封丘，可能土封丘遭到破坏。根据墓葬形制的不同，可以分为土坑木椁墓、洞室墓、画像石墓和砖室墓四大类，其中砖室墓数量最多。
1、土坑木椁墓
土坑木椁墓数量较少，以召湾墓地M45、M51、M63、M77、M89为代表（图一二）。木椁墓的墓穴多为长方形，大多数墓葬带有一条斜坡墓道，有的墓葬在木椁与墓壁之间填充陶片。召湾墓地M51比较特殊，带有两条斜坡加台阶式墓道，墓室有甲、乙两个。木椁墓的葬具为在木椁中放置木棺，死者常多人合葬，大多数死者都有自己的木棺，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不一。召湾墓地M89木椁和墓壁之间填充有陶片和瓦片。随葬物品有黄釉陶壶、陶罐、陶鼎、陶灶、陶井、陶盉、陶仓、陶盘、陶灯、铜烟斗形器、铜铺首、铜镜、环首铁刀、铁箭镞、铁剑、铁矛等。使用土坑木椁墓的墓葬年代一般较早，大致属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主多为匈奴帝国时期降汉的匈奴人及其后裔。
2、洞室墓
洞室墓主要发现于三段地墓地、北贾铺墓地和召湾墓地，可以分为土洞墓和砖洞墓两种。
土洞墓 以北贾铺墓地M14、M15，三段地墓地M8、M12为代表。北贾铺墓地M14和M15为东西向带长方形竖穴墓道的洞室墓，墓室为穹窿顶（图一三，1、2）。M14由墓道、甬道、洞室组成，M15由墓道、甬道、主室、右耳室和后耳室组成。M14墓室北壁附近放置一木棺，死者仰身直肢，头向东，随葬品放置在棺旁及西壁、南壁附近，有陶罐、陶灶和陶钵。M15带有两个耳室，后耳室底部高于墓室底部，在两耳室内各放置木棺1具，棺内死者仰身直肢，头向墓室，右耳室死者为男性，后耳室死者为女性。随葬物品主要为陶罐、陶壶、陶灶和铜钗等。三段地墓地M8和M12均为直洞穴，墓室顶部近平，宽度大于墓道。M12墓道残长约10米，墓门与墓道等宽，在墓地横向错缝平铺条砖，墓室东壁靠墓门处建一壁龛，壁龛内也铺有条砖。葬具为木棺，死者为一成年女性和一老年男性，男性为后来入葬，死者仰身直肢，头朝南偏东。随葬物品放在壁龛内，残留物品主要为陶器：甑、小口罐、大口短颈罐和灶等（图一三，3）。北贾铺墓地M14和M15的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三段地墓地M8和M12的年代应为新朝至东汉初。
砖洞墓 主要以三段地墓地M23为代表。墓葬为直穴洞室，带有长斜坡墓道，墓门与墓道等宽，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底部铺砖。墓室后部靠东壁放置有木棺，墓葬被盗，死者葬式不明，随葬品只残留有牛头和羊的前肢骨等（图一三，4）。
3、画像石墓
画像石墓以黄家塔墓地M6、M9和大保当墓地的96SDM1－96SDM5、96SDM9、96SDM11、96SDM16－96SDM18、96SDM20、96SDM23、96SDM24等14座墓葬为代表，墓葬形制与砖室墓基本相同。根据墓葬形制的不同，可以分为单室墓和前后室墓两种。
单室墓 代表墓葬有大保当墓地96SDM1、96SDM3和96SDM9（图一四，1、2）。墓葬均由斜坡墓道、封门、墓门、甬道和墓室五部分组成，门楣、门扉和门柱为画像石，三墓的门楣画像石描绘车马出行和射猎场景。三座墓的墓室均为方形，96SDM1和96SDM9的墓室为四角攒尖顶，96SDM3墓室为穹窿顶。96SDM1发现木棺一具，死者骨架不存； 96SDM3有3具木棺，两侧的死者为女性，中间死者为男性，死者头向不一致；96SDM9有2具木棺，死者分别为一成年男性和一年龄不大于20岁的女性。三墓出土的随葬物品有陶罐、陶碗、陶壶、陶灯、陶井、陶博山炉、陶鼎、陶盒、陶盘、陶勺、陶灶、陶鸡、陶鸭、铜马衔、盖弓帽、五铢铜钱、鎏金铜套、鎏金铜包角、铁锸、骨烟斗形器等。
前后室墓 包括黄家塔墓地M6和M9以及大保当墓地的11座墓葬（图一四，3－6）。大保当墓地的墓葬原来应有土封丘；墓葬通常包括墓道、封门、墓门、甬道、前室、过洞、后室等部分组成，有些墓葬还带有耳室；通常墓门的门楣、门柱和门扉为画像石；前室墓顶多为四角攒尖顶，后室墓顶多为券顶、墓葬方向多样，墓内死者多放置在木棺内，以合葬为主，少单人葬。黄家塔墓地M6和M9墓葬形制基本相同，均由斜坡墓道和石砌墓室组成，前室为四角攒尖顶，后室为券顶；两座墓的门楣和门扉为画像石，M6门楣画像石为车马出行和射猎场景，M9的门楣画像石为射猎场景。带前后室的画像石墓出土物品有匈奴特色的小口细颈陶罐、汉式陶罐、陶壶、陶案、陶鼎、陶盆、陶罐、陶博山炉、陶灯、陶纺轮、瓦当、铜弩机、铜箍、铜带钩、铜扣、盖弓帽、货泉、五铢钱币、铁斧、铁刀、铁铲、骨笄、骨筷子、骨铲形器、骨烟斗形器、骨弓弭、玉璲、玉眼罩、玉蝉等。
4、砖室墓
砖室墓的数量比较多，根据墓葬形制的不同可以分为单室墓、前后室墓和多室墓三种。
单室墓 以大保当墓地96SDM12、96SDM15（图一五，1），北贾铺墓地M1（图一五，2）、M4、M16、M18，召湾墓地M70、M74、M92（图一五，3），召潭墓地M3以及洛阳“匈奴归汉君”墓等为代表。墓葬方形不一，通常由墓道、封门、甬道及墓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有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状几种，墓顶有券顶、穹窿顶或四角攒尖顶三种。少数墓葬为单人葬，多数墓葬内放置有多具木棺。有的墓葬内有殉牲。随葬物品有陶罐、陶壶、陶灶、陶甑、陶盘、陶盆、陶多子盒、釉陶樽、釉陶鸡、釉陶俑、铜盆、铜鉴、铜车马器具、五铢钱币、“小泉直一”钱币、铜印、鎏金凤纹青铜饰件、金指环、金手镯、银手镯、银钗、铁镜、骨筷子、料石耳瑱、石砚等。
前后室墓 该类型砖墓数量较多，在召湾墓地、大保当墓地、窝尔土壕墓地、北贾铺墓地、上孙家寨墓地等均有发现，代表墓葬有召湾墓地M98（图一五，4）、大保当墓地96SDM10（图一五，6）、96SDM21、96SDM22、窝尔土壕墓地M4、北贾铺墓地M17、上孙家寨墓地乙M1和乙M8（图一五，5）。墓葬通常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有的墓葬在前室带有一个或两个耳室。墓葬方向多样，有东西向、南北向、东北－西南向等。有的墓葬带有土封丘，如上孙家寨墓地乙M1土封丘直径约28米，高约8米左右，封丘周围夯筑，内部填土；同墓地乙M8的土封丘被破坏。墓室有穹窿顶、四角攒尖顶、单券顶和双券顶四种，有的墓葬前室穹窿顶或四角攒尖顶，后室为单券顶；有的墓葬前室为穹窿顶或四角攒尖顶，后室为双券顶；有的墓葬前室和后室均为穹窿顶或四角攒尖顶。流行多人合葬，合葬人数最多的为上孙家寨墓地乙M8，内葬有12人。除上孙家寨墓地乙M1的葬具为木椁内放置木棺外，其他的墓葬葬具均为木棺。随葬物品有陶罐、陶壶、陶仓、陶灶、陶井、陶灯、陶碗、陶甑、釉陶壶、铜甑、铜盖壶、单耳银壶、铜弩机、铜刀、铜摇钱树残件、铜镜、铜钱、铜印、金指环、漆奁、漆盘等。有的墓葬有殉牲。
多室墓 该类型墓葬数量较少，规模较大，多呈中轴线对称布局。以召湾墓地M67、M72和M91和张龙圪旦墓地M1为代表，召湾墓地M67、M91和张龙圪旦墓地M1墓葬形制基本相同，均为中轴线布局的多室墓。
召湾墓地M72由墓道、甬道、墓门、小前室、前室及其左右耳室和后室组成，主室和耳室均为穹窿顶，墓室之间以长甬道相连（图一五，7），方向为104°。该墓盗扰严重，人骨主要集中散布于小前室，在前室和后室发现殉牲骨，随葬物品有陶盘、陶罐、陶甑、货泉钱币、前轮五铢钱币、银镯以及漆器等。同墓地M67为中轴线布局的多室砖墓，包括墓道、甬道、墓门、前室及其左右耳室、中室及其左右耳室，以及后室组成，各室之间有甬道相连，方向为112°。前、中、后室墓顶均为穹窿顶，耳室有的为穹窿顶，有的为券顶。该墓严重被盗，人骨、畜骨和随葬物品杂处，前室残留有殉牲骨，后室残留有人骨，随葬物品有釉陶盆和盘，陶灶、陶耳杯、陶罐、陶豆、石砚、五铢钱币和货泉等。同墓地M91为中轴线布局的多室穹窿顶墓，墓上封土直径约35米，高2.5米，整座墓葬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墓门、前室及其左右耳室、中室及其左右耳室，以及后室组成，甬道中部两侧对称位置各有一龛（图一五，9），方向为100°。前室和中室为方形，后室为长方形。前室西北角放置有石屋1件，中部砌有一东西向长方形竖穴棺穴，内放置长方形木棺2个，每个木棺内各葬一人，死者仰身直肢，头向西方。随葬物品残留有陶罐、陶甑、陶盘、陶灯、陶耳杯、铜铺首、铜镜、石朱雀首和动物石雕等，该墓还出土有残石碑，上面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铭刻，表明该墓为东汉晚期墓葬。M67、M72与M91的年代大体一致，应属于东汉晚期。
张龙圪旦墓地M1为中轴线布局的多室穹窿顶墓，封丘直径约50米，高约4.5米，由长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及其左右耳室、中室及其左右耳室，以及后室组成，各室之间有甬道相连，方向为20°（图一五，8）。该墓被盗，在中室和后室相连的甬道内发现有1个人头骨，前室和后室均放置有殉牲头颅。在中室西北角放置有石屋1件，中部有一件长2.2米，宽1.5米的长方形深褐色皮革状物品，上有粉彩和黑彩，上面出有人骨。随葬物品有彩绘陶盒、彩绘陶盆、陶盘、陶罐、陶灶、陶樽、陶案、陶楼、陶豆、陶耳杯、半身陶俑、陶猪、陶鸡、陶羊和陶虎、封泥、铜带銎器、铜泡钉、石砚、石虎础、石碑残块等。该墓年代可推断为东汉晚期。
这四座墓葬均为东汉晚期的，尤其是召湾墓地M67、M91和张龙圪旦墓地M1以及与之相距仅有80米的另一座封丘直径约35米的大墓，它们的规模、布局和内部结构都是目前发掘的最高等级的降汉匈奴人墓葬，墓主人很可能是拥有显赫地位的南匈奴贵族阶层，甚至可能属于单于王族的墓葬。
四、丧葬习俗的变化及原因
由以上对降汉匈奴人墓葬的分析可知，匈奴考古学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墓地（葬）有补洞沟墓地、大饭铺墓地、西沟畔墓地M4、M5和M12以及二里半墓葬，这些墓地（葬）绝大多数属于降汉的普通匈奴人墓葬，高级贵族阶层的墓葬只有西沟畔墓地M4一座，墓葬形制均为无墓道的土坑墓葬，它们的年代集中在东汉中期之前，属于降汉不久的普通匈奴人墓葬，虽然随葬物品中有中原文化的器物，但受汉文化影响比较少，仍保留着浓郁的匈奴帝国时期的埋葬习俗。东汉中期以后，几乎不见匈奴文化特色鲜明的普通人墓葬，表明降汉的普通匈奴人在与汉人的长期杂居中，改变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被汉化，这一过程大约完成于东汉中晚期之际。
与降汉的普通匈奴人墓葬明显不同的是，除了西沟畔墓地M4外，尚没有发现其他的匈奴考古学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的高等级降汉匈奴人墓葬。我们目前辨别出的等级较高的降汉匈奴人墓葬的形制、结构、埋葬习俗以及随葬物品都与匈奴帝国时期的墓葬截然不同，他们采用的都是汉墓的形制和葬俗。东汉早期的等级较高的墓葬形制比较多样，有土坑木椁墓、土洞墓、砖洞墓、画像石墓和砖室墓等，东汉中晚期的墓葬中，砖室墓占居主要地位。与匈奴帝国时期贵族墓葬流行单人葬，头朝北方不同，这些等级较高的降汉匈奴人墓葬流行合葬，尤其是多人合葬，死者头向不一。随葬物品也以汉墓流行的器物组合为主，但还随葬有带有匈奴文化因素的物品，如陶罐、鸣镝、骨弓弭、骨筷子、勺头形骨笄、烟斗形器等，殉牲习俗还有一定的保留。以上孙家寨墓地乙M1和洛阳“匈奴归汉君”墓为代表的东汉晚期的降汉匈奴人墓葬如果不是墓中出土有印章，根本无法将其判断为降汉匈奴人墓葬。虽然目前发现有出土降汉匈奴人印章的晋墓，但我们无法在晋墓中辨别出特色鲜明的匈奴考古学文化因素。与降汉的普通匈奴人墓葬相比，降汉的匈奴贵族墓葬的匈奴考古学文化因素表现得相当微弱，但持续的时间却比较长。考古出土材料显示，大约在魏晋时期，降汉匈奴人墓葬基本实现彻底汉化，不再出现匈奴文化特色的物品。
降汉的普通匈奴人墓葬最开始阶段保持了较浓厚的匈奴考古学文化特色，随着他们与汉人的杂居和融合，逐渐被汉化。这一过程比较符合正常的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规律。而降汉的匈奴贵族墓葬则明确地展现了匈奴贵族精英阶层在降汉后其丧葬习俗发生的骤变，汉文化因素占居绝对主导地位，他们所代表的匈奴考古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然中断。降汉匈奴贵族阶层墓葬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降汉匈奴贵族墓葬中，原本被认为最保守、最不易发生变化的丧葬习俗反而最先发生了改变，而学界公认最容易发生变化的陶器及其他生活用品在降汉的匈奴贵族墓葬中却表现出相当的执着和保守。为什么降汉匈奴贵族墓葬的发展过程不符合正常的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规律呢？
对于东汉时期几乎不见匈奴考古学文化特色鲜明的降汉匈奴人墓葬，学界通常的解释是他们降汉后逐步被汉化所致。如果是正常的汉化，常常需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有些匈奴贵族在降汉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去世，可是我们仍然没有发现匈奴考古学文化因素明显占居主导地位的降汉匈奴贵族墓葬。由于墓葬制度是统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政权的统治阶层制定、颁行于所辖境内诸族群，对于降汉匈奴贵族丧葬习俗所发生的骤变，我们应该从政治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分析。
汉朝对于降汉的匈奴上层人士通常采用论功封侯制度，我们仔细查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和《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就会发现，西汉政府对来降匈奴人封侯的有29位（表一）。由表一统计内容可以看出，匈奴贵族降汉前都有很高的身份，其中身份最高的是单于太子于单，他被封为涉安侯，具体品秩不详。这些封侯的降汉匈奴贵族中，品秩最高的是万户侯湿阴定侯昆邪（匈奴浑邪王），品秩最低的是以匈奴相国降汉的襄城侯桀龙，为四百户侯。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对来降匈奴贵族的封赏与其原本在匈奴的地位身份地位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所封侯爵品秩的高低与其所做出的贡献大小直接相联系。这种对降汉匈奴贵族论功封侯赏赐的做法在东汉时期继续沿用。
至于南匈奴，他们在内附后，东汉政府对其采取的是自治加监护政策。东汉政府恢复西汉时期给称臣的匈奴单于颁发玺印制度。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单于庭移至云中郡不久，南单于遣子入侍，汉庭“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緺绶，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剑弓箭，黑节三，驸马二，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乐器鼓车，棨戟甲兵，饮食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东汉政府不仅对南单于颁赐玺绶，对南匈奴各级贵族也颁赐印章。从对南单于的赏赐可知，东汉朝廷对南单于施行的是诸侯王制，南匈奴继续沿用匈奴帝国时期的单于政治，“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焉”。虽然东汉特地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以监护南单于，但其并未取代匈奴原有机构，对南匈奴进行直接管理。东汉政府对南匈奴兵力的征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而且不脱离其原有的军事系统。
由于以南匈奴为主体的降汉匈奴人相互勾结，叛服无常，为了达到对南匈奴的有效监控，防止南北匈奴勾结串通，东汉政府除了设置使匈奴中郎将外，又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设置度辽营。使匈奴中郎将和度辽将军的设置，构成了行政和军事上的有效配合，对于稳定和控制南匈奴起到保障作用。东汉中期以后，使匈奴中郎将的权力非常大，甚至敢于欺凌和杀害南单于，中郎将张奂认为南单于居车儿不能统理国事，拘之，并上书请立左谷蠡王为单于，中郎将张脩擅自斩杀南单于呼徴，南单于的自治权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限制。
表一 《汉书·功臣表》所载降汉匈奴人封侯者统计表
序号
名称
降汉前身份
品秩
封年
1
弓高壮侯韩隤当
匈奴相
前164年
2
襄城哀侯韩婴
匈奴相
前164年
3
安陵侯于军
匈奴王
千五百五十户
前147年
4
桓侯赐
匈奴王
前147年
5
遒侯陆强
匈奴王
千五百七十户
前147年
6
容城 侯徐卢
匈奴王
七百户
前147年
7
（易）侯仆
匈奴王
千一百十户
前147年
8
范阳靖侯范代
匈奴王
六千二百户
前147年
9
翕侯邯郸
匈奴王
前147年
10
亚谷简侯卢它之
匈奴东胡王
千户
前145年
11
翕侯赵信
匈奴相国，前127年益封
千六百八十户
前131年
12
特辕侯乐
匈奴都尉
六百五十户
前128年
13
亲阳侯月氏
匈奴相
六百八十户
前127年
14
若阳侯猛
匈奴相
五百三十户
前127年
15
涉安侯于单
匈奴单于太子
前126年
16
昌武侯赵安稽
匈奴王
前125年
17
襄城侯桀龙
匈奴相国
四百户
前125年
18
潦悼侯王援訾
匈奴赵王
五百六十户
前122年
19
下摩侯謼毒尼
匈奴王
七百户
前121年
20
湿阴定侯昆邪
匈奴昆邪王将众十万降
万户
前120年
21
煇渠慎侯应疕
匈奴王
前120年
22
河綦康侯乌黎
匈奴右王与浑邪降
六百户
前120年
23
常乐侯稠雕
匈奴大当户与浑邪降
五百七十户
前120年
24
湘成侯敞屠洛
匈奴符离王
千八百户
前120年
25
散侯董舍吾
匈奴都尉
千一百户
前120年
26
臧马康侯雕延年
匈奴王
八百七十户
前120年
27
膫侯次公
匈奴归义王
七百九十户
前113年
28
归德靖侯先贤掸
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率众降
二千二百五十户
前59年
29
信成侯王定
匈奴乌桓屠蓦单于子左大将
千六百户，后削百五
前56年
入塞后南匈奴上层贵族的基本生活及南匈奴政治体的日常维持都仰赖于东汉政府的巨额经济援助，南匈奴社会势必会发生倾向于东汉社会与文化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单于号由生前授予变为死后获得。罗新认为南单于号承担着标明单于世系的功能，其相关变化来自对汉朝帝王庙号制度的学习。而南匈奴单于号的这种变化，是南匈奴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表征。因此，包括南匈奴贵族集团在内的降汉匈奴贵族接受汉朝的封赏之后，即被纳入汉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中。这些因降汉受封的匈奴贵族必然会被东汉政府体制化、制度化，墓葬等级制度是极其严格的一个，导致他们在死后按照汉朝的丧葬制度来进行安葬。政治的封赏和汉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势必会使这些因降汉而受封的匈奴贵族的国家认同和文化心理发生突变，尽管他们还保持着自身的族群认同。所以，与降汉的普通匈奴民众不同，置身于汉代等级制度中的降汉匈奴贵族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受封的身份和享有的等级来确定墓葬形制和规模，选择当时汉朝流行的汉墓形制、丧葬习俗以及随葬物品组合。在其作为匈奴人的族群意识尚未彻底改变时，匈奴考古学文化基因性的文化因素必然会或多或少的有所体现。由此，中国境内几乎不见匈奴考古学文化特征鲜明的降汉匈奴贵族墓葬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降汉匈奴贵族，汉朝和魏晋政府通常都是采取拜官封侯和厚赏的策略。这种政策对于缩短匈奴人汉化的进程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汉朝对南匈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管理措施以及后来曹操改匈奴为五部的措施，极大地削弱了南匈奴的力量，使其彻底成为一个只能依附于中原王朝的团体，而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抗衡。毫无疑问，魏晋政府所实行的分势政策保证其对南匈奴的绝对控制，促进了匈奴人与汉人的融合。降汉匈奴人在长期与汉族共处中，在强大汉文化的影响下，其文化认同势必会发生转变。我们可以通过南匈奴於扶罗单于之孙刘渊创建汉国的思想和政治制度中看到降汉匈奴贵族阶层文化认同的彻底转变。
由《晋书·刘元海载记》的相关记载可知，刘渊起兵时对内打的是“兴邦复业”、“复呼韩邪之业”的大旗，对外拉拢人是则宣称“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可以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以刘渊为代表的五部匈奴贵族并不是真正想恢复一个冒顿式的匈奴草原帝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继承汉族封建传统的国家。刘渊虽为匈奴人，其所信奉的却是华夏正统观念。《晋书·刘元海载记》又载，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他僭继汉王位时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他给自己的祖先来源以及王位正统性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依据。很明显，他不以冒顿子孙为自豪，反倒攀附汉室，说明其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上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刘渊为代表的匈奴贵族集团所尊奉的汉皇朝的思想是南匈奴接受汉王朝统治，长期受汉文化熏陶的必然结果。《晋书·刘元海载记》还载，刘渊称王后，“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衍氏为皇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刘渊汉国的建国思想，还是其政治制度都属于汉族皇朝传统，不带有任何匈奴传统。
综上所析，降汉匈奴人历经东汉和魏晋，至公元4世纪初，无论是国家认同还是文化认同都彻底发生了改变，尤其是以刘渊为代表的降汉匈奴上层贵族甚至否认自身原本的匈奴族源，采用汉姓，宣称自己是汉室的后代，衣食住行和文化思想等与汉人差别甚微。
来源：《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究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