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在你早期的先锋实验性作品中，你一直不太注意人物的形象，甚至刻意地让他们处于一种抽象的符号化状态。但是，在你的长篇小说中，每部都有一个非常独特而又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像《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林，《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兄弟》中的李光头。正是这些丰满的人物形象，为你的创作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中成功地树立了一批具有经典意味的艺术形象。这种叙事观念或审美观念的转变，对你来说，包含了一种怎样的审美思考？
余华：我想可能是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不同，我在写作中短篇小说时，基本上是按照构思完成的，写长篇小说时构思总是发生变化，人物一个个跳出来反抗作者的安排，他们要自己来安排命运，我妥协了，结果意外的叙述出现了，原先的设想没有用处了。我喜欢写长篇小说，我觉得这是生活，或者说是一种人生经历，我不会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只有一天一天坐到桌前，开始写作的时候，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写短篇小说不一样，那是工作，因为我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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