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抗战还未结束，毛泽东和周恩来主动联系美国驻华人员，希望能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面商机要。美方延安军事观察组代组长克罗姆利上校，在转交给重庆总部魏德迈的原件中这样说：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接待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么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议。”
1972年10月的《外交事务》上，刊发了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撰写的《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首次解密毛、周1945年这次试探的历史文件。多年以后，塔奇曼仍以此为傲，并将此文收录到《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一书中。
塔奇曼在文中推测，如果毛泽东当年顺利来到白宫，由于和美国建立了联系，共产党的威望和实力将加强，国民党将衰落，虽然这两点本来就不可避免，但速度会大大加快。在极度厌战和痛恨恶政的国家，一场三年的内战如果不能被完全避免，也可以大大缩短。美国将不再被指责为资助注定失败的一方而延长了内战，也不会引起最终胜利者的深切敌意……如果双方不存敌意，我们就将和人民政府建立某种级别的外交关系，允许在危机中的对话。如果中国人没有对我们产生恨意和猜疑，从而一边倒向苏联，可以想象，朝鲜战争以及它残酷的后果也就不会发生。我们可能也不会走向越南战争。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后诸葛亮”式历史假设。它想要强力证明，一个偶然的事件可能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没有人能对此证伪，就如同论述者也无法证明假设的成立。但我们仍能指出其天真之处，就如同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的蜜月期，未能影响毛时代的阶级斗争走向一样，认为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对中共多一些友善，就能改变毛、周对意识形态的执念，进而影响整个冷战格局，这是一个可以“呵呵”对之的假设。
书中，塔奇曼展现了她的历史洞见，还有与上文类似的一厢情愿的天真。她曾这样处理叙事和论述的关系：不要当着读者的面和文献材料理论。“在叙述问题中，不要呈现作者的想法。你应该在幕后解决自己的疑惑，细究有争议的证据，判断人物的动机，在附录的参考文献中去争论，而不是在正文中。这样才能让作者隐于行文，读者越感觉不到作者存在，越与故事联系得紧密。”
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但在讲述与史迪威有关的战役时，塔奇曼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她因为无法找到1914年8月失掉阿尔萨斯的战役中“让事情经过清晰起来的足够资料”，所以“编造了一些东西”。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塔奇曼则强调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只不过我讲的确有其事，并非虚构”。她会质疑别的作家，“当我遇见一个没有例子佐证的普遍性结论和结论性的叙述时，我就会突然警觉，并想：给我证据。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写‘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而之后又没有补充什么证据的话，我就会认为他在毫无节制地做一些无凭无据的叙述。”
之所以会如此分裂，和塔奇曼本质上是一个作家有关。“我首先是个作家，还是历史学家呢？”内心的争论长期困扰着她。运气好的时候，她搜集到了足够多的细节，可以理直气壮斥责别的作家的“无凭无据的叙述”；运气不好的时候，她缺乏讲述一个生动故事的必要细节，这时候，“作家”的冲动便会战胜“历史学家”，她开始成为自己反对的人。作家治史的最大悲剧在此，它本身是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
抛开偶有的编造不谈，就写作技巧而言，塔奇曼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我们见多了晦涩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那些历史学者的确应该补上最基本的创作之课。或许他们也应该读一读《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除了偶有自作聪明的历史假设及细节编造，她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精湛的历史写作技艺的。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韩福东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2期总第5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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