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下来·找替代·合理化
—一个“思辨性阅读”教学案例的思辨性分析
余党绪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7年第8期
2015年9月，《语文学习》发表了我的关于蔺相如的一个案例。在案例中，我在明确肯定蔺相如“公忠体国”与“智勇双全”的基础上，提出蔺相如也是一个“汲汲于功名的战国士子”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关注，也有一些商榷文章。商榷者在肯定“思辨读写”这个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也有一些说法需要辨析，比如有老师说思辨不可“过度”。我认为，思辨越充分，越细致，越深入，就越能引领我们的认知走向深切，但前提是要“合理”。显然，这就不是一个“度”的问题，亦非分寸把握的问题。但思辨确实应该有个“领域”的限制，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思辨的，批判性思维并非万能，在感觉与感情起主要作用的领域，思辨应学会“闭嘴”。批判性思维的使用主要应限于依靠理性来进行判断与选择的领域，比如公共事务，再如文本解读。
还有一些所谓的“商榷”，则需要澄清与声明。如李新老师《蔺相如仅仅是汲汲于功名吗？——与余党绪老师商榷》一文，似乎对本人的意思理解有误。笔者绝不会认为蔺相如“仅仅汲汲于功名”，这样的商榷恐有“打稻草人”之嫌。在我看来，一个人“汲汲于功名”，与“公忠体国”并无必然冲突。“汲汲”者，急切也。蔺相如出身卑微，渴求功业，就算急一点，也无损于其英雄的形象。不知李老师为何如此断章取义，且以一个反问句为标题，十分醒目，这样诱导读者，不大好。再看李文的结尾：
家国情怀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尽管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与战国时期的爱国主义概念有所不同，但家国情怀这一点是核心的价值观，在蔺相如身上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核心的价值观。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核心价值观这一点不能丢。
这就不是在讨论具体问题了。谁说“家国情怀”过时了呢？提出一点关于蔺相如的不同意见，就“丢”了核心价值观？按照这个逻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怎样“见仁见智”？实在地说，我对这段话背后的似曾相识的逻辑深感不安。
“思辨性阅读”的前提是文本中心，一切断言与结论都应该基于文本的客观事实。商榷文章亦应如是。既然要商榷，就有义务认真阅读和理解对方的文章。缺了这个前提，还商榷什么呢？还不如自说自话。本人除了写过一篇回应黄玉峰老师商榷文章的商榷文章，一直不大敢写这类文章，原因就在于害怕自己的阅读能力有限而误读了别人，也害怕因知识与思维方式上的缺陷而误解了别人。
回顾这个案例，无意于再来讨论蔺相如的“功名”问题，只是想借此重申我的看法：蔺相如是不是一个“汲汲于功名”的人，这是可以讨论的，没必要上纲上线。这个问题来自于我的课堂，来自于我的学生，来自于自然的教学生态；而从过程看，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精神，也运用了一些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策略。当年《语文学习》杂志约稿，我就斗胆将其整理成一个“思辨性阅读”的教学案例，如此而已。
如果将教学看作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那么，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包含了质疑、分析、论证、评估、自我完善、解释等环节的批判性思维的展开过程。
根据教学的实际流程，我将这个展开的过程概括为“停下来——找替代——合理化”三个阶段。
一、停下来——发现、甄别和确立问题
人的思维惯性与惰性无法回避，稍不留意，就会陷入习以为常与自以为是的思维困境。理查德·保罗说，人们的思维会受到“自我中心”与“群体中心”的影响。他用下面的句子来彰显他的观点：
它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它
它是真的，因为我（们）想相信它
它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相信它
它是真的，因为相信它符合我（们）的利益
在“自我中心”与“群体中心”的影响下，独立思考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会自觉地对自我的思维进行监控与反思，以保证思考的合理性——因此，批判性思维不是与人过不去，它首先是与自己过不去——但对于学习者与练习者，这种对思考的思考的反省习性，非经长时间训练不能养成。因此，对于尚未形成反省习性的学生，教师就要善于借助各种手段的介入，引导他摆脱或者暂停思维惯性，不要在肤浅、琐碎和散乱的意识流中“滑行”（孙绍振语）。这就是“叫停”的内涵。有人听课评课，喜欢说“这节课如行云流水”，以此作为表彰。这话要具体分析。从思维角度看，有深度的理性思考一定是沉滞的、苦涩的、矛盾的，而不大可能是轻松流畅的。教师应该借用有质量的问题，让学生的思维进入沉滞、迷惑与苦闷的状态，激发他们的探究与思考，以期达到更高层次的清晰与明澈。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其出发点也正在于此。
关于蔺相如，习惯的评价是“公忠体国”与“智勇双全”。比如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作者选取完璧归赵、渑池会、廉蔺交欢三个典型事件，充分肯定了蔺相如大智大勇、威武不屈、不畏强暴的形象及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精神”。这算是关于蔺相如的基本共识吧。
这篇课文我教过多次，上述理解也习以为常。2008年应《语文教学通讯》之约撰写该文的备教策略，我表达的就是这些观点。
一个学生的玩笑，使我重新思考和检视这个观点。学生的玩笑是：
这蔺相如不是在玩弄秦王吗？
这是课堂上的一个小插曲。我随口问：何以见得？在我的鼓励与帮助下，学生说出了他的看法：秦国乃虎狼之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这一点蔺相如不可能不知道；用十五座城池来换一个“和氏璧”，也不可能是真心，这一点蔺相如在出使之前也该心知肚明。作为赵国的使者，蔺相如的任务是减少秦国的敌意，缓解彼此的矛盾，至少不要刺激秦国蠢蠢欲动的野心。但蔺相如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弱国地位，不断地撩拨秦王；人家按照他的要求“斋五日”，以隆重的仪式来接受和氏璧，他却不讲信用，提前把宝物偷偷送走了。这算是一个好的外交使节吗？这不是在戏弄秦王吗？老虎本来要吃人，你还捋老虎须，这不是找死吗？幸亏秦王脾气好，换个人，蔺相如性命难保，赵国也会跟着遭殃。
文言文教学，课堂本来有点沉闷；学生的这番“调侃”，让教室里充满了笑声。我推测，这笑声里，有赞赏，也不排除有讥讽的成分，因为说话的学生成绩并不太理想。
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有一种“彻悟”的感觉。以前读课文，也觉蔺相如行状奇异，只是没多想，也没多问，甚至还理所当然地将这种感觉归因于司马迁的“好奇”。李长之先生说“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并称司马迁的好奇是“一种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以司马迁的这个嗜好，写作时做点夸张与渲染，以至于超出日常的逻辑和经验，似乎也算正常。
其实，我也见过古人对蔺相如的异议，只是并未深究。宋杨时《蔺相如论》、司马光《廉颇论》、明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对蔺相如都有微词。如王世贞，认为蔺相如言行不合常理，难以置信，并将“完璧归赵”归结为“天意”——这是一次撞大运式的成功。在我的印象中，翻案文章总要弄点振聋发聩、惊听回视的效果，未及细想，就一笑了之。
人常常生活在思维惯性与自我遮蔽之中而不自觉，教师也不例外。学生对蔺相如的随口揶揄，突然点醒了我。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含金量很高。仅靠司马迁的“尚奇”之笔，难以解释蔺相如的“离奇”之举。司马迁毕竟是史识卓越的思想家，即便“尚奇”，也不大会将一个鲁莽、草率的人塑造成英雄人物；而作为一个有追求的“士”，蔺相如做事也不大可能毫无来由——他一定有自己的动机与逻辑。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看起来如此鲁莽的蔺相如，竟然完成了“完璧归赵”的传奇？
于是，我“叫停”了预设好的教学内容，转而追问学生：
1、你说蔺相如戏弄秦王，在文本中有事实根据吗？
2、你是如何根据这些事实作出“戏弄”这个断言的？
3、你认为蔺相如不是一个好的外交使节，但事实上，他兑现了“完璧归赵”的诺言，也避免了可能的战争冲突。难道这还不算好的外交使节吗？
4、蔺相如靠的不是智勇，难道靠的是撞大运？
5、你“颠覆”了蔺相如的形象，与司马迁的评价发生了冲突。那么，如何解释司马迁对蔺相如的评价？
6、……
其实，我在追问学生的时候，自己也没有理清其中的头绪。我只是想借此让自己的思路换一个“轨道”，让学生不假思索的状态“停下来”。我的直觉，顺着这个问题与思路，一定能开掘出更多的文本内涵。
二、找替代：比较与权衡不同的观点及其依凭的事实与论证
思维惯性的暂停，意味着新的思考的开始。
有了新的观点，就有了多元比较与权衡的必要与可能。所谓“找替代”，就是要有意识的寻找各种可能的观点，以此替代现有观点，以造成不同观点之间的“竞争”，在对比与辨析中，发现现有观点的优势与不足。
找替代，是批判性思维基本技能，是打破思维惯性与思想垄断的良方，简便易行，且行之有效。“找替代”，不仅可从否定性的角度对议题和论点提出质疑，也可在不同的层面与维度上，对论证涉及的假设前提、理由、根据与事实做模拟性替代，以假定论证的方式做出相应的推断，以此来审视相关要素的意义与价值。
就“完璧归赵”来说，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不容假设；但对历史的思考，却可以通过假设与替代，来聚焦历史进程中的某些要素。不妨做如下的替代论证训练。注意，这些替代性判断不一定成立，它的价值就在于造成观点之间的“竞争”：
1、针锋相对，反向提问。如：蔺相如是个鲁莽的人；蔺相如不在乎赵国的利益；蔺相如有勇无谋。（参看徐江教授的观点）
2、结论之外，寻找例外。人们一般认为，成大事靠的是勇气与智慧。可以找例外：有些成大事的，靠的是运气。（参看王世贞的观点）
3、还可以就一些关键性因素做替代性的假设，比如：
如果你是蔺相如，你会怎样选择？（设身处地，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秦王，面对蔺相如的挑衅，你会怎样？（聚焦文中秦王的言行表现）
如果蔺相如不随身携带和氏璧，情况会有什么不同？（携带和氏璧的利弊权衡）
如果蔺相如不派人偷偷送走和氏璧，他能否“完璧归赵”？（为什么蔺相如敢于如此冒险？）
如果你是秦王，你会杀了蔺相如吗？（作为大国之君，秦王可能并非虚弱，其忍耐或许还有其他考虑……）
……
在实际的教学中，受时间与班级人数的局限，这些替代性论证不可能充分展开。在我的课堂上，我主要提供不同观点的言论与材料，引导学生来比较与权衡。如：
1、在司马迁的笔下，蔺相如是个奇伟卓绝的男子汉和政治家。在文章最后，司马迁毫不吝啬对蔺相如的赞美，说他“名重太山，其处智勇”。
2、司马光在《廉颇论》中说：和氏璧不过是个玩意儿，有没有它都无关国运，可蔺相如却抗死相挣，先是向秦王炫耀，激发秦王更大的占有欲；而后借口白璧有瑕，使诈要回，又要求秦王斋戒沐浴，移交和氏璧。结果呢，秦王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却派人将和氏璧偷偷送回了赵国。这不是欺人太甚吗？倘若真的激怒了秦王，不仅赵有灭亡之虞，赵王也会因此而背上因小失大、玩物丧志的千古骂名。司马光问道：有这样为君王办差使的吗？
3、宋朝杨时、明朝王世贞都认为蔺相如是一个冒险家，虽然他侥幸成功了，但其实非常危险，让人心惊胆战。所以，王世贞将蔺相如的成功归结为“天意”。
4、韩兆琦先生认为，“完璧归赵，渑池会二事，情节离奇，耸人耳目，而‘令从者衣褐怀璧逃归’的举动，亦与蔺相如‘宁许以负秦曲’的初衷相违背”。
5、南开大学教授徐江先生，一向态度鲜明，语言犀利，他写到：
（蔺相如）似乎的确也不辱使命——“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完璧归赵。”但是，任何有头脑的人细细想想，蔺相如的“完璧归赵”是一种十分令人后怕的事情，这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
他的所谓“智勇”之中，隐含着轻率、无理、无礼，罔顾赵国的安危，损害赵国的国格，眼中只有那块和氏璧，根本没有战略眼光。
不能不说，徐江先生有自己的理由和道理。试想，在如此危险的时刻，谁敢在出使之前就夸下海口，保证“完璧归赵”呢？稍微想象一下，如果秦王一心一意想要占有和氏璧，蔺相如哪还有机会“完璧归赵”？蔺相如的言行，确实是一件让人后怕的事。基于这样的分析，徐江先生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并非空穴来风；而指责蔺相如“根本没有战略眼光”，似乎也不是吹毛求疵。
面对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及其论证，我们需要在分析与论证的基础上比较与权衡。
司马迁赞美蔺相如，是有根据的。单凭蔺相如劝说缪贤不要奔逃燕国而主动向赵王请罪，就可见出蔺相如的智谋和见识。在秦庭，蔺相如或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或陈述事实晓之以理，或挺身而出以死相逼，从时机和火候的把握也可看出他的敏捷和智慧。司马光觉得蔺相如太冒失，但为什么蔺相如那么冒失，却能侥幸脱身，而且“完璧归赵”了呢？这恐怕是“冒失鬼”所做不到的。
但也必须承认，司马迁“好奇”的笔法、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确实让他在刻画蔺相如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不恰当的渲染，投注了一些不恰当的褒奖。韩兆琦先生在评点中也说这些细节像小说家言，不足采信。
司马光等几位的看法呢？也有合理之处。军国大事，岂是儿戏？蔺相如出使，首要任务是“保和平”，其次“保国宝”（和氏璧），然后才是“保面子”（所谓“宁许以负秦曲”）。但蔺相如似乎处处反着来，把“保面子”和“保国宝”看得比“保和平”更重要，反复刺激秦王。剑拔弩张之时，难免会擦枪走火。秦王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也有自己的脾气，弄不好真的就把赵国卷进了战争。
这一点，徐江先生分析很准：我们不能因为结果没有发生战争，就否认这个可能的存在。他说蔺相如的行为让人捏了一把汗，一点都不夸张。
“找替代”是为了比较与权衡，但深度分析与合理论证的习惯与能力，也在其中得到有效的训练。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质疑文本中的蔺相如的言行逻辑，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是为了更合理的理解他，理解文本。就我自己而言，经过这样一个分析过程，我对蔺相如的“公忠体国”与“智勇双全”倒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
三、合理化：评估各方理由与根据，构造相对合理的判断
通过“找替代”，基于文本内容，肯定了各种评论的合理之处；但比较与权衡这些观点的目的，还是为了构造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看法。
这就需要取舍与整合，这个过程就是“合理化”。
我将批判性思维的习性概括为“多元、理性、温和”，表现在文本解读中，“多元”就是承认“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理性”就是要尽可能追寻对“最哈姆雷特”（赖瑞云用语）的合理把握；而“温和”，强调的则是不同观点的平等对话与融合。从多元到合理，落脚点在自己的建构。
在“合理化”阶段，不仅要比较关于蔺相如的不同评价，更要走出文本，对评价者的评价做出评价，这样我们才能确定取舍的标准与尺度。
比较一下司马迁、王世贞、徐江等人的观点，发现他们各自的立足点是有差别的。司马迁赞美蔺相如，更多站在蔺相如自我实现的角度；而司马光他们的贬低，则更多站在国家和集团利益的角度。
司马迁的时代，离战国比较近，多少承袭了战国遗风。根据相关研究和论述，战国士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他们把功名看得比生命重，将自我实现看得比长命百岁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意气奋发斗志昂扬，敢作敢当为所欲为，视死如归，胆气逼人。他们信奉“良禽择佳木而栖，贤臣择明主而仕”，与君王基本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从《史记》的人物评价中也可看出端倪。像《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廉颇，后来逃离了赵国，按照现在的家国观念，这是可耻的；但司马迁的笔下，却是英雄迟暮的感慨。
拿一个熟悉的例子来比，蔺相如与稍晚于他的毛遂颇为相似。毛遂的故事也出自司马迁笔下。毛遂对平原君说：“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他希望平原君给他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蔺相如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可能想得比毛遂更深远：我出身卑贱，这世上原本没有我出头的机会，我何不自己来创造一个机会？我的推测，秦国“以城易壁”的悍然要求，让赵国君臣陷入了战争的恐慌，这给了蔺相如一个展示政治才干的机会，他抓住了。至少蔺相如在谋得赵国相位之前， “先己之前途”的动机更重一些。他急于登上政治舞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司马迁笔下，像蔺相如这样有点传奇色彩的异端人物往往备受尊崇。像怀才不遇、命运多舛、最后引刀自颈的李广，能征善战但缺乏心机最后不得不乌江自刎的项羽，还有那不平则鸣的陈涉、隐忍复仇的刺客，纵横交错的游士，在史迁笔下都是熠熠生辉的人物。这与司马迁自身的遭遇或有关系。有的史家认为这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评的公正性；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一种生命态度，使得他笔下的历史人物闪现出更多的人性光辉与生命异彩。司马迁赞美蔺相如，完全合乎他的生命美学。
司马光等人从君王和国家角度，看到了蔺相如言行中的鲁莽轻率之处。以我的推测，司马光与杨时身处宋朝，强敌环伺；而且他们都是进士出身，儒学之士，且高官显贵，忠君报国意识浓厚，这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和司马迁是有差别的。他们的指责不无道理，但却忽视了蔺相如的个人实现的动机，难免偏颇和苛刻。相较之下，司马迁的评价还是更合乎历史情境，也更加客观与公正。
如果确认蔺相如是个追求功名的战国士子，那么，其言行的矛盾之处或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他出使，当然是为了赵国的利益，但同时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登上政治舞台；他需要冒险，不冒险，此生无望；他敢冒险，因为他有胆识，他看到了秦赵之间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战争，这给他展示自己的外交才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空间。秦王的表现就是一个旁证。文中的秦王一直让人费解。他为什么一忍再忍甚至忍气吞声？明知自己被蔺相如耍弄了，还给自己找台阶，声称不想绝“秦赵之欢”？这说明秦王原本就没有发动战争的打算。他要和氏璧，不过是试探一下赵国，再顺带着戏弄一下赵国而已。当他发现此路不通之后，也就收手而止了。
显然，蔺相如敢于那样“走钢丝”，或许就是因为瞅准了秦王的这点心思。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战略眼光。这让我想到当年隐居隆中的诸葛亮，他纵览天下，早就有三分天下的谋略。只是不动声色，等着明君“三顾茅庐”。
其实，聚焦一下秦王，也可得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文中的秦王形象很模糊，看起来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甚至像个大傻瓜。其实，这个秦昭襄王是很有作为的。他19岁继位，在位56年，是古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之一。秦昭襄王“明而熟于计”，城府很深，有忧患意识。他启用范雎、白起等文臣武将，采用“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对齐、楚、赵等东方大国连横离纵，各个击破，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完璧归赵”这年，秦昭襄王42岁，在位已23年，是个成熟的君王了。此时秦国以主要精力对付齐与楚，赵国尚未成为其吞并的重点目标。这些信息，从侧面证明了秦王是个政治高手，他不杀蔺相如，不是因为傻，而是他装傻，他隐忍不发，静待时机。过了20年，“长平之战”爆发了，赵国从此一蹶不振。
承认蔺相如“汲汲于功名”，也无损于蔺相如的“公忠体国”的美好形象。他一诺千金，以生命来实践自己许下的诺言，回报了赵王的知遇之恩，维护了赵国的利益。“完璧归赵”之后，他受到赵国君王的信任和提拔，从此更感恩戴德，更紧密地与赵国捆绑在一起，将可贵的“信”升华为一种“忠”。这在 “将相和”中看得很清楚：他忍辱负重，因为他看出，只有与廉颇团结起来，秦国才没有可乘之机。
这样的理解，也纠正了徐江先生的某些偏颇：蔺相如其实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也是个有智谋、有情义、有原则的人。
以此为基点，再去读原文，事实、逻辑和情理基本达成一致了。合理化，这才是思辨的目的，才是批判性思维追求的目标。
停下来，找替代，合理化，这是我的思辨性阅读教学的常用程式。
注释：
《蔺相如，一个汲汲于功名的战国士子》，《语文学习》2015年9月。本文中很多引文来自该文，不再一一注解。
见《语文教学通讯》2017年第3期
见保罗·理查德《批判性思维》，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韩兆琦评注《史记》1156页，岳麓书社2012年10月底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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