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

－－稳固中原的决定一役      

城濮之战是发生在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次重要战役。

楚军于前638年在泓水之战中击败宋军后，楚国信心激增，积极谋划向北开拓，继续推进称霸中原的计划。其时，楚国的势力范围已达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可以贴切地形容，此时楚国的气势如日中天，大有取代周天子而坐上中原之主的意图。

此时的晋国，晋文公于前636年，历经千辛万苦，尝遍种种磨难，终于登上了国君的位置。晋文公初为公子，谦虚好学，是一位有雄才大略之人。执政之后，实施一系列改革图强政策，逐步为称霸积蓄能量。对此，《国语·晋语·文公修内政纳襄王》有详细记述：

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耈老，礼宾旅，友故旧。……。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综上可见，晋文公善用人才，重视发展经济，懂得招揽人心，注重社会福利，所以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建立富强的基础。同时，在外交上采取“尊王”策略，树立口碑，建立威信。一系列组合拳式的政策快速实施，使晋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各方面均得到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加速增强，其称霸的愿望也随之愈强。

楚国向北图霸摘除“蛮人”标签的决心与晋国富国强兵欲霸中原的意志，必然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两强相争，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战争。

战争的导火索还要从宋襄公称霸说起。

宋襄公称霸失败后，宋国遂与楚国结盟，渐渐成为楚国的附庸。前634年，随着晋国的逐步强大，宋成公又叛楚通晋。宋国的叛变，对于晋国当然是鼓舞人心之事，但对于楚国却是颜面扫地。不过，事分两面看，宋国的这一行为恰恰为楚国提供了向北拓展势力范围的最有力的口实。因此，楚成王决定出兵伐宋。

前633年，楚成王亲率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围绕宋都，宋人向晋告急。至此，城濮之战的前序拉开。对于其整个过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述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

楚子入居于申，……，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先轸曰：“……。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

子玉使鬥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以上《左传》关于城濮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民国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曾言，《左传》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范战史，确有其很深的道理。

宋告急于晋，晋并没有直接救援，而是伐与楚亲近的曹、卫两国，其意图是迫使楚救曹、卫而解宋之围，这其实就是春秋版的“围魏救赵”。然而，楚国却不以为动，仍然围宋。晋国见状，让宋国贿赂齐、秦两国以请其劝楚解除对宋的围攻；同时，又私下对曹、卫许诺复其国。这两招既离间了曹、卫与楚国的关系，又拉拢齐、秦两国站在自己阵营。楚成王见情势发展至此，意欲不再坚持围宋，但令尹子玉骄横无礼，且为了确立自己在楚国的威信，坚持出兵伐晋。楚成王很生气，给了子玉很少的支援力量。楚、晋两军于是在城濮相遇，遂即战争打响。

作战过程中，晋军善用三军将领，合理部署三军力量；退避三舍，先礼而后战；蒙马以虎皮，实施战场佯装；使舆曳柴而伪遁，进行战场隐真示假；先犯陈、蔡之军，避强就弱；中军横击、上军夹攻，实施集中突击。等等。楚军主帅子玉不了解晋军实情，也没有估计到陈、蔡军如此脆弱，盲目部署；不听从下属劝谏，愠而用兵；没有查明晋军行动虚实，冒险用兵；更以为晋军不支而退有可乘之机，侥幸用兵。等等。这一系列正反两个方面的鲜明比照，楚军败晋军胜就再自然不过了。

城濮之战，《左传》记载已是相当全面，其他史料也大致如此记述。从其内容看，此役晋军胜利，是一次内政、外交综合施策的全面胜利，对于当时期的战争影响甚大，对于今时代也仍有借鉴之义。

首先，就内政而言。晋国有一大批贤臣且高风亮节、精诚团结，这是其取胜的最为重要因素。《国语·晋语·文公任贤与赵衰举贤》记述文公问元帅于赵衰，对曰：“请使郤縠。”公从之。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公曰：“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公曰：“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矣。请令衰也从子。”乃使赵衰佐新上军。

这些贤臣大都是随晋文公出生入死过，是晋文公执政的“开国功臣”。所以，从围曹救宋，扣宛春复曹卫，再到智赢齐秦之助，最后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内部和睦、认识统一，能够齐心合力运筹谋划，为晋国在城濮之战中的胜利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其次，就外交而言。可以说在整个过程，晋国采取了一整套外交组合拳。一是晋文公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二是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三是“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四是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退三舍”之诺言，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

第三，就军事而言。晋军在军事战略上，很早就确立“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战略方针，为整个战争把关定向。在战役战术上，晋军采用“退三舍”之计，既不失当初之诺言赢得了理，理直则气壮；又达到避楚锐气，骄纵楚军，为达到以逸待劳、后发制人创造了条件。决战开始后，晋军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以实力最弱的陈、蔡两军为突破口，一举突入楚军阵营，打乱楚军整体部署。胥臣采取伪装的战法，“蒙马以虎皮”，塑造战场利已的态势。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灵活运用佯动战术，达到隐真示假，诱敌深入的目的，使楚军一步步落入晋军设置的陷井当中。最后，晋军使用中军、上军两军之力，前后夹击楚军左师，达到了集中突击的效果。可以说，城濮之战是诸多战略战术最生动的演练场，为后世军事理论的创新实践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诚然，战争永远有正反两面，晋之胜利原因即为楚之失败理由。不过，楚国乃至楚军在此役中也不是一无是处，也有其可称道的地方。

①《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述楚成王对晋师的评价，说：“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可见，楚成王对于晋国与晋文公均深有了解，所以就明确确定了“无从晋师”的决定，这是适应当时大国之间只打有限战争的时代潮流，是有先见之明的。而子玉一意孤行，执意要与晋军一战时，楚成王“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楚成王的这一举措，保存了楚军快速恢复元气的基础。

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述这样一段话，“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其想表达的意思是，晋军进行围攻曹国而楚必救，以此达到释宋的目的。但楚国君臣并没有救曹，仍然围攻宋国，使晋国的计谋失去了实践的基础。从这一点可见，楚国君臣当时还是清醒的，如改攻宋为救曹、卫，那么显然会让晋国能够以逸待劳攻楚，或者击楚于半途等军事上的目的，楚军会很快失去战场主动权的可能增大。

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还记述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楚师败绩”而又“故不败”，其根本原因就是“子玉收其卒而止”。子玉的这一战场决策，客观上正确无疑。在当时的情形下，把中军投入作战也未必能扭转战局，与其那样，还不如尽快撤离战场，保存实力，以求东山再起。这是子玉为楚军能尽的最后一份责了。

晋楚战争，受西周“允当则归”“知难而退”以及“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等军事思想的影响，在战争指导上，对实力雄厚之大国，实施有限目标作战；对中等国家，只欲征服，不求消灭；对弱小无助之国，则力求兼并以增强自身实力。致使晋楚争霸均不以寻求对方主力进行决战为手段，而是不断向中间各国进攻。即便两强正面相遇，也尽量避免交战；双方发生直接冲突时亦很少全力以赴。这一争霸思想，对于当今世界而言，也具有非常有意义的借鉴价值。

城濮之战，总体上还是遵循上述原则的。虽然没有确切双方各投入多大规模的兵力，但据《左传》记述，晋国兵力有七百乘，按照每乘100人计，大概7万人，因此可推算城濮之战晋军投入兵力绝对少于7万。楚军找不到记载的具体数字，只能推测，据子玉“今日必无晋矣”的毫言可见，楚军此役投入兵力应该多于晋军，甚至占的优势还比较明显，但即便这样总体规模也是可控的。

此役规模虽不算大，但在战争发起前后双方采取运用的作战指导、战术方法等军事思想内容却是非常丰富，堪称教科书式的作战筹划和运用战例。就晋军一方来说，细数大致有：以逸待劳、后发制人、避敌锋芒、避其锐气、诱敌深入、避强击弱、乘隙蹈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骄纵敌军、伪装隐真、佯动示假等。就楚军一方来说，其警示的地方大致有：愠不兴师、怒不作战、君臣团结、上下同心、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军事思想宝库。

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历来被列为我国兵书之首。根据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生卒年推算，《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约莫为前500年左右，这与城濮之战发生130余年后的事。而《左传》不管其作战是左丘明（前502年－约前422年）还是战国时期（前476年之后）的另有其人，其成书时间肯定晚于《孙子兵法》成书时间。

鉴上，可以作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孙子兵法》绝不可能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必然以大量的战争实践为基础，是对战争经验的高度概括与系统总结，其中城濮之战就是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比如《孙子兵法》云：“将不可愠而致战。”等等就是最好的引用证明。第二，《左传》通过对城濮之战的记叙，在主、客观关系的问题上，形象地反映了与孙子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

城濮之战虽然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但对于整个春秋时间的局势发展以及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楚军败绩，虽然伤亡不大，尚未动摇其根基，但对其的震撼作用非常大，从此楚国暂且放弃北上称霸的图谋。

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自此，中原诸国团结御侮信心又再度复活。此战之后不久，晋国举办“践土之盟”，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任务，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

此一战，使中原与周边国家的势力继续保持相对平衡，使历史的发展方向继续保持不变，使周公所建立之封建制度继续延长，使中原文化与周边蛮夷文化各自保持独立发展。所以说，城濮之战是稳固中原的决定一役。

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晋楚虽继续争霸，但互有胜负，中原同盟在晋国领导之下，始终能抵抗外侮，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地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