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
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也就是说，在当年明代的时候，“中国”这个国家名称，在国际上其实是不常用的。
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
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
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
尽管如此，由于历史的惯性是如此之大，直至今日，仍然有不少日本人将日本的“山阳地方”和“山阴地方”称为“中国地方”，所以有时候在日本谈“中国”，仍然会产生歧义。
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中，都称呼中国为“支那”，如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等等。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下面举一些例子。
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加了个“我”字——“我支那”。
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
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朝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
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朝还要亲”。
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译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陆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
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
“国父”孙中山，也写过一篇名为《支那保全分割合论》的文章。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
辛亥巾帼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行文如下：
四邻环绕欲逐逐，
失权割地无时止，
这等人儿还昏昏，
如梦如醉如半死。
吁嗟乎！
我国精华渐枯竭，
奈何尚不振衣起？
无心无肝无脑筋，
支那大魔首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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