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著斌：男，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十年代中期，业余进行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后主要涉足文学。先后有消息、通讯、小说、散文、诗歌在报刊上发表。受过奖，出过书，2012年初成为安康市作协会员。
老 同 学
王著斌
几辆豪华大巴，坐满了一群男人和几个女人，不论是本乡镇的还是外乡镇的，都是不消问得啥身份或者到哪儿去，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明白，大家将是走进一间教室的同学了。车上的人有背包的有挂包的，也有空手啥都不带的，背包挂包的也照常不消过问的，那里面肯定都是些换洗的衣物、洗漱用品和充电器，女人家肯定要多几样化妆品什么的。至于空手的，不是带着银行卡就是带有充足的现金。
从高速路服务区的洗手间出来，我的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一下，我扭头一看“哎呀！是你呀！”我不轻不重地在他肩膀上回击了一拳说，“好你个高万顺，好多年没看见你了！”高万顺也高兴的说：“哪是，哪是，周阳你还好吧？！”“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见人都上车了，我说：“高万顺，走，我们都上车吧，我们到了杨凌好好谝过够。”我们挥手暂别，各自上了各自的班车。
我和高万顺虽然住在不同的乡镇，但我们却是高中三年的同学，高中期间，我俩的成绩不好也不差，在班上还算得中等偏上的水平，按说，高考还是有一点儿希望的，最终还是都没有考上，失落了大学梦，回到各自的山区土地上。结婚前，我俩还互相来往过几回。我二十六岁结婚，他来贺喜并帮了几天的忙；他二十八岁结婚，我也去祝贺并帮了几天的忙。成家后，他当上了本组的组长，我当上了村文书，并且都有老有小，有忙不完的事情要做，至此，我们只是有些电话联系没有互相走动过。一晃，十几个年头过去了，我们也都过了不惑之年了。
到了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报到后，都集中参加了《陕西省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培训班》的预备大会，会后，乘晚休还有充裕的时间，我就迫不极待地找到了高万顺。我们都同住一栋学生宿舍楼，只是单元不同罢了。高万顺提出到校外去小饮几盅，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俩便找了一家餐厅，点了四菜一汤和一瓶上好的白酒。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多谝谝家常，吃饭喝酒是次要的，所以，等待炒菜的时间，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长。高万顺现在是第三届村主任，我也是第三届支部书记，我们俩都是相互清楚的，只是相互的村情和班子的配合情况不清楚而已。在等待上菜的十几分钟里，我们都相互询问了家里老人和儿女的成长教育情况，当第一盘菜端上来，我们便撞杯小饮，我说：“高老板，你今年又要挣二三十万吧？”“去，去，”高万顺嗔怪我地说，“好你个周大书记，你也来挎剥我。”“嗨，你看你，包这么多年的建房工程，一年挣几十万，开那么好的小车，还不能叫老板哪？！”“反正你这么叫我就别扭。”高万顺说，“现在买小车算个球，差不多的都买得起了。”“这你不实事求是了吧，买得起的仍然占不了大多数，我到现在还骑个烂摩托车呢。”
高万顺说这两年钱也不好挣，一是包工程的人多了，二是人工工资涨得利害，家里母亲病多儿子又在上大学，一年挣过一二十万块钱，蛇大窟窿粗，一年下来能余在手上的也不多。这我相信，钱这个东西多有多用少有少用，拿现在的人情世故来说，不光种类繁多，而且只涨不跌，能挣钱的都觉得恼火，挣钱少的人就更加难了。婚丧嫁娶的事情非得要去不说，有时面子辞不过去，那些添孩礼、满月礼、搬家礼、考学礼、探病礼、辞年礼、拜年礼、三十三岁和三十六岁的冲喜礼、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祝寿礼等等。都说人肠子难装，挣钱少的人就更难装了。好多时候，人也不得不装怂了。
菜上齐了，一瓶酒也只剩下半瓶了，对坐的高万顺放下盅筷，话峰一转地瞪着我说：“周阳，你这个大书记，在村上该不会搞霸权主义，独裁统治一言堂吧？！说说和你们村长搭档得咋样。”从话里，我听出高万顺和他的书记搭档一定不好，但问到我了，我怎么说呢？“村级组织的人员配置，党和国家是考虑得非常科学的，村上的书记、村长、文书三职，从工作上是既要分工又要合作，既要合作也要分工的。”我没有直接回答老同学的话，“就书记的权限职责，主要是管好党管好干部，管好全村大局，抓好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支持村长（村委会）正确的行政工作。村长（村主任）职责权限，就是在支部的领导下，不打折扣地完成上级按排的各项工作，是各项工作任务的具体操作执行者，也是为群众服务的具体践行者，当然，也要支持支部的正确工作。至于文书，算是书记村长的秘书，也算是全村经济的大管家。凡事都有参入权、知情权、表决权，是既要相互支持，又要相互监督的格局。所以说，如果都能自觉的按这个组织原则办事，村上三职就不会出现不团结的现象，更不会出现专横独裁、争权夺利的事情。”
“哎呀！周大书记，我问你和村长配合得咋样呢，你倒给我上起政治课来。”高万顺说。
“你没有听出来么，我不是正在给你说吗！”我说，“百分之百的说，我就是按这个原则和规则办的，村上行政上的事情，我全部交给村长去办，我只问结果不问过程，行政和财务上的大小事情，我们开会一起商量，我吸收他们每个人不同的意见，然后归纳成集体决议照章执行，从来不是不跟任何人商量就按我个人的意志办事。当然，十个指头有长短，人的素质和欲望也不相同，这就决定了每个人能不能自觉的按这个规则办事。说实话，我和我们这届新上的村长配合得还好，但有时他也没有把位置摆正，在去年的时候，有两回镇上安排工作，只给我说了，没有给他说，我把事情给他说了，他也作了，但他私下里当人说，如果镇上以后安排工作不给他说，他坚决不做，当驻村干部还说过这话。我晓得后，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情，我就给镇上领导和驻村干部说，以后安排行政工作，都通知都安排就行了。”
话要说，菜也得吃，酒也得继续喝。“来，吃菜，吃菜，再走几个。”高万顺说着，又端起盅子要和我撞。两人又走了四五个酒，盘子里的菜也只剩下一半了，我说：“哎，高万顺，我把我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都给你说了，也该说说你和书记搭档得咋样吧？”
高万顺放下筷子，“唉！”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跟他那哪儿叫配合罗，他这个书记虽然新上任，但他就像个大老板，我和文书倒像个卖苦力的小工。我当村长七八年了，跟两个书记搭过班子，没有见过像他这样霸道这样专横的。他认为当上了书记就了不得，大小事情，他从来不跟我和文书商量，临时临危了就命令式的叫我们去做，而他个人（自己）往往找个理由说没时间参加。凡事我跟文书做好了，他就到镇上当领导说：'这事我说两天搞定就两天搞定吧，只要我答应的事，我一定在最短的时间里办好，我不想做的事，天王老子地王爷说了也不算。’
“我记得他上任书记的头一年，我们三个人一起到主管社保的副镇长办公室去，他提说增补五个村民的低保，因为我在村上搞的时间长，哪家哪户的情况我都了如指掌，我觉得比这五个更困难的还很多，怕有人扯品子品墩墩，一是给他书记找麻烦，二是引起全村村民都到村上要低保，甚至引发上访的问题。我就建议说：'还是回去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讨论一下再定吧。’我就这么随便一说，他就来火了，他脸一垮就下来了，圆瞪着眼睛对我说：'讨论过屁，我是书记，我说了算！’更可气的是，他接着说，'你想搞就搞，不想搞就不消搞得！’就这样，气得我忍无可忍，但我还是忍下去了，没有立即冲出镇长办公室。这么气人的事情，你晓得我为啥能够忍下去么？我觉得：如果我当场跟书记大吵大闹起来，我虽然占有充分的道理，了解情况的人，会背地里指责书记的霸道强势欺侮人，而不了解情况的人就会说我们是在争名争利狗咬狗，不光对他不好，对我照样不是一件好事。
“为这事，事后我分析过他的目的，他是为了极力的提高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对我直接压制。同时也做给镇长文书看的——我对老村长都能这样，你文书以后得百分之百听我书记的；再则也是给镇长一个提示——我们村上的事，就我说了算，以后不管有什么大小事情，不消去找村长文书的，这真是一石三鸟的手段。”
我听了也很气愤，问道：“他以后还这样么？”
“照常一样，真是狗子改不了吃屎的。”高万顺说，“类似这样的还有好多回，有一回是两户村民为土地闹纠纷，开始我跟他两人去调解过两回没有解决，后来，那两户又来找我去调解处理，他们没有喊书记，我也没有喊他，我想这是村长的职责，加上这又不是啥子好事，古人说'下不了无情口当不了解交人’处理这样的事情，难免是要得罪人的。那天，我一个人去说了大半天，终于说好了，我当面给他们写下了调解协议书，他们双方签了字，我作为调解人也签了字。因为那两户村民都要求村上作鉴证机关，当村民拿着协议书去找文书盖公章时，文书说，书记没有签字他不能盖，当村民找到书记签字时，书记说他不清楚这事情也不给签。唉！这样的事情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还有一回，我去找镇长过问修河堤的事情他晓得了，他在一次镇长当面的时候，竟当着我说：'以后，村上的大小事情，找领导协调协商的事情就由我一人负责。’从此，我算彻底看透了，他要把全村的权力抓尽，像天上麻雀要抓得一个不剩。给群众办事的时候，以解决问题为借口，想给哪个好多钱就给哪个好多钱，从来不给别人说，拿村上的集体资金他自己做人情，凡是有名有利的事情他一寸不放，无利的事情和做活的事情才会落到我和文书头上。”
我越听越气愤，我说：“这叫啥子书记，这完全是军伐，是黑社会老大，这样的人终究是要栽大跟头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这样忍他让他，让他将来栽跟头栽的更重。你是晓得的，投利吧，我一年挣钱比他多，生活过得比他好；投名吧，我们都是臭肉同味儿，把个人（自己）看的再大，村上干部永远都是两脚沾泥的农民。”
“可惜，你真是搭错了班子。”
“真的，要是我们俩在一个村子搭班子多好哇。”
一瓶酒正好喝完，已到晚上九点多了，十点钟学校就要关门了，我们急匆匆地往学校走。
我和高万顺少年时是同学，没想到四十老几了又是同学，也算是年少时候失落的大学梦，现在终于找了回来。在学业有成满载而归的同时，我和高万顺总觉得社会缺少了点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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