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杜秀香，济南市济阳区人民医院宣传科主任，人清丽，文优雅，擅倾听，懂生活，善舞文墨于笔端，幽思乡情与众共。出版散文集《小满》。地址：济南市济阳区人民医院宣传科。
上学记
上小学之前，村里有一所小学，但是只有三个年级，四年级便要转到镇上的中心小学继续读书。小学建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好像我有记忆之时它就存在了。那些上课下课的铃声，晨间琅琅的读书声，课间的打闹声，都会飞过院门声声入耳。学校只有三间土坯垒就的土屋，没有围墙，屋前的空地就是操场。操场中间有一个高高的木头架子，上面飘着一面红旗，下面挂着一个大的铜铃铛。铃铛上垂下一根粗麻绳，上课、下课，老师摇动铜铃，叮叮当当的声音能传遍整个村庄。土屋一间是一、二年级的教室，一间是三年级的教室，还有一间充当老师的办公室。最初村里上学的孩子不多，一个年级只有七八个孩子，老师也只有我本家大爷一人。为了教学方便，三个年级的孩子都被安排在一个课堂上课。老师给一个年级的孩子上课时，另外两个年级的孩子便预习课文或做作业。有时低年级孩子回答不出问题，高年级孩子便会起哄，只等老师一声呵斥，他们才乖乖低头做自己的作业。老师砖砌的讲台上有一把竹质的戒尺，打起手心钻心的疼，比起老师的呵斥，我怀疑戒尺的威慑力更大。
父母们很少过问孩子的成绩，孩子们也懵懂的不知道“理想”这个遥远陌生的词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上学，不过是因为村里差不多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都要去上学，近乎天经地义。村里有不成文的规定，孩子到了七、八岁就可以上学，至于是虚岁还是实岁也没人过问。我那时最好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大我一岁的远方表姐，一个是小我一岁的同村女孩。每年秋季，谁家父母如果觉得自家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或者孩子哭着要求去上学，便会到学校和老师说一声，交上学费，安排个座位就算入学了。没有如今孩子上学的年龄限制、户口限制、报名填表、录取通知等等手续。
上学随意，辍学更随意。村里人从没觉得上学是生活必需品，进了学校门，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识数算账也就足够了，书读多了容易犯傻气，心更容易不安分。村里许多孩子没有等到去镇上上学就自动辍学了，有的是父母觉得浪费时间浪费钱，有的是孩子自己不愿再上学。
父亲和村里人的观念不同，他坚持认为上学才是出路。他无数次酒后对我们絮絮地说：“留在村里有什么出息呢，好好读书去到城里上班，那才是好的生活。”父亲也不和大多数人一样只让儿子上学，他对我们姐弟三人一视同仁，为了我们每次开学的学费想尽办法。后来，为了我上大学的学费，他从每个镜框后面拿出他所有的定期存折，一趟趟跑银行，一张张取出钱，几乎倾尽了家里所有。为此，他没少被同村甚至邻村的人劝告或嗤笑，笑他供养女儿上学，劝他别做赔本的买卖。
父亲不以为意，姐姐的勤奋和好成绩给了他更大的底气。在姐姐转到镇中心小学后，我背着母亲做的书包，拿着大爷给的枣木小凳，历经了一夜的激动与畅想，施施然来到了学校。在破旧的课桌上，拿出新买的作业本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学名，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路。村里大多数的孩子上学之前是没有学名的，平日父母长辈和村里人叫的都是乳名，小伙们叫的多是外号。郑重其事有了自己的名字多是从上学之日开始。大爷作为村里的先生，作为学校的老师，常常要替刚上学的孩子们取一个响亮的学名。如今孩子们取名讲究字词悦耳，讲究寓意美好，讲究别具一格，讲究鹤立鸡群，彼时却最讲究家族辈分和父祖的名讳。常常是大爷略一沉吟，便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名字。大爷家的姐姐名“秀英”，取其秀外慧中，英英玉立之意。因珠玉在前，我们家族里所有女孩子的名字里便都带上了那个“秀”字。小时听大爷讲还觉得有大家之气，特别是秀英姐姐的两个字，大爷解释说也是“闺英闺秀”的出处。后来看到许多同学的名字又新颖又洋气，开始无比嫌弃自己名字的土气。无数个夜里绞尽脑汁要为自己取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当时琼瑶小说正风行，那些女主角充满诗意的名字读来简直个个齿颊留香。可想了许久，组合了许多，都不甚合意，慢慢也就淡了。许多年后，上学、毕业、工作、成婚，名字已经成为生命的烙印和符号，改不得了。再后来，拿起笔写作时也想着取一个像鲁迅那样性格鲜明，最好能流芳的笔名，可思来想去，始终没有什么名字特别契合心意，只得作罢，终究还是用了自己嫌弃已久的本名。
学校就在我家西边，隔了一块空地。这块空地是我们家族的公共土地，除了几棵越来越苍老的枣树和杂草野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公共的地盘，谁家都不能独有，就只有荒废着。我们家族的七八户人家不远的祖上据说是老兄弟四人，不久前弟弟整理大爷的遗物发现了一本从清朝道光直到民国的残破的地亩札子本，名曰《礼斋志》。我们由此知道了家族几代先人的名讳，也知道了如今自己家族大片土地的来源和出处。
此书是大爷一脉相承而来。他是父亲的堂兄，他的父亲我们都称为大爷爷，是我们家族里的长子，也是村里私塾的先生。印象中，他不拘言笑，一直穿着一身旧式文人的黑布衣衫，戴着一顶旧式的八角帽。大爷作为大爷爷的长房独子，自小读私塾出身，于学问上甚是博学。一手好毛笔字成了他日后立足的倚仗，村里过年过节大门贴的对联、福字，供奉天地的天地牌位，家家红白喜事的规程、记账，都是他一手操持。他精通周易，能占卜吉凶，看黄道吉日，许多人家的婚丧嫁娶都会求他选一个好日子。他还拉的一手好二胡，每逢酒后或郁郁不快时，常常自拉自唱，他唱的可不是我们熟悉的样板戏或革命歌曲，他唱的都是京戏。苏三起解的旦角，空城计的老生，都被他唱的荡气回肠。那悲凉的二胡声，那悲愤的唱腔，如同冷风，嗖嗖往心里钻。学习之余，他曾一遍遍地教我唱苏三起解，悲戚婉转的唱词于我不亚于学天书般艰难，虽然勉强能唱，终究徒有其表，不得其意。
他看不上村里人的粗俗，村里人同样鄙视他的酸腐，背后偷偷叫他“老假模”。小时候不明白这个词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如何书写，长大了细想，应是“假模”两字，也就是假模假式的意思，如同我们现在喜欢说的“装”。外号虽有嘲笑鄙夷之意，村里人却终究还是尊重他的学问。村里学校开办之时，他当仁不让被推举成了学校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老师。大爷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孩子，高挑苗条的大娘皮肤白皙，容貌出众，却没能为他开枝散叶。村里人都讥笑她空有一副好皮囊，却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大爷爷也曾逼着大爷休妻另娶，大爷抵死不从。几年后，大娘的娘家妹妹因病忽逝，留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嗷嗷待哺，大娘把其中的姐姐抱回来抚养，也就是我的“秀英”姐姐。虽说膝下有了女儿，却终究还是村里人口里的“绝户”，为此大爷爷盍然长逝时依旧是意难平。村里人对大爷的态度很暧昧，平日里喝酒、闲谈都是一副瞧不起他的口气，背后说他假模，讥笑他绝户。可有事相求时又是一副尊敬的面孔，跟着自己的孩子尊称一声“杜老师”。
我上学时，村里小学的老师已成了两位。除了大爷，另一个是新嫁进村的冯老师。她初中毕业，长得虽不甚美却打扮入时，烫着头发，声音悦耳，和村里的女人们不同。她教过姐姐，我入学以后，她作为身兼数学、音乐、体育等数职的老师，曾对父母大加称赞我的聪颖，说我比姐姐机灵，聪明，父亲听闻很是欣慰。可惜，她的夸奖就像石子打起的水漂，只是偶尔泛起几个水花。一直到大学毕业，我的分数和排名也从未赶上过姐姐。她不需要父母严阵以待的约束和苦口婆心的提醒，她的勤奋好学和踏实自律似乎是与生俱来。整个上学期间，她的名次从来不过三。我的成绩则一言难尽，好像过山车，高高低低，上上下下，令老师头疼，令父母无奈。
我上学后不久，学校从县城里来了一个下乡支教的老师，姓高。他的到来打破了我们对老师的所有印象。原来，老师还可以是这个样子；原来，书上说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是真的。他身形高瘦，面孔白净，穿着一袭中山装，说不出的温柔儒雅。他一举手，一投足，与酸腐的大爷不同，与时髦的冯老师不同，与村子里所有人都不同。更重要的是他说普通话，原来一样的字眼，一样的话语，换一种腔调，竟变得如此动听。后来知道了，那种不同叫修养。
因为父亲是村支书，他常常到我家来，谈些他的、村里的事。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记得，他站在我家枣树下，与父亲闲谈着一些我似懂非懂的话题。他的声音悦耳，他的笑声很轻，不和村里男人那样放肆，也不和村里女人那样毫无顾忌。年少的爱恨都很简单，心中的喜欢油然而生。每次放假他回城里，我都担心他不再回来。每次重新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身影，我都觉得明天又充满了期待。至于期待什么，我心里模模糊糊，理不出一个清晰明朗的轮廓。那种期待应该叫未来吧。只是彼时并不懂得未来为何物，未来在村庄里也是一种没有形状的存在。不过，短短一年之后，他终究还是走了，挥手作别了西天的云彩，也挥手作别了喜欢他的我们。我伤心地问父亲他为什么要离开，父亲说为了前程。虽不懂得前程为何物，想来也该是身不由己，于是慢慢原谅了他的离去。
长大后终于明白，高老师与大爷和冯老师最大的不同还是身份。大爷和冯老师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没有正式在册。高老师则是师范毕业政府分配中记录在案的正式老师。后来，还没等我三年级上完，镇上就取缔合并了许多村办小学，我们也就去到了镇中心小学上学。大爷和冯老师也都回了家。大爷依旧在村里被称为先生，依旧为人占卜吉凶挑选黄道吉日，依旧过年时写大红的对联、福字，依旧为村里的红白喜事操持、记账。冯老师则和老公在镇上开了一家照相馆。从开始的居民身份证照片到后来大行其道的艺术照，再到后来的写真、婚纱照，冯老师的事业一路开挂，不止照相馆开到了城里，还有了好几家分店。据说，她的几个女儿也像她一样个个漂亮能干。许多年后，有一阵子上面调查一众民办老师的身份待遇，工龄超过一定年限的可以转正，年限不足的则予以补助。大爷因为拿不出当年教学的证明，年限又不足以转正，所以没有被承认，也没有得到补助，这成了他以后很多年的失落与不平。
小学期间，除了寒暑假，还有两个长达两周的小长假—麦假和秋假。因为村办小学和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大多都是民办教师，也都是户口在村里的人，家里的农田一样需要侍弄。平日因为教学，只能在周末的时候帮家里干点农活。平日里倒也算了，麦收、秋收都是与天气、与时间抢收抢种的季节，一天都耽搁不得。所有农活又都是手工收割，手工播种，多一个人力的重要自然不言而喻，于是麦假、秋假应时而生。学校的孩子正好也可以趁此给父母搭把手。我是极讨厌麦假的，自第一把镰刀伸到麦田，全村人心里都像金黄的麦田一样仿佛燃烧着的火，烤得他们寝食难安。家里人早出晚归，忙得热火朝天，一个凉馒头，一碟小咸菜，一杯白开水成为大多数家庭的三餐，平日户户炊烟袅袅，家家院落飘香的景象仿佛一下子醒来的梦杳然不见。生活仓促地失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从容，村庄失去了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宁静。不止如此，轧麦场炽热的阳光仿佛要把一切烤干，刮过脸颊的风也带着沸腾的热情，太阳下的人们满身尘土，挥汗如雨，扬起的麦屑和尘土模糊了衣服的颜色，也模糊了他们的表情。他们用人拉着石磙子在割回晒干的麦秆上一圈圈转着，碾压过的麦粒脱壳而出，散发出新麦的香气。我被父亲逼着和他一起拉石磙转圈随转随哭的糗事到现在回老家碰到村里人都会旧事重提，重新被奚落嘲笑一番。所以，那时我恨透了麦假。
秋假尚好，不过是跟着父母到棉花田里捡拾棉花。凉爽的秋风，层染的田野，还有田间地头成熟的野葡萄，带着薄霜来不及红的西红柿，是诱人的秋景。田里满目洁白的棉花，触手是柔软的温暖，更是一年的家用。一朵朵棉花，摘回家运到屋顶晒干，再和父亲一道赶着车到几里之外的棉厂卖掉，换回花花绿绿的钞票，回来的路上往往可以大胆提一个平日里看起来比较奢侈的要求，父亲一般都会答应。
假期往往是生活的调和剂，时间的缓冲剂，也是朋友间的粘和剂。任何假期前的纷争、不快都会被消弭殆尽，就算诅咒发誓再不说话的别扭经过一个假期的发酵，也消散的无影无踪。
开学，意味着，一切又是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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