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轶，不自由撰稿人，不靠谱书评人，不负责任的资浅编辑。曾嗜睡于一座被历史更改颜色的南方城池，今混迹于一座被历史更改名称的北方城市。
以下是萧老师给大家推荐的五本好书
《此刻》
杰夫·戴尔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此刻》：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告诫
杰夫·戴尔师从著名的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后者的影像随笔集《摄影的异议》便是由杰夫·戴尔所编。因此，《此刻》也受到了伯格艺术思想的影响，但杰夫·戴尔比约翰·伯格走得更远，并没有像伯格一样纠缠于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没有像以苏珊·桑塔格为代表的学者那样从摄影中牵引出更多的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如果说，约翰·伯格不仅说出摄影的意义，也说出摄影的异议；那么，杰夫·戴尔对摄影的关键更在于从影像中引发“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告诫”。
在《此刻》中，杰夫·戴尔将摄影在时间和地理上进行勾连，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故意打乱摄影师的编排秩序来重寻探寻摄影的意义，随机创造意义的无穷。与其说他是对摄影进行“观看”，毋宁说是对摄影进行“审查”。故而，杰夫·戴尔认为《此刻》是“一个英国作家对美国摄影的审查”。正因了这份“审查”之心，不仅可以读出摄影的本义，还能对本义之外的无穷意义的多重追问，以致于每一张照片在杰夫·戴尔的解读下，都呈现出“此刻——彼时——永恒——回看”的四种阅读感受：如同审查官审查犯禁文件，以鹰眼目光来凝视“静中之动”及其背后语言；如同侦探员查探犯罪现场意义，以细节来捕捉图像的画外之音，从影像的细节发现局部的力量，让图片招供摄影师未曾注意到的历史痕迹。
通过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沃克·埃文斯、加里·温诺格兰德、多萝西娅·兰格等摄影大师拍摄过的相同主题，杰夫·戴尔将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建构了一部独特而迷人的摄影史。这种“观看之道”，一方面让摄影作品构建了一部生活史，另一方面也让摄影师出场构建了一部摄影史：摄影师的个人经历、摄影作品的历史背景、当年流行的摄影思潮以及对具体照片的解读，皆可由单件摄影作品而召唤出一部摄影观念史，呈现整体背景之后的历史想象，去追究意义的无限繁殖。杰夫·戴尔故意打破摄影师所设定的观看之道，以想象的偶然性来打破观看的限制，重新发现影像的独立性，借此召唤隐喻的重奏与升华，让所有的摄影都成为“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告诫”。
《慕尼黑的清真寺》
伊恩·约翰逊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慕尼黑的清真寺》：集体不该为个人的罪行背黑锅
恐怖主义为何如此猖狂？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在中国大陆互联网上，失去耐心的右翼键盘侠们将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冠以一个蔑视的称呼：白左。这个高度简化的标签性称呼，似乎将欧洲恐怖主义的灾难根源简化成穆斯林或伊斯兰，便一劳永逸地将一个困扰世界的复杂问题阐释完毕，加之社群之间的互相点赞和自我优越的智识表现，让这种谬论似的极端简化式观点，在被切割成不同身份归属的社交群组中，不断被强化与传播。《慕尼黑的清真寺》恰逢其时地来到了中国大陆，有助于我们破除大行其道的荒谬臆断。
就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中东的地缘政治所催生的势力角逐，让处于旋涡之中的国家和地域充满了谍战的阴谋和笼罩着战争的疑云，由此逐步形成了现代中东的格局和动荡。在《慕尼黑的清真寺》中，同样出现了一位类似于“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的历史人物，他就是在纳粹帝国、西德政府和美国中情局都任职过的冯门德，几乎可以给他取一个与“阿拉伯的劳伦斯”相对应的外号：东占部的冯门德。这位出色的突厥学学家，凭借学术能力和政治支持，将搅动整个伊斯兰世界，并且影响到我们时代。
从纳粹的东进到美苏的冷战，穆斯林群体一直被当做布局的棋子随意摆布。地缘博弈下的心怀鬼胎，用养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极有可能让投机分子和机会主义渗透进来，一不小心就让小鬼异化成厉害，成为难以铲除的社会毒瘤，操作棋子久了，终究会有被反噬的一天……就在这两段历史中，穆斯林群体不仅被政治势力所操控，更被心怀鬼胎的投机分子，凭借不同历史下的时势，摆脱了原本的棋局操控，伊斯兰激进主义由此生根发芽而茁壮成长，当年被规划的捷径逐步变成了根深蒂固的历史恶果。
就像 9.11 式的恐怖袭击，并不能简化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简化式“文明的冲突”，无论是穆斯林身份的人，还是非穆斯林身份的人，都不该陷入单一化的身份认同，正如阿玛蒂亚·森所揭示的那样：“单一身份的幻象符合冲突对抗策划者的暴力目的，它是由残暴行径的指挥者精心培养和塑造的。”因为身份归属是被阐释和被塑造的幻象，而这种被阐释和被塑造，往往是祛除了人性之丰富、身份之多重、文化之多元，对个人的自由进行了删减与强加，形成了某种特定而固化的身份幻象，从而让人陷入身份幻觉的自我暴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自由和个人选择的自由。当恐怖袭击再度来临之际，我们也不该将这种独狼式恐怖主义简化地认为是伊斯兰的罪恶，更不该将这种罪恶强加给所有具有穆斯林色彩的整个群体。
因为，恐怖战争的发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恐怖分子所发生的。否则，正如阿伦特在1964年《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中所写的那样：“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集体罪恶能有效地粉饰所有确实犯下罪行的人的罪行；或如 1969 年，阿伦特再次在《论暴力》中所重复的那样：“所有人都有罪的地方，没有人有罪。”而这种将恐怖袭击归之于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论调，恰好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最好的辩护词……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恩斯特·R. 库尔提乌斯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出版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用一本书重塑欧洲灵魂
1932 年，希特勒千方百计罢黜兴登堡，这促使库尔提乌斯撰写《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该书“恳切地为德国呼吁，复兴并塑造歌德人文主义的理想”，还建议向“从奥古斯丁到但丁的西方文明的杰出奠基人”寻求欧洲精神的出路。出版于希特勒出任总理前一年的《岌岌可危的德国精神》，将全民动员与全民教育视为纳粹的弃智措施。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这本书也成为库尔提乌斯在十六年后问世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之前的最后一部专著。在此之后，库尔提乌斯尝试变卖剩下的书籍，以养家糊口。
在纳粹政权时代，库尔提乌斯、奥尔巴赫、施皮策还先后流亡到土耳其。流亡者没有家园，唯有长歌当哭，远望当归。在远离欧洲的异邦土地上，一方面以记忆深描文化，以整体观照欧洲，从破碎之中重构文化秩序，另一方面以流亡寻求统一，以比较展示差异，“比较文学”学科于焉形成，所以“比较文学始于比较流亡”。反抗邪恶的种族主义，拒绝狭隘的爱国主义，库尔提乌斯祈望从古典人文主义之中提炼出超越民族的人文主义，借以挽救在现代进程中濒临灭顶之灾的德国精神，借以矫正欧洲在现代世界上的偏航：“历史的文明和文化脱离了它们的根，沉浸在技术经济的世界中，沉浸在空洞的理智活动中”。《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由此诞生，它不仅是有关中世纪的伟大著作，它还以巨大篇幅揭示了20世纪文学，反映了一位前魏玛现代主义者，怎样尝试构建战后的欧洲文学图景。
在战争的阴霾笼罩欧洲的时刻，库尔提乌斯重访古典人文主义，为欧洲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库尔提乌斯用他的巨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希冀奋力实现当代思想的四大目标：在共时性维度上，考察当今思想文化与民族国家、与欧洲和世界的语境关联；在历时性维度上，考察当今思想文化与中世纪的断裂而又连续的关系；在学科范畴内，以文学现代性为媒介反思拉丁文化的主导地位；在历史维度上，反思现代性与拉丁中世纪的关联。总之，在整体化和连续性的欧洲历史化图景中，库尔提乌斯反思经典古代、拉丁中世纪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为现代性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据，为普世的人文主义奠定历史的基础。尽管谈论的对象是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的诗文类型、修辞形式和主题套式，然而其忧心之处却在人文传统、信仰根基和欧洲未来的命运；用古典学探幽索隐的方法，瞩望和建构欧洲精神的象征制序。
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库尔提乌斯更孜孜以求的是：究竟如何去捕捉、去把握这一生生不息的欧洲传统呢？如何用长时段的眼光去笼罩罗马象征体系兴衰沉浮的节奏？如何用当代人的直觉去感受欧洲千年历史上造物的叹息？同样，面对官方与民间合流于一体的传统文化复兴口号，这本书给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份大视野的文化观察方式。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生活不该过度作弊
传记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传主的著作，知道汉娜·阿伦特撰写各部著作的时代背景与出版前后所引发的争论。脱离了时代背景去阅读一部著作，往往很难去理解作者写作的意图及其意义，也很容易去误读作者的本意，或在写作引用中脱离时代背景而使得引用出现误差——清晰地去厘清，这本身就是阿伦特素来所强调的写作要求，正如她在《论革命》一书中所强调的必须清晰地界定概念词汇的真实含义，而不能胡乱使用语词。这种对语词的精确性要求，使得阿伦特的写作变得如同曲径通幽般复杂思考。而这种思维本身，不仅因为对语词的精确性要求，也因为阿伦特写作之中所不断遭遇的误解——与误解搏斗，也构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心路历程。故而，《爱这个世界》不仅是一部汉娜·阿伦特传记，也涵盖着20世纪哲学政治史，以及板荡不安的历史进程。
相对于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我在阅读这本传记之时，往往更关注政治以外的汉娜·阿伦特——她是如何在时代中寻求自我的。比如，因我的孤陋寡闻，第一次发现了另一个阿伦特：她通过书评和编辑工作进行欧洲文化重建任务：除了政治理论的研究、学术活动和交流，还将当时欧洲的文学界和哲学界介绍到美国，介绍给布莱希特、茨威格、本雅明、雷蒙·阿隆等人，策划翻译出版歌德、里尔克、海涅和荷尔德林，在学术上关注欧洲的命运，阿伦特在逃往美国之后，将德国优秀的文化、思想和著作进行译介传播。
再比如，中文世界尚未译介的极其重要的阿伦特著作《拉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在书写拉尔这段历史时，阿伦特也遭遇着时代的危机：身为犹太人，是被同化为非犹太人，还是走向犹太复国主义？阿伦特如同拉尔一样，如同拉尔的朋友海涅所揭示的那样：“只有同船的奴隶了解彼此。”这两条道路一如我们在时代危机面前所面临的抉择：是生活在真实的现实中，还是内卷在油盐的生活里？还有第三条道路，即阿伦特给“糊涂”所增设的政治性意义：糊涂意味着无根。
阿伦特给拉尔造梦，是为了表明拉尔的这种梦境生活是不可能的。人一旦退居到内心，内卷为一种封闭的生活，那么无从区分何谓私密的、何谓公开的，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私密将在生活中被公开，公开的事件也只是在私密领域中被体验和被表达——最终成为闲谈。而这种闲谈是对生活的作弊。这种内心情绪的生活处理，消灭了实际存在的生活情况，同时给一切主观性的东西赋予一种客观性、公开性甚至魅惑性的光环。这种为了保护自身而躲进一般性外壳的生活，蒙蔽着自己的双眼来获取内心的安宁：她在“内心是愚陋的”，因为，“她不能指明她实际是谁。”
在阿伦特看来，即使是退避内卷至内心，与自己发生对话，也无法脱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间感。尽管对与错的标准，既不取决于我们和周围人共有的时代法则和世俗习性，也不取决于神圣律令而是忠实于你自己之中，和为了你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都是真实的那些东西。所以，人必须学会安置住自己：“没能安置住自己的人就没有道德德性。”因为，真理只能存在于通过对话而被人文明化的地方……
所以，安置自己首先要明白自己实际是谁，那就必须生活在真实中——与世界发生对话交流，而非仅仅活在内心情绪波动的自我安慰或自我感伤之中。生活，本质上应该是辽阔的场域，而非狭隘的微信、电话和饭局，更不是捏着星巴克的咖啡杯拍照发朋友圈等着点赞而后陷入生活的幻象，它还应该面对现时正在发生的新闻，以及被书本记录下来的旧史。从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谋求我们的生活——一种基于现实与历史的充满想象力，进而谋求更多可能性的生活。
另外，在读《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时，读到一段话，大意是：当失去了政治空间，只有“幸而遇到的友谊和同情”与“伟大而无法估价的爱的荣光”能给人提供对人自身和尊严的确认——尤其是在不得不去承认令人沮丧的现实时：即使当被国家宪法和自由国际组织召唤时，人权也从来没有变成“实际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它们从未发生过实际效力。这段话回应着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境遇，正是这种并不存在于实际生活但存在于无形的精神生活之中的“友谊”，让我明白了那种共情，它坚韧地意味着对自我的确认和对尊严的追寻，才不至于让我们陷入我们不能指明我们实际是谁的现实境遇。
《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
赫尔穆特·伯蒂格 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战后德语文学群星闪耀时
这是一本我正在阅读的书。最早知道四七社，是因为我曾经对语言污染这个社会问题发生过浓厚的兴趣，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专题式阅读，由此知道了四七社等人在战后德语世界中，他们不断寻求着新时代的语言方式。
君特·格拉斯等人的光芒太过于耀眼，以致于遮蔽了四七社其他成员的存在。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四七社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文学概念，至少在公共阅读领域并未出现过详细讨论四七社的著作。《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填补了这一迟到而本该早有的认知。
在这本书中，作者借助各类书信、传记、档案、新闻报道，以及四七社作家的著作，呈现了四七社各个阶段的历史进程，描述了不断闯入的知识分子群像。这本书不仅描述了四七社的历史进程，还探寻了四七社缘何成为传奇的各种元素，甚至还包含着四七社内部的男女八卦，全景式地展现了四七社的内部进程与外部观察，也呈现了战后德国的文学界如何通过文学语言介入时代，尽管有时并非直接地介入时代，而是谋求语言的新型方式——语言的革新，往往最能引发连锁的社会效应。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