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刑事诉讼法》(简称《刑诉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刑诉法解释》)、'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最高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简称《防范错案意见》)、最高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法律、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的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涉及到以下五十余种情形:
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威胁方法取得的口供。刑诉法第50条、第54条规定'严禁以威胁的方法收集证据','采用威胁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但未能明确以威胁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能否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在实践中,个别侦查人员为取得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讯问中宣称'如不认罪将抓捕你的家属、查处亲友的企业'等,有的还辅以取保候审、判处缓刑等引诱认罪。针对此情况,最高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21条明确要求'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里的'言词证据',即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2.重复性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作出多次认罪供述,其中第一次认罪供述被认定为通过刑讯逼供方法取得,依法予以排除,那么,后续取得的被告人重复性供述是否都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对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主张,没有第一次遭受刑讯逼供的影响,被告人不会作出后续的重复性认罪供述,因此申请法院排除所有的认罪供述,人民检察院就需要提供证据证明,第一次刑讯逼供对被告人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后的各次讯问中已经消除,否则就将影响到所有认罪供述的可采性。例如,被告人是在甲地被抓获,甲地公安机关在当地对被告人进行第一次讯问,期间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导致被告人作出认罪供述;但随后被告人就被押解回乙地羁押,乙地公安机关从未对被告人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被告人仍然作出多次认罪供述。此种情形下,被告人在乙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时,最初影响其自愿供述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或者不再有控制作用,因此,其在乙地公安机关作出的认罪供述具有可采性。相反,如果始终由同一侦查主体对被告人进行讯问,那么,最初的认罪供述一旦被认定为通过刑讯逼供方法取得,由于刑讯逼供对被告人的心理影响始终存在,对被告人后续作出的多次重复性认罪供述是否采用就要相当慎重。通常,应综合考虑违法取证手段的性质及严重程度、取证主体的改变情况、特定的讯问要求等因素综合来确定是否排除。
3.非法物证、书证的排除。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排除物证、书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2)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3)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关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司法解释规定'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作出认定。'由于物证、书证的客观性较强,通常是定案的重要证据,因此,实践中对物证、书证的排除要持慎重的态度。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关注的对象是基本人权,如果收集实物证据的行为故意违反法定程序,并且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公民隐私权、财产权、通信自由权和通信秘密权等基本人权,就可以被视为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但实践中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还要考虑被告人罪行的严重性,注意维持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人权保障之间的适度平衡。对于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杀人犯罪、绑架犯罪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刑事犯罪,侦查机关可能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必要,在特定情况下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实物证据,实践中对此类非法实物证据是否予以排除应特别慎重。
关于'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法律并未实行绝对排除,而是允许进行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实践中,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作出处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侦查人员在非紧急情况下故意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实物证据,严重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和隐私权等基本人权,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如果侦查人员是在紧急情况下违反法定程序收集实物证据,例如紧急情况下的无证搜查,就需要对相应的情况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果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违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4.严格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如果仅仅是证据收集程序、方式存在瑕疵,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例如,收集调取的物证、书证,在勘查笔录、提取笔录上没有侦查人员等相关人员签名的,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5.防止两种两不当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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