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郑世骥
作者1966年冬任师作训参谋时的照片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边疆交通不便，供应困难，各种商品奇缺，生活十分艰苦。尽管如此，官兵们却“身在苦中不觉苦”，营区从早到晚热气腾腾，到处充满欢声笑语。
有一年冬天，我到乌鲁木齐开会期间，转了几家食品店都是柜台空空，啥也没有买到。眼看要过春节了，回去总不能两手空空，总得给孩子多少带点吃的吧？路过北门时，看到有位维吾尔族大爷在冰天雪地摆地摊卖芝麻糖，我就买了一公斤（新疆都是论公斤）。谁知回到库车后，这些芝麻糖遇热便黏成一疙瘩，只能撕一块放到碗里，让孩子用勺子挖着吃，衣服、脸上粘的都是糖稀，弄得我和妻子哭笑不得，他一吃完就赶紧帮他擦脸洗衣服。
那年夏天，段长金副师长和杨树渊副参谋长带领我们几人去南京军区三界训练场参观十二军的军事演习，我们在首都机场一下飞机，就看到外宾候机室的小卖部有筒装饼干，一问“内宾”也能买，我们喜出望外，除两位首长外，我们四个“同志们”每人“抢购”了一筒。第二天上街才发现，各个食品店都摆的很多并不见有人买，我们真是“土包子进城”，出了个大洋相。我们掂着这筒饼干乘飞机到合肥，再乘汽车到三界、南京，在南方转了一大圈，辗转数千公里才终于带回南疆。就这一筒饼干，平时还舍不得给孩子多吃，还要留一点儿过年招待客人呢。
那些年部队到内陆接兵，管理科都要派人参加。他们没有接兵任务，主要是想方设法尽量多采购一些食品。新兵坐的是“闷罐车”，东西再多也能运回来。返回部队后，一到中午休息时间，管理科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可热闹了。每个干部通常能分到一条烟、一瓶酒（郑州大曲或景芝白干）、一瓶香油和一些花生米、水果糖等，钱从下月工资里扣。若从沿海接兵回来，还能分到几公斤带鱼。干部们喜笑颜开地提着、抱着回家，感谢管理科聊补“无米之炊”，解决了“燃眉之急”。
我至今难忘在连队过春节的热闹场面。除夕之夜，营区到处张灯结彩充满喜庆气氛。各班从炊事班领来剁好的饺子馅与和好的面，连首长分别来到各班，与战士们有说有笑地边聊家常、边包饺子。大家兴高采烈，有的用擀面杖或手榴弹把柄擀皮，有的用罐头瓶盖压皮。包的饺子形状五花八门，啥样都有。饺子包好后，大家就围在一起或聊天、讲故事，或打扑克、下象棋，以此度过漫漫长夜，迎接新年到来。大家都知道“头锅饺子二锅面”好。有的班急不可耐，半夜就去炊事班点火烧水，抢着下头锅饺子。各班也都赶紧去排队，生怕落在最后。当多数人还在熟睡时，炊事班就已炉火熊熊，开水沸腾。大家吃完头锅饺子一看，离天亮还早着哩！便脱衣上床继续睡觉。可别小瞧这顿看似普通的饺子，它让我们顿时有一种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的亲切感，使我们再次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1967年除夕之夜，是我和张浩、杨增义、刘水恭四个1962年兵调到作训科任参谋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几个“单干户”（官兵对未结婚或家属未随军干部的戏称）包好饺子，就兴致勃勃地聊天，准备熬个通宵。大家肚子饿了，就准备下饺子吃。深夜无处借锅，我们只得用水壶煮饺子。饺子煮熟后，我们用筷子夹、小勺舀，折腾了半天，才把饺子捞出来，亲身体验了“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的感受。我们吃着这些大多有皮无馅的“饺子”，喝着稠糊糊的饺子汤，说着、笑着直到天亮。
部队无论任何事情都提倡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生产劳动需要工具，大家就到戈壁滩上砍红柳枝，编筐子、编抬把、做扁担。星期天休息就提着红柳筐外出捡粪。肥料积攒多了，就肩挑人抬，送到菜地。
上世纪六十年代，部队分别从昆仑山下、伊犁河谷移防到天山南麓，各单位把原有菜地无偿移交给兄弟部队，就抓紧利用课余时间，在新营区附近的戈壁滩上“挖地三尺”、开荒造田。官兵们先用筛子把大大小小的石块筛出来垒成田埂，再从远处拉来黄土，一块块菜地在官兵汗水的浇灌下建成了。我那年夏天在十团四连蹲点一个多月，每天午休时、晚饭后，都与连队官兵一道挖菜地。连长李明武与我是同年兵，工作热情高、干劲大，处处模范带头，常常光着脊梁、穿着裤衩拼命干活，累得浑身是汗也不歇一会，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至今历历在目。快到上课时间了，他就提前吹哨子，提醒大家赶紧收工洗脸，准备下午训练。官兵每天几乎没有一丁点儿喘息时间，更别说午睡了。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全师从机关到每个营连，都有自己的新菜地，基本做到蔬菜自给。三营驻扎在天山深的处巴伦台，周围山高谷深，环境更加艰苦，气候更加恶劣。官兵们就在狭窄的山沟沟里，沿着弯弯曲曲的河道，在岸边开垦出一块块“巴掌田”，种上白菜、萝卜等蔬菜和耐寒的土豆、蚕豆等作物。在长达半年的严寒冬季，全师机关、连队和随军干部的家里都有菜窖，每年储存的冬菜，平时用来做家常菜、腌咸菜、泡酸菜。逢年过节，就用这“老三样”包饺子、拌凉菜、炒热菜、做烩菜、炖汤菜。绞尽脑汁变换花样，尽力做到一菜多吃，把一日三餐做得有滋有味，把清贫生活过得悠然自得。这些冬菜都可以吃到来年开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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