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着在战场上的一身硝烟，韦国清、梅嘉生率领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中国顾问从越南西北返回中央根据地。
一路上，韦国清和梅嘉生交谈最多的，就是下一个旱季该怎么打，他们觉得，西北战役确实打得不错，但是那产没有拿下来又实在惋惜。
他们认为，那产之战之所以没打出好结果，除了情报不准，不知道法军迅速增兵以外，最突出的问题是，越军在长途奔袭作战中，没有装备重武器，结果在那产之战中，越军炮火打不着法军纵深阵地上的大炮，法军远射程火炮却能够自如地压制越军火力。
上寮战役没有这样的问题，双方都在行进中作战，越军打得就比较好。
那产作战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国空军威胁太大，在白天，越军几乎不能进行连、营规模的运动和作战。
回到越北驻地，中国顾问们总结经验认为，以越军目前的战力，还无法攻克法军的集团据点，法军在今后的战斗中有可能利用空中优势，反复使用集团据点的战法。
在下一个旱季作战中，如何采用攻坚战术打破法军的集群据点，将是越军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
一、加强炮兵建设，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在中国境内加快为越军装备和训练105榴弹炮、37毫米口径高射炮和12.7毫米高射机枪部队，大大加强越军的炮兵。
二、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加强攻坚战术的训练，为越军部队编写攻坚战战术教材。
1953年5月下旬，韦国清多次召集军事顾问研究和布置编写教材，他指出，现在编写的教材，不但要解决现实作战问题，而且要为今后攻坚战打下扎实的基础。
编写教材和部队训练要多花时间，要扭转部队不愿意做工事的思想，学会大力构筑工事和土工作业，构筑进攻阵地，学会修筑道路和囤积粮草、弹药，学会用炮火控制敌人的机场，压制敌人的火炮阵地。
武元甲和黄文泰等越军指挥员非常同意中国顾问的意见。
6月，越军总部和各战略机动师负责人，以及中国军事顾问组成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写的教材，主要以那产为假想目标，包括从单兵到连、营、团的攻击战术。
在这次军事教材的编写中，韦国清、梅嘉生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新任越军作战局顾问茹夫一。
越军作战局顾问茹夫一（右）和越军第312师长黎仲迅
茹夫一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他是山西人，生于1916年，1931年，1投身杨虎城的第17路军时才15岁，作为杨虎城卫队的一员，他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亲身经历者。
次年，抗战爆发时，西北军分裂，于是，茹夫一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编入抗大一分校挺进山东。
在八路军中，茹夫一先后担任营长、团参谋长，抗战胜利后，他进入东北，经历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艰苦战斗，之后，他升任师参谋长，并参加了辽沈战役，朝鲜战争爆发时，他任第42军第125师副师长。
茹夫一所在部队，是最先投入抗美援朝战争的，他率部一路向南，最早进入平壤。
第三次战役后，茹夫一来到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担任联络代表，与人民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很熟悉。
第五次战役后，茹夫一到中朝侦察部队合编的“联合支队”担任副支队长，准备越过战线，深入敌后作战，后来因为这项任务取消，他又转入另一支部队，进行反空降作战准备。
1953年4月，茹夫一接到志愿军总部的电报，要他去越南当顾问，他富有作战经验，文化素养高，还有与友军合作的经验，要他去越南显然是慧眼识珠的结果。
茹夫一一行7人，于5月19日晚进入越南，22日到达顾问团所在地“竹林大厦”，开始履行新的任务。
6月底，韦国清、梅嘉生分别回国休假，中国军事顾问团由罗贵波总负责，教材编写和训练越军干部的紧张工作，由茹夫一主持。
这时，广西省委副书记乔晓光奉命入越，担任中国政治顾问团副团长。
乔晓光，原名乔金亭，1918年5月生，河北广宗县人，他1932年就读于邢台的河北省立第四师范，1934年入党，两年后参加东北军学兵队，西安事变后，曾任东北军骑兵第10师中共支部书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到冀南进行武装斗争，任冀鲁豫十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乔晓光担任过湖南常德地委书记，1951年，乔晓光来到广西，先后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副书记。
乔晓光接受命令后入越时，远东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3年7月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三八线”上的板门店签署，打了三年有余，谈判了两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以分界线划定在北纬38度线上，而告结束。
朝鲜停战后，一批有朝鲜战场经验的军官，将被派往越南战场，一些重要的武器装备也将调往越南，印度支那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变化。
另一面，数十万美军也将撤出朝鲜半岛，美国也会腾出手来，加强对印度支那法军的援助。
如此一来，印度支那成为东西方对抗的主要战场，甚至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于是，中国对越南炮兵的援助和训练开始先行一步。
云南军区早在1951年秋天，就在云南南部蒙自县的碧色寨装备和训练越军的重型榴弹炮团（第34重炮团），并派出杜友方任该团顾问，云南军区将24门105毫米美式榴弹炮交给了越方。
105毫米美式榴弹炮
鉴于那产作战的遭遇，越方曾考虑，把重炮团在1953年年初上寮战役前，调回国内，投入西北战场。
1953年年初，云南“特科学校”校长黎铁雄奉调回国，速遣重炮团回国的任务就由“特科学校”政委陈子平来负责。
1月16日，陈子平向罗贵波发出了转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
罗贵波同志转劳动党中央：
榴弹炮团为便于长期训练作战，急需装备汽车。计需装备十轮卡车67辆，六轮卡车38辆，中（型）卡车3辆，工程车2辆，起重车、救护车、吉普车各4辆，共122辆。另该团亦需装备短枪89支。该次装备建议中央请中共中央设法解决。
当否？请示。
陈子平
1月16日
陈子平的要求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在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安排下，云南军区为这个团配齐了所需的牵引车辆和通信器材。
根据越南战场的需要，这个团1667人于1953年1月26日起程经云南河口进入越南，秘密集结于安沛，后来因为前往西北的道路无法通行，这个重炮团没有投入上寮战役。
1953年夏天，原在云南宜良任越南陆军学校（“云南特科学校”）顾问的马达卫奉命入越，担任越军第351工炮师顾问。
越方“特科学校”共有5个大队，第1、第2两个大队是一般干部大队，第3大队是团以上干部大队，第4大队是炮兵大队，第5大队是通讯和工兵大队。
当时，对越军炮兵的装备和训练比较注重山炮，因为它体积小，牲口可以驮拽。但是后来发现，光靠山炮不行，因为它打不着法军的重型榴弹炮，于是，帮助越军组建榴弹炮团的事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训练这个重炮团主要由云南军区炮兵负责，训练地点和宜良隔得很远，“特科学校”炮兵大队的干部学习结束后，有许多人分配在这个炮兵团里，1953年，这个榴弹炮团入越集结。
不仅仅是加强野战炮兵，1953年，中国军事顾问期待已久的组建越军高射炮兵的计划也付诸实现，这是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动摇法军空中优势的关键一着。
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了援助越军组建高射炮兵的详尽计划，朝鲜战争的战例也为他们的计划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志愿军的高射炮兵力非常薄弱，在作战中，完全没有制空权，交通运输线几乎完全暴露在美军航空兵的轰炸之下。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志愿军高射炮兵未担负掩护交通线任务之前，敌机的投弹命中率约为50%，有时达到了70%，志愿军损失很大。
而在志愿军高射炮兵执行了防空任务的地区，敌机的投弹命中率就普遍下降到了6%左右。
越军装备的12.7毫米高射机枪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高射炮兵共击落联合国军各种飞机2335架，远远超过了作战飞机的空中战绩。
从1953年春天起，广西军区遵照指示，在宾阳县为越军建立了高射炮训练基地，由军委炮兵司令部高炮部部长贾建国负责，上千名越军战士来到宾阳接受高射炮训练。
根据预定计划，至1953年秋后，越军将组建起两个高射炮团。
同时，越军选拔了高炮部队营、连、排干部一百余人，由黎文知带领来到沈阳，进入解放军沈阳高炮学校作短期培训。
组建不久的越军高射机枪部队
解放军华北防空军高炮团团长原野被任命为越军高炮顾问。
原野，原名袁金谱，1917年夏天出生在河北安国县一个普通农家，父亲袁庆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
袁金谱小学毕业后，被父亲送到安国县城一个中药铺里当了一阵学徒，七七事变后，袁金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1937年入党，在残酷的冀中反扫荡战斗中，他更名原野。
解放战争结束时，原野是华北野战军的一个副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组建高射炮部队，驻在北京郊区的原野被抽调到新成立的高射炮部队，成了新中国最早的高射炮团团长之一。
1952年底，原野进入朝鲜参战实习，准备将自己的团带入朝鲜参战，他在朝鲜不过几个月，1953年仲春，一纸命令将他唤回了北京。
华北防空司令成钧先找原野谈话，要他马上去越南军事顾问团担任高炮顾问，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也和原野谈了话，明确他的任务是：“到越南去当高射炮顾问，帮助越南军队把高射炮部队组建起来，参加战斗，削弱法国的空军优势。”
不久，彭德怀在中南海永福堂召见了即将赴越担任军事顾问的十余名干部。他介绍了越南局势后说，越南西北的战略位置特别重要，控制了那里，就可以居高临下，也有了回旋的余地，所以一定要争夺。
彭德怀召见后不久，原野进入越南，用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随越军行动，他到了越西北地区，实地勘察地形，为日后高射炮兵团的进入做好准备。
越南之行后，原野又奉命回国，向炮兵司令陈锡联汇报。
这时，中国军事部门已经明确，在越南组建的高射炮兵主要装备37毫米口径的轻型高射炮，以适应越南北部极度困难的公路条件。
在原野之后，已有了好几次击落敌机经验的高炮团参谋长卢康民也投入了军事顾问团的行列。
越军37毫米高射炮
卢康民，原名鲁廷安、鲁康民，192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县，1939年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不久编入新四军，多年投身战场。
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后，卢康民调入三野特种兵纵队学习炮兵，1949年夏末秋初，苏联向中国援助了10个高射炮团的装备，华东军区奉命组建5个高射炮团，卢康民担任了一个高炮团的参谋长，率队前往沈阳受训。
训练结束后，卢康民所在团参加了舟山战役，在作战中，他指挥高射炮击落国民党军飞机1架。
朝鲜战争爆发后，卢康民所在团于1951年3月入朝，一过鸭绿江，刚卸下37式高射炮，就和美军的喷气式飞机打了起来，朝鲜战场的对空作战是残酷的，志愿军高射炮兵在残酷的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
1952年秋天，卢康民调到沈阳高射炮学校，担任训练部副部长兼战术系主任。
1953年夏天，沈阳高炮学校迎来了100多名越南军人，全部是营、连、排级军官。
毫无疑问，这些被称为“胡南生”的越南军人，是未来越军高射炮师的骨干，他们一来，就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卢康民是他们的教官。
1953年秋，沈阳“胡南生”学习期满，南下广西宾阳，与那里的越军高炮部队会合，越军6个37式高炮营至此齐装满员，为他们提供的高射炮和牵引车辆中有不少是经历国庆阅兵后立即装运南下的。
在初凉的秋风里，装备精良的越军高炮部队离开宾阳经凭祥秘密入越，起程的时候，卢康民奉命带着21名营、连、排级高炮军官赶到宾阳，随同越军一起入越作战。
途经北京的时候，解放军炮兵政委邱创成和卢康民谈了话，认为卢康民已经熟悉越南高射炮兵的干部，而越南部队还缺乏作战经验，所以，派他入越，在实战中帮助越南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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