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财新智库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发表于 2014/09/29 11:24 约10分钟
有一则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一位音乐家刚刚结束演奏会,坐上火车赶往下一个城市。他在火车上闲来无事,掏出乐谱,自己反复揣摩。克格勃马上就盯上了他,并把他逮捕了。克格勃审讯他:“你是哪里的间谍?那个密码本上写的都是啥?”音乐家为自己声辩:“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那个乐谱是柴诃夫斯基写的。”克格勃意味深长地看了音乐家一眼,转身走出了审讯室。过了十分钟,他又回来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招吧,柴诃夫斯基都已经招了。”
这就是经济学里说的“囚徒困境”。假设两个小偷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分开审讯这两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如果都不招,警察拿不到确凿的证据,可能拘留几天只能放人。如果两个人都招,量罪判刑,他们得坐两年牢。但如果一个小偷招供了,坦白从宽,可能会发生把他释放,剩下那个嘴硬的,抗拒从严,关他十年。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囚徒困境”的均衡解是两个人都招供,这并不是对小偷而言的“最优”结局,但由于不敢相信同伴,两个小偷都选择了背叛。
“囚徒困境”讲的是信任别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很难的。相信别人的确不容易,但现实世界比“囚徒困境”的预言乐观很多。没有合作,我们的社会都难以维系。那么,合作是如何产生的?
一位政治学家Axelord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他邀请各个领域的学者,提出不同的“策略”,有的策略更善良,更愿意跟别人合作,有的策略更险恶,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然后,他把这些策略都编成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以便观察从长期来看,哪种策略会占上风。最后胜出的策略是“以直报直”。这个策略很简单:第一,一开始要相信别人,跟别人合作;第二,别人跟你合作,你就跟别人合作,别人欺骗了你,你马上选择不跟他合作;第三,如果欺骗者回心转意,打算跟你合作,你就跟他合作。
合作的起源是很艰难的。在一开始,喜欢欺骗和利用别人的“邪恶”策略肯定会占上风,好人会吃亏。但哪怕执行“以直报直”策略的人很少,他们也能抱团取暖。在这个小群体中,合作的收益很高,足以让他们能够生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合作的团体。Axelord发现,哪怕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合作也会逐渐出现。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敌对的双方躲在各自的战壕里对峙,谁也无法发动进攻。慢慢地,交战双方的士兵居然找到了默契。一开始是吃饭的时候停火,救护队来了停火,后来到了节假日停火、最后到了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射击对方墙壁上的黑点,显示一下自己有威慑的实力而已。80年代中国刚刚搞活经济,市场秩序异常混乱,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一代企业家中退伍军人所占的比例很高。在军营受到的严格纪律训练,以及从部队中接受的荣誉感,使得这部分退伍军人成了少数坚守诚信的企业家。研究贸易的经济学家还发现,当商品交易的风险很高(比如珠宝、古董交易)的时候,国际贸易往往更密集地出现在同一个族群内部(比如犹太人、印度人、华人等),因为相同的文化、熟悉的环境会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
这些研究表明,信任并非是亘古不变的道德准则,而是一种因地而异的生存策略。这正是心理学家大卫·德斯迪诺(David DeSteno)在《信任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rust)一书中反复讲到的(有意思的是,中译本的书名被改为《信任的假象》,难道是因为中国人更不信任别人?)。德斯迪诺讲到,信任当然是一件好事,而且,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类本能地会有同情之心,这使得我们更倾向于相信陌生人。但这不代表着我们就要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如果你的策略是无条件信任别人,就等于明摆着邀请别人来占你的便宜。在不信任的沙漠里,彼此信任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绿洲。但在人人信任的世界里,骗子会找到自己的天堂。假设别人都合作,唯独有一个人作弊,那么他的收益将会非常高。就像王朔小说里一个小痞子角色说的,我还指望你们都去堵机枪眼,只剩下我一个人过幸福生活呢。
信任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应该相信别人。有一种传统的观点是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如果他人品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信任他,如果他人品不好,那么我们就不信任他。这种观点假设道德是一种不受环境影响的牢固不变的东西,但人们的道德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影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让一群学生从一个教学楼到另一个教学楼送信,途中他们会遇到一个乞丐,向他们求助。同样背景的学生,一个实验组的送信任务没有时间限制,他们就会更多地停下脚步,而另一组实验组的送信任务时间要求更为迫切,这些学生就会匆匆忙忙,根本不去过问乞丐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否值得自己花点功夫去帮助。心理学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观察:当人们单独遇到坏人坏事的时候,正义感相对会更强,但围观的人们越多,人们反而越不愿意挺身而出。
社会地位的改变,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信任和合作的态度。很多文艺作品里描写到穷人间的合作,而富人则大多为富不仁。这真不是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和仇视,在很多时候,有权有势的人会更不信任别人,更不愿意跟别人合作。在洛杉矶的街头,一些学生在观察哪些牌子的车子更愿意停下来给行人让路,结果发现开豪华轿车的人最横冲直闯——每一个在北京开过车的人都会真心认同这一观察结果。在另一些实验中,哪怕是临时被指派为小组的头领,都会让参加实验的人忽然变得更加自负,撒谎的时候更加面不改色心不跳。德斯迪诺的解释是,穷人由于生存条件恶劣、拥有的资源有限,不得不更多地跟别人合作,但有权有势的人占有的资源更多,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自己做主,所以他们跟别人合作的动机也就更低。会不会还有另外一种因果关系呢?鲁迅的小说《故乡》里,豆腐西施说:“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是有钱”。姑且称之为“豆腐西施假说”,留待有兴趣的研究者深入探讨吧。
德斯迪诺讲到,我们过去对信任的研究,有很多从根本上都是错误的。比如,人们热衷于对测谎器的研究,还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可以从“微表情”判断别人是否在说谎。但如果信任不是完全由人品决定的,而是由瞬息万变的环境决定的,信任不是由完全理智决定的,而是受到我们无从知晓,也不能完全避免的潜意识影响,单靠一组面部表情或肢体动作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任,就像伯乐的儿子拿着《相马经》按图索骥一样。根据一个人过去的守信纪录,同样难以准确判断他在未来是否会守信。时异势移,我们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变化。
不要说信任别人很难,能否信任我们自己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又制定了减肥计划,恭喜了。但今天的你能够信任一个月之后的你吗?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分成两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一群正在减肥的人和一群不想减肥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摆了各种各样的零食。一般而言,正在减肥的人表现出了较强的自制力,不去动桌子上的零食。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实验者告诉这些受验者,他们要帮助一家冰淇淋公司判断三种新口味的受欢迎程度,有三筒冰淇淋,请品尝之后告诉实验者,哪一种是你最喜欢的。你没有必要把冰淇淋都吃掉才能判断出来自己更喜欢哪一种口味,抿一小口足矣。结果呢?在第一个部分表现出更强自制力的人,在第二个部分吃掉的冰淇淋最多!纽约前州长埃洛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在作为地区检察官的时候曾经因打击卖淫活动而出名,可是,当他掌权之后,却成了皇家俱乐部三陪服务的常客。哪一个他更真实?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随便考验人性,因为人性这个东西,真的是经不起考验的。
回到Axelord的“以直报直”策略,这个策略中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如何判断“噪音”?在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壕沟战中,双方的士兵慢慢形成了不开枪的默契。如果突然有一天响起了枪声,是对方撕毁了“协议”,还是不小心擦枪走火了?有两个数学家对Axelord的研究进行了改进,结果发现,更好的策略是“略带宽容的以直报直”,即允许别人出于无意,偶尔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研究有什么启示?第一,你要懂得信任、学会合作。一个人如果考虑的长远利益更多,他会更有自制力,更容易坚持道德准则,相反,如果总是想着投机取巧,就会朝三暮四,与节操成为陌路。但这样做之前,你要考虑清楚了: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第二,不要轻易地用人品去判断别人是否值得合作。要问的问题不是“他值得信任吗”,而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有可能会选择合作”?不要轻易地去评判别人的道德水平,而是要学会体察人性中的幽明互现之处。“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责人也轻以约”,这在现在仍然适用。第三,没有一条万能公式帮助我们识别别人是否值得信任。你要用自己的理智,也要用自己的直觉,但你的理智和直觉都可能会犯错误,而且会互相打架。
人从本质上是群居动物,我们的天性中包含着信任和合作的基因,如果你实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不妨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直觉,只是不要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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