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于一九九七年因人事乖午困闷苦郁，欲行稽古之事以敝精神糜岁月，其间偶读《观堂集林》至“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尽废之后，而以学术之存亡为己责，蒐集之、考订之、流通之，举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极天下之至艰，而卒有以达其志”，感佩钦仰未可自已，枨触动念虇蕍始萌，遂探奧窔徂畛隰，裒辑儲峙爬梳考镜。陈垣先生云“找史源，须极力找不易找之书”，然捃摭希遘求为辐凑，以富贵之家尚叹难与大力者相较，况无紫标黄榜之挂，乏冥炉皷槖之铸者也。然多见商贾或割裂档案以页相售，或搓磨经籍使完帙而成丛残，或糅莒旧拓强行孴缝，甚或淹歿绝世音书难再，可谓危如累卵险若缀旒，其浮沉存续皆在一念间。痛恨惋惜之余，缩食之资倾于坊市，秉烛之光耗于丹铅，年祀骎骎断续成章，追维往迹寝馈其中者忽忽已廿有余矣。因时日久长，加之所涉文献类型颇为庞杂研究之方法与侧重各有不同，遂至体例多有所异，嗣后为求统一逐多剬改，编次旧稿部分先付枣梨而成本书今日之面貌。予本寒素布衣知味晚杪，且恭逢盛世学术下移民智大开，难求宛委之别藏，多得潢污之陋鱼，今仅就一得，以本书之研究理念与本书之研究心得分而论之扬搉于下。
本书之研究理念
予以为史学研究无外乎三个方面，一、蒐集文献以求补益历史之全貌，二、研析文献以求揭橥历史之真相，三、贯通文献以求探寻历史之规律。前两方面可谓第三方面之基础，惟“识不可以骤几”，若于前两方面不下一番聚沙成塔考微察赜的功夫，则第三方面之研究无异于譬喻化城自诡虚言。原则“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然性本鲁钝，学无所长，非能淹博贯通成剿绝古今独立物表之见，唯倾力于文献之蒐集与研析耳。
于文献之蒐集素有两种观点，一种以为所谓稀见文献，无异于剑走偏锋，邪门歪道；另一种则认为不在新文献上下功夫的研究，不过就是大胆假设，解释翻新，死无对证而已。持第一种观点者常举陈寅恪先生为例。然陈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已坦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嗜者也。”且予以为由文献观之民国时之学术研究可分为三：一、对稀有文献的研究（如甲骨简帛、金石铭文、明清档案等）；二、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新理论体系的运用，即在新理论指导下的旧文献利用，此处又可分之二，其一由此而建立了新的学科，如美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其二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学科再造，如史学、文学等；三、新的研究方向和角度，即以新的视角对待旧文献，此处亦可分之二，其一选择新的研究方向，如孙人和先生语陈奇遒先生曰“经、子二部，注经者多，注子者少。若选注若干种诸子，既可增进学业，又有益于文坛”，其二选择新的研究角度，如陈寅恪、梁启超、刘师培等人的“以文入史”，完全突破了过去史学研究基本不涉诗词、歌谣、小说等文学作品的藩篱。可以说“以文入史”的史料虽然陈旧，然与新史料无异也，则非但陈先生本人的研究可谓善用新史料，以上三种情况看似不同实无二般。关于新旧文献的问题王国维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早已透彻清晰的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唯稀见文献固属珍罕，然其价值亦不可等而论之，对此予以为尤当着力于“关乎全局、关乎历史”的文献。从较高层面看，“关乎全局”则非一家一姓之事，而是影响全国全民之事，“关乎历史”则需站在历史变迁的角度审视改变历史的关键时期及关键点。纵观我国家民族之历史，可以说实有三个关键时期，分别是：一、民族之起源，对此国家已有“探源工程”；二、春秋战国及秦，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后两千多年的学术思想、政治制度，对此的研究主要是以“十三经”研究为核心的乾嘉学派和罗王之学及稍后的考古研究；三、一八四零至一九四九年的近代史，这一时期是以落后之农业国对抗发达之工业国之侵略，是国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艰苦探索和思考，最终也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学术思想、政治制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并形成了新的学术思想、政治制度。这一时期的最高潮是抗日战争，此亦为中华民族自形成以来唯一一次处于亡国灭种之险恶境地。纵观世界历史以农业文明对抗工业文明轻则文明中断语言改异，重则亡国灭种文化更替，而能不绝如缕及至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谓绝无仅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由此更见我民族坚韧不拔之特性。从较低层面看，“关乎全局、关乎历史”应为在某一区域或领域内有较大较深远影响之事。虽事不可离乎人，若徒考人而不论事，则不免使生“汝愚所见者大矣”之慨，当然相关人物亦当详究细考与所援者除日记电函外，尤当以传记等为甚，如《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所论“常何墓志铭”之于玄武门之变者。而清民之诗文集中多有自注自解者，往往佚史迭出价值亦巨。又，《文献通考》云“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意则重内容而轻载体也，本书文献之收集即本此论，不虑载体直指内容。予依文献之内容属性将其分为一类文献与二类文献，凡属不欲发表公布的文献为一类文献，凡属欲发表公布的文献为二类文献。一类文献又可分之两端，其一为本属保密之文献，如奏折、起居注、密电、函件、收发文簿、内部材料等（此类文献价值尤大，然运用亦需谨慎，如密电有存而未发者，函件有送而未达者等等），其二为无所谓保密，但本无意公开发表之文献，如日记、信札等（此类文献使用时最要审慎甄别，如日记原为反思自省，然实多本欲发表或刻意留于后人瞻仰而连篇造假者，手札亦多有借人之口加以宣示或谋求名利而虚言妄语者，则看似一类文献，实为二类文献）。二类文献与一类文献同表一事者，多有不同甚或抵牾之处，虽无咸阳方鉴洞烛肠胃，然“书言记事，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统概而言，一类文献的准确性、可靠性及重要意义远非二类文献可比，当然具体来说还应如《昌黎先生集考异》所云“故今辄因其书，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由于清宫档案和民国档案保存相对完整，这也对史学的“考镜源流”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虽版本目录学以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实则多探讨一种理论或载记的流变分枝，能论及师承家法或明撰者之主观意图者仅寥寥数种，能涉及史料形成本源及其可靠性者又少，若《古书通例》中所谓之“三难”。然即使行如此之功往往依然难以接近史实真像，这就是因为档案的缺失，反之通过对清民时期档案的研究，以真像观伪说从而对于之前历史的辨析考订有很大借鉴和参考，对于探究伪史形成的原因动机、过程变化等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从学科门类而言，本书所涉由政治、军事、教育、艺术，而农业、经济、交通、法律等等。尤其抗战文献中过往以政治、军事、教育最为人所重，然以战乱疮痍，饿殍遍野之世论最重者当首推农业，承平之世尚言“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若对乱世之研读徒奢谈高论而疏鄙农业，则断断不可，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今日大量、无益的稀有文献的研究也出现在各个领域，这恰如《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所指“因为这些材料具有丰富的刺激性，容易引起史学家的幻想”及“有不少的史学家想利用各种时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史”，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对于文献之研析，予以为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为文献之著录，所涉如版本、题跋、藏印等；第二步为文献之整理，所涉如辑佚、笺注、校勘等；第三步为文献之研判，所涉如考据辨伪。以上三步骤从本质上来说，即首先理清文献之来源并研求形成史源之制度，其次整理文献之内容，最后据此为基础进行史学之研究。洪亮吉《北江诗话》云“藏书家有数等”，其论似与予所持略有相通，唯文献之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如全祖望《鲒琦亭集外编》所云，“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则虽然傅斯年先生尝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自呈“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此层之研究者终以鸠集史料为粗浅，实则黜周王鲁循声讴歌而已，此层的研究可谓失之汗漫；第二层如陈寅恪先生《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云“王说初视之似极精确，然考其根据约有二端，……其实二者皆有可疑”，此类研究者颇能考索征引，然于各关键处若见抵讳之史料辄弃而不论一笔带过或依不确之据论而不实，徒“以意捉志”遂至以时代意见甚或个人意见代替历史意见，“详其显著，略其沉晦”，实碎义逃难者也。此二层者，恰如焦循言“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第三层如汪辟疆先生《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所云“疑人所未疑，发人所未发”，其所难者不似单校一书而搜求古今版本，因其舛异而行考索，亦非特究一事，则上下瓜连多所蔓引，因之异述而辨本源，此皆文苑鸿爪尚有迹可循，本层之研究当“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处”读之思之辨其价值识其谬误，此又可分为“沉潜克刚，高明克柔”之专博两种。专者一难在，“若在矿山中找煤自是易事，须在无人知处寻得”，如黄宗羲《尚书古文疏证·序》中云“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祀事、句读、字义”，勘破之功在乎平素各门之累积从而籍他山之石窥得破题之端倪，其穷纤入微“如悬绳树艺，毫厘不可有差”；二难在，于看似风马牛的材料之间建立联系进而揭示真相，相类者如陈垣先生在《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中云“如能从看似不相干之文集中找出材料来才可贵”，其勘破之功在乎深刻理会各种史实的一般规律、存在于其中的人性本质和各利益集团及学术门派之源流分枝，其持类统杂明微推远之功必以前一难为础。博者难乎夐越千载跨域万里造端闳大致力烦难，而所究或能杂物撰德旁通曲证辨章学术，或能覩草蛇灰线若车轮丘山披斩樛葛勾稽秋荼以为启发，非徒諟正涂讫谨颇略椾，亦非贴黄揭要粗述厓略而已。又，以文献之研析而言，实则古代史之研究与近代史之研究其理念方法实无二异。然亦有不同之处，先秦之史文献稀微记述迥异，必得熟知古六历，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文字训诂，版本目录，且需征之以考古发掘。唯其以上各项均为精深专门，若兼擅“九难”成于一家而广业甄微勾稽考索，必可发反覆决讼疑，然亦尤为不易。自秦以后天文历法为之一统则无纪年换算之虞，而文字亦渐为统一。肇自隋唐易“乡举里选”“紫朱月旦 ”为“怀牒自列”“限年蹑级”，逐使寒庶之门飞入王谢之燕，于斯骈赋之高雅文学衰没而古文之世俗文学盛蔓，其所宗旨由《诗经》《楚辞》《庄子》而《春秋》《史记》《孟子》矣，则文字训诂遂多不为碍，而典章制度之侧重亦由繁文缛节之贵族礼仪转为卷帙浩繁之士庶律令，地名更易亦愈彰彰在册，无“地理参差，其详难举”之慨。（由唐代开启的社会扁平化，到了宋代甚至表现到了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都城制）赵宋勃兴雕版盛行文献日密，博杂泛滥不可尽知，别风淮雨舛误难免，又兼“著作之弊”，唐抄宋刻“书亦未尝不亡”，则版本目录之学不可不明，唯档案实物中简帛早绝，亦无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之伦，除如叶德辉先生所谓之“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而零星有存外，若徐谓礼文书者反羸窳无多。明清以降大内档案存之尚多，尤为研究之利，唯民国档案屡经战乱流散离析多所残堙，民间偶有遗存则深藏密匿希暏其容，其所难者尤在文献之获取。另，“脩史之难，无出于志”，历代典章制度之创设变迁极见时人之斟酌揣度，虽非如电函信札之昭显，亦多有不可言喻之处，尤可深究详考。
本书之研究心得
本书收录稀缺文献凡730余种（件），包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广西、四川、贵州、青海、云南、台湾二十九省（市），其中偶及友人弆藏亦均寓目。所涉文献或内容孤，或版本孤，或附有特殊信息，而文献种类亦皇驳陆离，其研究之价值非可仅凭书名臆断，亦不可徒观序目而遽论也，非经著录不足以覃及阃奥衍通广布，兹据内容辜较分归传记、家谱、档案、科举、文教、诗文集、金石墨迹、其他八类。今依类择撢数例略陈如下，以显盈胐隐互之形也，诸君皆饱学宿儒，披卷自有亭决，又岂待庸言拨捩焉，姑略为抨弹之迹而。
甲：传记类
本书传记类含行述、行状、墓志铭、崇祀乡贤录、封典、家传等，都200余种。
叶昌炽先生《语石》云“行状为上史馆之辞，唐宋以后，神道传志之属无不有，惟行状则若专归于释家。所见于著录者，唐永昌元年沙门……”，状述之于碑铭，唐宋以来释门以外确乎寥落，然亦间或有之，较著者如《苏符行状碑》、《张潜行状碑》，又如《施琅神道碑》碑阴镌其《行述》，本书亦收录有《清封一品夫人先妣吴太夫人行述》拓本一件。又，状述锓梓之际多不留书家之名，本书今收录“傅钟麟拜书”之《仙瀛杜公（翃）行状》、“陈冕拜书”之《敕授文林郎晋封奉政大夫内阁中书先考子宣府君（陈庆藩）行述》皆为罕见之例。又，状述者无所谓“校字”之类，而本书所收《皇清待赠孺人先妣王孺人行述》末署“例授文林郎候选知县壬子科乡进士愚甥赵力检顿首拜校正”实为稀有之例。又，本书所收《诰授通奉大夫晋授荣禄大夫江宁布政使军功随带加三级万公（启琛）墓志铭》在本册第八叶订线内侧有“第贰批古吴钟凤翔校镌石印”一行、第十六叶订线内侧有“五批俞云卿落石”一行，而《诰封一品夫人旌表五世同堂万母韦夫人（万启琛继室）墓志铭》在第九叶订线内侧有“七批李筱卿落石”一行，第十叶订线内侧有“捌批钟凤翔落石”一行，显然各册审校督刊之人不止如此，或为装池之际未能裁去者，实为罕见之例。
行状本是为了“牒考功下太常定谥，并牒史馆”，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如宋代“欲乞下礼部开具所要立传姓名，下诸路转运司，令所属州县多方求访，逐人子孙亲属所在，抄录墓志行状及应干照修事迹，缴申本所以备照用”，（“本所”指“国史日历所”）其征求范围也扩大到了“虽官品未至，而有政绩在民，遗爱可纪，忠义之节闻于时，或有不求闻达终于下位，及隐逸邱园并孝悌之士，……”但是“移之史官，以为列传之张本”的行状能够流传下来的非常罕见，本书今收录之直隶总督采进本《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郑珍）行述》特为修国史之见证。此本外又见宣统元年铅印本，然一经传刻面目舛驰，一则苪误尤多，如以“日过目数万言”作“目过日数万言”，“岂天之所以玉成完人者”作“岂天之在人者”，“相国祁公寯藻以先子弁首”句则直接漏掉等；二则造言设事尤甚，如“何期今见畏友乎”，或以为未能高标独秀挺出邓林，铅印本遂作“郑子其吾畏友乎”，又如“而属纩焉”，铅印本作“无雨而雷者三”，此类妖异神化之事又见（同治）《广信府志》载《蒋士铨墓》“君生殁之日，皆无雨而雷风，故世以爲异”，（民国）《灵川县志》云“九月己亥未立冬，无雨而雷鸣。十月疫。”或造事设神取誉时俗，或谶纬诡言预决吉凶，似《札朴》“行状”条所云“见者掩口，闻者捧腹”，皆荒诞无稽虚妄不经也。
清吴荣光《吾学録初编》云“行状为请谥而作，亦有求铭而作者。在唐宋皆以异姓之能文者爲之，今则以丧主自作而借衔题其先人之讳然”，《穆堂类稿》又云“宋元以前子、孙自撰祖、父行状者才数篇”。本书今收录有乾隆四十三年杨承熹撰的《清故郡庠增广生贻朴先生（陈景曾）行状》及光绪八年史炳箕撰的《仙瀛杜公（翃）行状》，可见其言亦不甚确。（若似洪榜所撰《戴先生行状》之类，文尾交代“先生之子中立，将以七月某日扶柩师葬于某乡之某原，谨书家世行业及论著之大凡，以求志于作者，辞繁而不敢杀，葢有待于笔削云耳”，或有转述之嫌，尚可差合吴氏之言，而本书所收皆非如此）民国时期尚庆桂撰《董蔚堂先生（锦章）行状》、孙雄撰《溧阳周君敬甫（仁寿）行状》皆不循此例。当然戴名世《忧庵集》云“凡士大夫之卒，必有行状；其葬也，必有志铭。行状则他人代为，而其子出名”，以上几例或为未改易撰者姓名之因而成。又，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云“案：填讳一事最为后起，据《纪谭》则宋已有之，以亲书为不苟可见。明世所谓填讳，但假托他人之名，实非出其手也。……至填讳之说，施诸墓碑及单本行述则可，至载入文集即不宜概用。”《江苏无锡无锡南塘丁氏真谱》亦云“案：《欧阳文忠集》姚迁《古文辞类纂》皆载此文，昆陵观子卷谱亦辑入，惟元珍公曾祖及祖考，仅有某字，俱未塡讳。今□康熙壬子谱，已据《王介甫墓志》补入”。（案：姚迁者，姚鼐之误）而本书所收《子静府君（焦冰）讣闻、行述》虽为合订实于“单本”无异，然其《行述》无填讳人，于状述中实为罕见之例。焦氏一生波澜壮阔其《行述》叙之甚详，多有补正国史之处。
又，林则徐之父林宾日的《皇清岁贡士例诰封通奉大夫江宁布政使显考晹谷府君（林宾日）行状》，与徐光启并称为“南徐北王”之王徵家族的《三世乡贤稿》，“天津教案”关键人物刘杰的《皇清诰授中宪大夫显考彦三府君（刘杰）行述》，涉及众多名人的《蓝菊荪自订年表提要》等价值皆巨。而冀州进士陈宗彝、陈淳之的陈氏家族的系列文献保存较完亦为罕见之例。
又，《梁山舟楷书嵇璜墓志铭》与《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晋赠太子太师谥文恭嵇公墓志铭》（碑尚存，下简称《嵇公墓志铭》）内容出入颇大，且铭文完全不同。如本书所收《梁山舟楷书嵇璜墓志铭》云“己丑降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即《嵇公墓志铭》所无，然与《东华续録》、《清史稿》等相符，又云“曾祖廷用明季官中书”亦为其所无，然亦确，可见《梁山舟楷书嵇璜墓志铭》所据之本非为伪臆，似为定稿之前本，然二者撰文、书丹、篆盖者一致，若未定稿何来书丹、篆盖者？或上石之际又行更改者，实难推断。乾隆刻增修本《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二《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锡山嵇文恭公墓志铭》与《嵇公墓志铭》略同，均无以上两条，然亦有出入，如《小仓山房文集》云“四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实误，当为四十七年，又如“三十一年服阕还都”亦误，当为三十二年，然此二处《嵇公墓志铭》与《梁山舟楷书嵇璜墓志铭》均确，此处之误当不可徒归咎于手民，其因亦难断。
乙：家谱类
古来关于家传之论最著者首推《史通》云“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诚如斯言，家谱者实多有真伪杂处之情状。具而言之，一则谱系不清。二则内容不实。即若国史谱系尚多混乱，最著者莫如“此书不足征信，适以滋谬，举可废也”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若家谱者更无毋庸言。内容不实约有二处，其一谬托名家为序，如谱中常有周陆程朱之序多不可信，其二人物传记多隐恶溢美造言设事。如《老学庵笔记》卷一载晏景初“藏于家”三字之典故，实将虚构之过程细为描述。虽则家谱“近代者可靠，远代皆不可靠”，亦不可因噎废食，所瑕若《史通》论“颍川八龙”以为“虚誉”而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又云“据《群辅录》，后汉时尚有汝南周燕五子，及北海公沙穆五子，并号五龙，乃不为人所知”，与此同理之事又见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中云“《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高祖母之身，遂生高祖。……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可见“八龙”虽属虚誉，亦或为其时亲友吹捧之词或为奴役阿谀之言。家谱在纪事方面确实有“志白贲而訧翰如，执素功以该绩事“的缺点，然畴昔梁启超先生谓“伪书有许多分明是伪而仍是极端有价值的，我们自然要和没有价值的分别看”，《史乘考误·引言》亦云“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可谓持平之论。本书所收胡林翼家族之《泉河胡氏族谱》、周立波家族之《益阳板桥周氏六修族谱》、王桂明纂修的山西太原《王氏族谱》、江苏无锡《刘氏宗谱》、江苏江都《维扬江都重修陆氏族谱》、江苏泰兴《延令秦氏族谱》、安徽太湖《朱氏宗谱》、湖北罗田《周氏宗谱》、蕲春（阳）《孙氏宗谱》、广济（梅川）《解氏宗谱》、湖南梅城（新化）《陈氏族谱》、湖南常德《武陵、龙阳高氏七修族谱》、湖南石门《楚南石北文氏族谱》、湖南安化《蒋氏七修族谱》、四川成都《廖氏族谱》等均有斟酌可取之处。
丙：档案类
本书档案类均为政府档案，多符方甦生先生提出的“秘、要、异、新”四点，其价值在于“治乱得失，於是可稽”，自然“用严格的批评眼光看来，我们诚然不能说档案中每一个字，每一个数目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种资料的可靠的程度大体上，在近真的历史的意义上当然是极高的”，自不必与辗转稗贩者相考校也。傅斯年先生曾谓“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然所及非徒政治也。于兹以抗战时期与其他时期两类分界略陈。唯其多有油印，一经时日漫涣模糊不可偻指，致龈龈跟肘亦未可全明，予唯“存其真面，以传来兹”耳，何敢为树新义以负如来乎！
本书抗战时期档案所涉大致包括农业、抗战、外交、红色文献、伪政府档案、文化教育、其他七类。一、农业档案。举世未有吸风饮露之人，粮食之意义不言而喻，战时的粮食供应，更是头等大事，如本书所收《粮食自给计划大纲草案（续编）》实为抗战时期粮食供给的纲领性文件，其云“最近战争之战场必在吾国领土内，一旦战事爆发，则农地之减少，将随战争范围之扩大及战期之延长而逐渐增加，目下华北对日抗战，战区内农地之破坏，农作物之损失，即其明证”，而“使中国人完全食中国粮食”亦为当时难以实现的奋斗目标。又，《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工作报告》价值甚大，正如其云“窃以川省为抗战策源，民族复兴根据地，值此长期抗战之际，增进战时农业生产，展开及培养战时后方农业资源，以达抗战救国之目的，实为本省经济建设要政之一。……以图促进四川农业建设，增加抗战建国力量，而达最后胜利之目的”。又如，《四川省农田水利工程贷款案件审核签注稿》、《四川省水利局设立高地灌溉工程处呈文附章则暨预算书》等价值亦甚大。又，《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收发文簿》详载我国近代农业各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任用、考绩、加薪、调动等原始档案，价值极大。二、抗战档案。如《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军政部工作报告》详述了当时的军政情况，尤其澄清了武汉会战的伤亡数字和起始时间，价值殊大。又，《第三战区第三届政工会议纪要》中《顾司令长官（祝同）训词》及《敌情研究座谈会》详及浙赣战役经过，价值极大。又，《征工问题座谈会纪录》中《四川省非常时期征工服役暂行办法》及《四川省征工委员会组织大纲》于抗战皆有重大意义。三、外交档案。外交无小事，而抗战时期的外交尤其如此。如《外交部工作报告附续编》云“经我方分别不断接洽，以前此美英法诸国对日之零星抗议不足以表示其在远东之立场，应以《九国公约》为根据作整个的抗议，迭经尽力运用结果，美英法诸国对日率能表现其严正态度与平行行动。”众所周知“桐油贷款”为蒋介石先生“苦撑待变”之始变，而本文实述始变诸因中之一端，此亦为抗战走向曙光之晨曦。四、红色文献，此处所谓红色文献为涉及红色政权之文献，而非指红色政权刊布之文献。《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二年四至六月份）》详述“甘南民变”。五、伪政府档案，有伪满洲国文献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文献。如《吉长吉敦铁路公报》论及制度之建立，印信之启用，机构之兴废，军事之调整，人员之任命皆伪满“开国”之事，而日本投降前令伪满销毁全部档案，致今日之研究缺少凭据，更显此批资料之价值。且所见伪满政府文件略晚者多为日文，此日寇欲以蚕食之法亡我中华文化也（此谋早推行于日据之台湾），而此批文献皆为中文亦属难能。六、文化教育档案。如，《考察济宁、荷泽、邹平、定县日程》载有王献堂、梁漱溟之言行。又，《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三年一至三月份）》“呈请筹设国立甘肃大学”。七、其他档案。如，《振济委员会工作简报》详述当时之振济活动。又，《地政署三十一年度工作考察报告》为该署成立后第一份年度工作报告。又，《中央气象局三十一年度工作考察报告》为该局初创时首份工作报告，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未见有气象局档案，更见其价值甚大。又，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之档案亦未见于第二历史档案馆，而本书收《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三十一年度工作考察报告》，其价值可知。又，《考察上海、浙江等十四省市行程》多载各处规章制度价值极大。《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民国三十三年一至三月份）》明确了会川县的筹备设立。又，《云南省政府行政报告（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份）》载“筹设金平改县之经过”。
本书其他时期档案可举者如下，一、《赈务通告》所述灾情令人触目，尤见近代我国民之哀痛情形，所述对策办法皆活人之术，价值甚巨。二、《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一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云“中国与日本之关系，乃'日本强，则中日永无真正之妥协；中国强，则中日将形一体。’虽盟国联合占领日本，我国不宜单独标榜口号与目标”，实乃当日战后中日关系的指导思想。三、《哈尔滨市政府地政局工作报告》载当时哈尔滨之特殊情式。四、《山西省公股公产清理委员会收文簿》载中共山西省委榆群字第277号“转来闫小妮致毛主席函，要求发还晋华股款”一事。又，《苏联音乐剧院、舞蹈团访华主客席次及宴会席次》人员席次涂乙勾改之处，以笔迹论以情理推当为周恩来总理亲笔。又，《湖南省政府行政报告（民国二十年二月份）》涉及张辉瓒善后事宜，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是因张辉瓒事件逐步形成的。又，《安徽民政报告书（民国二十年一月）》述及方志敏率部攻占秋浦县等事。又，《湖北省政府行政报告（民国二十年一月份）》对研究湘鄂西苏区红军及贺龙等人革命活动提供了珍贵史料，《湖北省政府行政报告（民国二十年三月份）》对研究苏区红军及贺龙、恽代英、周逸群等人革命活动具有重要价值。又，《河北省政府民政厅工作报告（三十六年三月至九月）》述及聂荣臻在该省之作战情况。五、《青海省政府地政局工作报告》详及马家对青海之治理。青海文献存留极其稀少，亦为可贵。六、《现定直隶等十六省军费政费按照辛亥预算岁入应余银数概算书附直隶等十六省辛亥预算岁入表》，为清亡以前最后一次军政预算书。七、《四川省安岳县政务概览》名为概览实既县志。四库馆臣将地方志入地理类，而章学诚认为“率皆误为地理专书”，谭其骧先生后在《关于编修地方史志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地方史和地方志的区别。对此还需要注意的是两者修撰主体不一。地方史者，如《蜀鉴》、《建康实录》、《广陵典录》等均为私撰。地方志定型始于《元丰九域志》，其后之修撰承袭了隋唐代以来朝廷责成地方撰修图经的传统，并于“大观元年，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嗣后地方亦有“考究其州山川地理古迹姓氏应典籍者为书，上于九域图志局”之类的活动，至于地方设立相应专门机构最早见《修志始末》中述周应合受南京留守兼建康知府马光祖聘，“开书局于钟山之下”。而后地方志虽偶见私修但以政府之力量加以赓续确是绝对的主体。八、《三民主义青年团北平青年夏令营训练纪实（上册）》载有蒋中正、李宗仁、陈诚等十六篇训辞，胡适等二十五篇演讲。又，《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秘书处暨各局十八年七月份工作报告表》、《上海特别市政府十九年一月份行政报告》论及“筹办市立民众教育馆”，“呈请筹设市通志馆兴修《市志》案，决议：自十九年度七月起成立通志馆”，均为上海设市后之重要文化事件。九、《苏省借款官商合约文书》为盐政史之稀见材料。十、《湖南省政府行政报告（民国二十年三月份）》载《撤销阳明县治之经过》。
丁：科举类
题名录、朱卷之属，如《大明正德庚午科西安府举人题名碑》为正德五年所刊，然此碑先刻有唐僖宗乾符四年《张思诲等长安题名》，次镌有正德元年王承裕、王云凤之题记，最后方刊此文，三者参差尤甚。《语石》云“明人不学遇阴之有字者，亦悍然磨而刻之。”疑此碑亦如是。又，因《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不载武科，本书所收《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同年齿录》为极稀见的武举人资料。又，誊录卷流传无多，所见皆为手写，而以兹开板者未见于记载，所见实物唯本书所收之《道光戊戌科会试誊录卷》而已。
八股科举的立意既有实现社会公平的意味，也有挽救世道人心和选拔人才的考量。挽救世道人心者，见《明史·选举志二》载洪武三年，诏曰:“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士禄。”当然到了清代确实有“不劳兵之法”的意涵于其中。八股的选拔人才而非所谓的戕害人才，主要表现在通过八股考试选拔的人才优者入翰林院（天顺二年后非进士不得入翰林院），而翰林院各衙门的设置对于能以微言大义代朝廷立言的方式处理各项文字工作有着切实的要求。如《大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条云“国初置翰林院，正三品衙门，设学士、承旨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直学士、典簿、待制、修撰、应奉、编修、典籍、检阅等官职，专制诰文册文翰等事。”当然即使通过了八股考试，对于专业文书也是要再行学习的，如《明会要》卷三十五云“正统十二年三月，选修撰刘俨商辂等十人，入东阁习制诰，读中祕书，仍命侍经筵，以备他日内阁之选”。八股戕害人才一说，实则一方面是如《十驾斋养新录》所谓“望实之素著，或攻而去之，文词之稍异，或愳而抑之。宁收卑近， 无拔俊尤，其幸而得之，则又将以其取于人者取人也”，另一方面只能归咎于朝廷没能探索到有效获取具备其他才能人员的途径。（朝廷对于其他入仕途径的探索可参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十五章“选举”）均为社会制度和风气所致，与八股制关系不大。而制艺和试帖诗等，非但是个人的诗文集也是体现当时庙堂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所收归有光《归震川稿》整叶装订不标页码，制如活页多为佚文，价值甚大。又，明清间阎谏著阎愉校刊《介石先生遗文》，福建长乐郑方城、郑方坤、郑天锦《三郑进士合稿》，清乾隆韫山堂写刻本《管缄若时文》鉴定人董诰、刘权之皆为大学士，评阅人程景伊亦为文渊阁大学士，其他评阅人如钱维城、朱筠、赵翼、洪亮吉、刘大櫆、饶学曙、张裕荦等皆一时名彦，亦甚为难得。又，制艺类文章亦可补正史实，如《光绪丙戌新科会墨》载山东乐陵王承萾，《题名碑》误作王承益；《浙江壬午科墨》一名骆奇龄、二十四名朱标、三十五名蔡文炳，光绪《浙江通志》误作刘奇龄，杨朱标，蔡文丙。又如《蓬莱山房存稿》其序跋所述之生平家世可订补《苏州府志》等书之讹缺。又，制艺类文章亦于学术史有相当大的价值，如《时文轨范》中吴尊盘及俞恒泽二序详述陈兆崙、吴尊盘二人师承，尤其是在二人朱卷不存的情况下，很好的补充了他处记载语焉不详的缺憾。又如石韫玉《石琢堂藁》文皆编年，计有癸卯（乾隆四十八年1783）、丙午（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二个年号，与年谱相若也。
本书所收《试草汇刻》有“面试卷”，“面试卷”虽然史料有载，如《科场条例》云“原卷被燬，现今补録印卷并面试卷，咨送军机处备案等语。”又如《蟫香馆使黔日记选辑清通鉴》云“与澄兄覆阅面试卷”等，但是实物资料非常罕见。
本书所收清末赣刻本，刘焕勋《江西全省自治研究所毕业卷》是所知现存唯一的一份《自治研究所毕业卷》，为宣统时朝廷设立地方自治研究所新政实施之重要物证。
另，于友人处见《后续学庸便童录》，中有咸丰二年牛树梅所撰之序云“盖所志日益卑，所习日益下，求其潜心圣籍者，殆不数□（左冓+右攵）也。”而“□（左冓+右攵）”字不见于各字书及论文，或“冓”字增旁、又或“觏”改换意符而成之俗字。“冓”字甲骨文似两物对交，《金文形义通解》云“虽似鱼形而不同于甲文'鱼’”，唯其时尚无甲骨之研究。攵、攴旁从手，而古人见面之拱、揖、拜等皆于手有关，然搆固已有，此字为“冓”字增旁、或为“觏”改换意符成，有“得见、遇见”之意。又，《说文》释攵、攴云“小擊也”，而“遘”、 “觏”皆会意兼形声之属，以此观之“□（左冓+右攵）”作“击冓”解，为以手击“冓”以见其内解，即“窥见”、“探求到”之意，似亦无不可。唯清代俗字多见于公文契约民间文学等处，此处不应有尔。
戊：文教类
中学方面，所收民国九年《江西省立第二师范学生周刊》载《江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自治市规程》，似为现存“学生自治市”这一事物最早的记载。《江西省立第二师范学生周刊》第十期，“调查”、“参观”两项均甚有价值。湖南宝郡联师为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的第一批官办中学堂，其《联师期刊》第二期所载关乎学校变迁之“校闻”，价值亦大。《邵阳县立中学初中国语教材》系最早将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雪》选录入中学课本的教材。
大学方面，所收《齐大旬刊》第七卷第二十一期，《齐鲁大学校刊》第七期
、第二十二期、第四十六期价值甚大，《山西大学图书馆发文簿》及《太原工学院教学设备科发文簿》于澄清山西大学之沿革有重要意义，而《华东水利学院建校委员会收文簿》及《华东水利学院建校委员会发文簿》对于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水利专业高等学府河海大学之组建过程价值极大。
传统书院方面，所收《山东周村灵峰第一分舍创办第一年戊辰学生成绩录》详述了周村灵峰第一分舍的创设缘起及历程，而《灵峰小识第八册》收有理学家夏震武等人的论辨诗文。
又，文会志者除本书所收《三余文会志》外仅知有《道南文会志》，惜《道南文会志》佚失，唯见《安福县志》存傅作舟《道南文会记》而。《道南文会记》云“按月会文，而甲乙之优其资奬以示鼓励，且备列重输、散输姓名，并其条规之善后者，刊立《道南文会志》”，知其无本书《南昌三余试馆图》、《竹市文会公所图》、《契据》等之类，不似本书之完备矣。
又，本书所收《经学讲义 国文讲义》避清讳，且云“乃者十稔之间，我邦之专国者流，见有以经学相号召者必以不适时用相訾议，不知学人以补吾所未有然后其国乃强，学我以保吾所固有然后其国乃立”，显为“中体西用”之洋务派驳斥维新派之口吻，至于“十稔之间”是由戊戌变法还是从强学会成立或《上清帝第三书》开始算起则甚为难断，因此类文章多喜薄今怀古务为矝夸，刘师培先生曾云“若饰词附会，律以一定之时期，则拘固鲜通”，所谓“十稔”多或虚指，肇始之期实难求考，然无论如何其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油印本之一无疑。又，本书所收《万国道德会筹备总处及各分处同人披沥辨明本会与世界宗教大同会毫无关系并本会建议人江希张君亦未加入该会为其信徒及为其副会长并受其先知委托职前赴四川为其传播教务散布空前浩劫谬妄传单乃恳俯予察阅提倡保护维持赞成本会以昌道德而便进行书》为已知古籍中最长书名者。
己：诗文集类
“广而日益者，集也”，诗文集多无病呻吟藻绘绮密之作，不免因文害意乏善可取，更遑论“以立意为宗”也。余嘉锡先生云“诗人咏物，兴之所至，称心而谈。若必为之训诂，务为穿凿，不惟事等刻舟，亦且味同嚼蜡矣”。因之在以文入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未可徒易朱带红签为缥带绿签也，然清人多喜于其中加注，其注则可据以入史。如本书所收《遂江渔隐诗钞》注中多梨园时事，于戏剧史价值尤大，而《留青山房文钞、诗钞》注多指年无异年谱，《怡也斋文钞》多存状述碑铭之文其价值亦非吟风弄月之作可同语。
所收吴锡麒的《穀人咏物诗钞》为名家孤本。又，二氏之于诗集所见多为缁衣而《来鹤亭诗稿》为羽冠所作。又，《黎阳五世遗稿汇存》为民国元年蜡刻油印，为油印本中最早的家集。又，《胡云翘先生文存》中部分内容收入沈颂平、陈锡田于民国十年编撰的《陈行乡土志》及民国六年胡祖德编修的《胡氏家乘》外，余皆未见，亦于地方颇有研究价值。
庚：金石墨迹类
金石墨迹之用可滋校勘，可补史阙，可予启发，可存证据。
可滋校勘。叶昌炽先生云“唐韩集之五箴、伯夷颂，柳集之永州八记、罗池庙碑，宋之永叔、子瞻、刘贡父、蔡君谟，元之姚燧、黄滑、柳贯、干文传、朱德润诸家，皆有碑版传世。以校集本，亦莫不有异同。”盖因古籍多为辗转成书，脱漏颠倒衍文误字汩陈多矣，其不似碑帖墨拓多为时人之手迹，而疏漏谬误因之较少，有校补之益，然文献研究整理着力于此者颇少。唯凡碑帖墨迹与古籍同载一文者多所异同，焉廼碑籍互校当计日待，今之履霜始凝，厥后将必启一学术盛业也。然若诗文者多经年繁改，所刊未为同稿，亦只可并存而观不可劇以为“一字三写，乌焉成马”目若谬误而。至其碑籍互校的具体方法，多可由古籍校勘中来，从《王石臞先生遗文》云“凡所订正，共九百余条。推其致误之由，则传写讹脱者半，冯意妄改者亦半也。……以上六十二事，略举其端以见例，其余则遽数之不能终也”，到陈垣先生的“校书法四例”，均可资借鉴以为凭据。然碑石墨拓亦有其舛误处，其最著者莫过《石经》校勘之事。本书收米芾《宋刻松桂堂帖》云“恶周越、苏子美札”，后世误为“学周越、苏子美札”，谬近千载今日始正，恰如段玉裁云“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而本帖虽为宋碑价值之巨恰如《语石 语石异同评》云“愚以为宋元碑于文史之用最钜，……其未见著录之文，尤为难得也。”
可补史阙。本书所收米芾《宋刻松桂堂帖》、苏轼《中吕调<满庭芳>词》、翁方纲《覃溪遗墨》、林则徐《请把持帖》、刘墉书《皇清诰赠荣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隶总督敬斋刘公墓表》、《曾国藩手札墨迹》、《乾嘉名人手札真迹》、《王嵩樵遗札墨迹》、《张樵野友朋手札墨迹》、《清代名人遗札墨迹》、《徐东甫友朋书札墨迹》、《谭畏公墨迹》等皆堪补史阙价值甚大。
可予启发。本书所收《东坡先生石墨》收《与程正辅书》数札今举其一，云“某启。蒙惠冠簪甚奇，即日服之，但衰朽不称尔。全面极佳，感怍之至。岑茶已领。杭人送到《表忠观碑》，装背作五大轴，辄送上。老兄请挂之高堂素壁，时一睨之，如与老弟相见也。”然传世诸本诸帖于后均有“不讶不讶！升卿之问，已答之矣。并白顾君其详”句。古今学者均将此札系于绍圣二年，苏轼书于惠州，实皆误。因“诏吕升卿差充广南西路察访指挥”事在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苏轼已于前一年离惠至儋。若依本帖则可系于绍圣二年，与致程正辅诸札于时间地点相连贯。王引之云“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
可存证据。考辨有三涂，一者证伪为真，二者辨真为伪，三者存真伪之证为考辨之据。此亦本书立意之初衷，唯前二涂多为世所重，第三涂多不知重，尤以存伪证为最无所知耳。如本书所收《陶渊明移居诗》即《分宁黄帖》中黄英寿录《渊明诗》，其自张伯英先生《法帖提要》定为伪帖后，学者皆承此见。然其流传极少，致罕有见之者，书画碑帖之鉴定前人考之有误者亦不乏其例，若后人起问而无图影为证，徒张口默然或凿空生意，必反致疑窦丛生耳。今之研究或以追驳前贤为耀，或隶鉴赏收藏之下，于存伪证者无所知，亦误也。
又，《魏故著作郎韩君墓志铭考附周戈制考》集名家钤印、手拓、墨迹、家刻于一身且为孤本“五美”俱全甚为难得。又，有正书局出版之《刘石庵致法梧门手札》及《刘石庵手札墨迹》二书内容一致，唯书名不同，然本书所收《刘石庵致法梧门手札》末有“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寿山氏记”并钤“穆寿山”印，显证民国十年之《刘石庵手札墨迹》为更名再版，有正书局此类之事颇多，唯是书为此事之力证。
另，老照片于金石墨迹之研究有补阙史料和考辨证据二意义，而过往对其价值多未能深究，本书《宋刻松桂堂帖》、《中吕调<满庭芳>词》、《宋秘书监陈靖致安抚殿撰书札》、杨补之《墨梅图卷》等皆为照片。补阙史料者，一为史上未载而补之，如孙诒让云“叙跋之文，……宋元古帙，传播浸希，自非谬悠，悉付掌录。”除以上诸件外，又见《杨补之苍龙积雪图》照片，有王冕、宋克、张羽、邵谊跋，中王冕跋云“□□梅如画□□，□□傲骨□□清。谁将一段罗浮月，移伴孤山带雪晴。花落花开浑不论，枝南枝北任□□。春国□我传消息，万紫千红□□□。至正甲辰春二月 王冕敬题”，宋克跋云“ 一夜东风省八才，写成屈铁尽芬芽，吟观更听楼中笛，漫赏犹闻暗里香，止渴时军名皆在，传诗驿使意何长，鹧鸪啼上枝头月，疏影横斜映画墙。 永乐乙丑新春庭梅盛开，座悬逃禅老人墨梅，醉赋此诗以识欣遇。 东吴宋克”。二为流传不详而补之，如《六年琱生簋跋》民国小照片云：“此周召伯虎敦摄影也，金文百又三字，满贮器腹，古朴精雅，为吾国海内重珍。原藏广东李山农观察，嗣由潍县陈簠斋转归黄县海隅山馆，现存郭氏宝敦阁”。考辨证据者，一为证载记之误，予在上海曾见延光室所摄《唐宋元宝绘高横册》照片，既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所云，其九《元黄公望芝兰室图并铭》之铭文不同于《墨缘汇观录》所录，如“久而不闻俱化而一之”《墨缘汇观录》作“久而不闻化而为一之”，又“停云蔼蔼匪今斯今”作“停云霭霭匪今斯夕”，后之“玄真道院”作“元真道院”。（另，此件《南画大成》有收）二为证真伪之辨，曾于江苏某店见米芾《多景楼诗帖》银盐照片，细观当为上博本，照片中是帖颇有残破，知现所见上博本者为经精细修复而成，然比照片中又多出若干钤印，惜当时未及购买亦未拍照留底，后再过此店询及则云不知所在也。今者拍卖公司所拍之古字画颇有据清民珂罗版而高仿者，古画者除设色略有不足外，几可乱真，而不论银盐还是蛋白照片中古画者均较珂罗版又更为精细，实为断狱之铁证（另，清民之际金石墨迹之珂罗版后常附印有名家题跋，而多不为今日编著年谱或全集者所知，此一情况尤以碑拓为最）。三为证推断之据，如见《过访帖》之银盐老照片仅有“珍绘堂记”、“吴越王孙”、“钱立群氏审定真迹”三印，则确断为清末民初所拍无误也，而《宋秘书监陈靖致安抚殿撰书札》与《过访帖》二者形制一样亦可断为同时所摄。二帖均于右下角同一位置钤“珍绘堂记”印，以此印为基准可测算二者尺幅大小一致且折痕位置一致。由此可见二者分装镜心之前应在同一册页中。四为证推断之误。若《宋刻松桂堂帖》内有一帖云“淮南七月间，不雨伤有秋，宰鹅祷龙祠，……米芾制诗谢神休”，又，其后巨㝐跋云“岁在戊申备员庐山仓椽，适逢艰歉不雨者三月，……曾孙巨㝐鉴定谨跋，因砻石松桂堂，与好事君子共之，时菊节后五日”，知即程文荣《南村帖考》中所称之《淮南帖》及其后的巨㝐跋，而故宫博物院存日本宇野雪村先生旧藏本，中有翁同龢跋两则，其所云“内有《祷雨诗》，巨㝐跋云：备员庐山仓椽，因砻石松桂堂，与好事者共之逐日，为《松桂堂帖》”，即别命《淮南帖》为《祷雨诗》，《善本碑帖论集》又袭翁氏论，然将《祷雨诗》与《淮南帖》断为两帖。
辛：其他
本书所收孙能宽撰《文庙崇祀位次考略》，所列先贤先儒位次与他书所载不尽相同，其康熙五十九年九月九日王承烈序云“孔庙两庑位次，各郡邑往往错乱不一，甚非所以顺长道而慎昭假也”，又见《东华録》云“雍正元年……冬十月……礼部奏请，将文庙从祀先儒位次及各坛庙祭品、祭器、乐器逐一绘图汇为成书颁示天下。从之。”而本书正可诠释礼部奏请之因由。又，《龙冈月报》为刘、关、张、赵四族“桃园遗裔”所办之刊物，颇为特殊。又，本书所收《随园闻见录》、《合一会庚申、辛酉、壬戌传单汇编》、《佛陀伽耶佛寺考察记》、《交城县修志局登记簿》、《国故钩沉》创刊号、《<梅兰芳艺术纪录片>拍摄计划草案》均甚有价值。
《辑印石埭备志汇编纪略》多自陈《石埭备志汇编》一书之疏谬舛误。钱大昕云“官修之史，仓猝成于众人，犹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然世多奉“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之箴，若孤深卓绝之业，穷老尽气之功，徒一二刊落声华大觳阒寂者之事也，更遑论拶以日月兼出众手之伦哉。
本书实以“考真辨伪、钩玄辑佚”为目的，于其昭昭然者不再行考辨之事，于无关宏旨者亦不行勾稽之事，然学问之涂，茫无际涯，苦心做舟，孤诣求真，尚不免小大之慨。曩昔治是书本拟备楬根柢先有所依，欲后继以横驱别骛探微觅幽成若干学术论著，然郑人难乎买履，东施不可效颦，予治此书犹觉眼眯心瞀力不胜荷，弇陋谫戔意浮功浅自无庸言，加之僻居一隅坐隐自奕，虽如退院老僧，不虞钟鼓之事，犹俗务缭绕力所不逮，未能泛不系之舟，怡心于清冷之乡也。斯可叹者，怀大褚小，绠短汲深，鬓发日苍，勉力成稿而已。略可慰者，未尝“入四者之弊”矣，岂敢“先立书名，以步趋前人”乎？凡所征引必循张元济先生“为学之道不可以耳食矣”之教诲，再三核于原著未尝凿空得之，凡所考辨必依王鸣盛“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年经月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条析无疑，而褒贬听诸公论”之箴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多所胪列不事齮龁。然坎井蠡测悭于大道，古辙今风多所未睹，致鉴衡爽失兰艾杂陈，虽山川肺腑皆不能语，唯惶惑葸葸窘澀难安，愿诸道友帽凭教谕多所苏援，使萤光蚁力门庭窄褊之作可就有道以正焉，则此迷误不谕永终知弊之书，或可不至独居永巷深锁长门也。且余虽无亁嘉之学，实慕乾嘉之风，若“今人有一语之敌”者，予岂敢哉！予岂敢哉！
屠维大渊献秋九月己丑 男 浩 承意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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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按:《稀缺文献知见录》乃家大人撰述，書中所涉文献除家谱制艺外，收求采访之事予多役之，家大人遂命试为之序，于是持诵书稿，數月研究，代筆而成，此序所及所论未必硃掷黄掷，实不过一孔之见而。因本书尚未签约出版，特先呈拙文与同好共赏，待博雅教正而，是为征求意见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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