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淹留困顿之际，适逢学界、媒体所谓“颜真卿书丹”《罗婉顺墓志铭》公布，浙大历史系读书会率先于公众号刊发研究成果。其时吾已断定日后必入文史“民科”之阵列，遂蜗居斗室，茫然四顾，徒有四壁而已。兴之所至，乃查考史籍，于此志渐有心得。久欲略述己见，以告阙里周积尘先生，倏忽数月，竟不得其暇，惭愧之至！愧而知耻，故草就短文，以酬积尘先生、子清贤弟青眷之盛意！
罗婉顺生年推算
考古学者称罗婉顺“天宝五载（746）四月卒于长安城义宁坊宅邸，享年45岁”，确不可从，然浙大读书会推定唐天宝年间志主罗婉顺生卒年月日之方法，亦略显粗率。
盖罗婉顺生卒年月日推定之关键在于天文学上所谓“回归年”之“岁实”，此为最关键之“参数”，《尚书·尧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即366日，此说不甚精确。吴守贤主编《中国古代天体测量学及天文仪器》一书中指出：“在《左传》中有两段实测记录。其一是鲁僖公五年（前655）“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其二是鲁昭公二十年（前522）“春王二月乙丑，日南至”。两次记录相隔133年。经过计算，可以得出每一回归年长为[365+33/133]日，近似于[365+33/132]=[365+1/4]。”古之历算学家通过对冬至日周期长期观测，以两次冬至日相隔日数除以年数，测得一回归年之周期约为365.25日，取整则为365日，四年一闰，此年366日，遂能弥合每年0.25日之误差。
《罗婉顺墓志铭》记载罗氏卒日：“以天宝五载景戌律中沽洗日在胃建壬辰癸丑朔丁巳土满。”对此日期进行“年/月/日”拆分后，格式为“天宝五载景戌/律中沽洗日在胃建壬辰/癸丑朔丁巳土满”。天宝五载景戌，即公元746年。“律中沽洗日在胃建壬辰”，“律中沽洗”，十二律所对应三月。“日在胃”，亦指三月，《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建壬辰”，此月干支为壬申。朔日为癸丑日。卒日为丁巳日。简化之，则卒日为“天宝五载三月朔癸丑丁巳”，查表折算，朔日为公元746年3月27日。丁巳日，为三月初五日，即公元746年3月31日。
其时所行为僧一行编订《大衍历》，据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大衍历》认为在一回归年365.2444日中，日行共365.2444度。”“岁实”取整为365日，当无太大出入。志文曰：“春秋四百五十甲子。”450×60=27000日，倒推之，则罗氏生日在672年4月28日，查表折算，即唐高宗咸亨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年干支为壬申，月干支为甲辰，日干支为丁巳。推算罗婉顺享年为27000÷365≈73.97岁。
浙大读书会所推算之生年，是据启功先生以360日为“岁实”，并论证曰：
但今人启功先生不赞同钱大昕的这一推算意见，他在《唐苏君墓志》跋中云：潍县陈氏旧藏唐苏君墓志残石……中云：“建中二年（下缺）政里之私第，春秋历一百八十六甲子矣。”……一百八十六甲子，盖一万一千一百六十日，以三百六十日除之，实三十一周岁耳。钱竹汀《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五《茹守福墓志》条云：“……其寿当不盈五十也。”按此与苏氏志纪年同法。茹氏之年盖五十周岁又二百二十二日。
又云：“启功先生盖从唐代民俗角度出发据以推算，其说可从。依据此说，罗婉顺'春秋四百五十甲子’，则享年恰为75岁，其生年当在咸亨三年（672）。”
其说似是而非，既知《大衍历》岁实为365日，岂可弃之不取，而从启功先生所谓360日大致之数？若以启功先生360日一年计算，则罗氏生卒年跨度为75年，倒推之，生年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显然又早于浙大历史系所推咸亨三年（672），验算环节，已多龃龉，启功先生之说岂可盲从？
既明此理，不妨据《茹守福墓志》中“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对茹守福之享年，生卒年月逐一推求，钱氏所云《茹志》题名为《大唐故朝散大夫京苑总监上柱国茹府君墓志并序》，志云：“粤以开元十一年四月廿九日，奉使陇右道巡盐牧，六月二日迁至京，六日己亥遘疾，至八日辛丑，卒于长安休祥里第，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矣。”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303×60+42=18222日，18222÷365≈49.92岁，故浙大读书会所得49.7岁，不确。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岁次癸亥，公元723年，其年六月八日辛丑，为公元723年7月14日。倒推18222日，为公元673年8月24日，时为唐高宗咸亨四年七月七日庚申。可见，673.08.24至723.07.14之间，确如钱大昕所云“其寿当不盈五十也”，尚有约一月之差，方足五十之数，故清人赵绍祖《古墨斋金石跋》卷四云：“以历推之，茹君当是庚申日生，年五十有一。”生日干支不误，而享年误差较大。
绛县老人年纪推算
浙大读书会云：“如何推算《左传》中'四百有四十五甲子’为'七十三年’，实为经学中聚讼纷纭的难点问题。”诚哉斯言！推求绛县老人之年纪，最关键者，依旧是上文所云“岁实”之“参数”，根据上文所述，古之历算家根据《左传》两次“日南至”之记载，测得岁实约为365.25日，取整为365日。且看《左传·襄公三十年》如何记载绛县老人年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绛县老人年纪推求，可先参考以下两则资料：
《五经算术·推绛县老人生经四百四十五甲子法》：甄鸾按：“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者，计四百四十五甲子矣，有二万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谓不满四百有四十五甲子。于未满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谓去四十日，止留二十日也。
《宋元学案》卷二十：亥字二画在上；其下六画，如算子三个六数也。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画往亥字身仄，则当如此写。其左竖二画，则二万也。其右六画，乃三个算子六数，则六千六百六旬也。季，末也。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今才得二十日，故曰三之一也。
绛县老人始生至今已 445×60-40=26660 天，即士文伯所云“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又，一年365日，60日，为一甲子，一年折合为[6+1/12]甲子，师旷计算所得73岁，折算为甲子数目，即73×[6+1/12]=444，实际不足445甲子之数，亦即甄鸾所谓“谓止有四百有四十四甲子”、《宋元学案》所谓“四百四十四全甲子”。
又，据上《宋元学案》“亥字二画在上；其下六画，如算子三个六数也。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画往亥字身仄，则当如此写。其左竖二画，则二万也。其右六画，乃三个算子六数，则六千六百六旬也。”拆解“亥”字，“移下亥上二画往亥字身仄”，则得“‖”“丄”“丅”“丅”四部分，盖其状若筹。筹算之法，据《孙子算经》其记数法为“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即以个位为基准，算筹个、十、百、千、万之排布当为纵、横、纵、横、纵，故“‖”为二万，即上引《宋元学案》所云“其左竖二画，则二万也”，而非二千。“二首六身，下二如身”，以算筹排布则 为“‖”“丄”“丅”“丄”，分别对应万、千、百、十，纵横相间，个位为零，当为纵式。
“新莽十布”中“六”、“七”、“八”、“九”字形，倒确是筹算符号，横五竖一，以此类推，而后世“苏州码子”，“六”、“七”、“八”与筹算符号相反，横一竖五，然计数原理相同。
至于绛县老人生年生日，亦可推算，《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绛县疑年之事，系于“二月癸未”，查表折算，鲁襄公三十年，鲁历二月朔壬戌，夏历十二月朔辛酉，夏历先一天，鲁历二月廿二日癸未，夏历十二月廿二日壬午，公元前543年2月7日。癸未日距甲子日，相差二十日，因此绛县老人云：“其季于今三之一也。”逆推26660日，为公元前616年2月11日，即鲁文公十一年，鲁历二月朔乙丑，绛县老人云：“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显然，当为夏历正月朔，然此日干支为乙丑，后一天。据此可知，诚如前人研究所得，鲁用周历，正月建子，晋用夏历，正月建寅。其实，26660日除以73年之商，正是一回归年之周期为365.205日，与后世观测所得365.25日颇为接近！
因此，绛县老人所处春秋时代之岁实，已经是365日无疑，而非启功先生所云360日。
升仙太子碑阴·书丹
除了众多网友所指出，颜真卿早年受褚遂良影响颇深以外，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徐浩、颜真卿皆曾受教于张旭，而徐浩略早于颜真卿。颜真卿极有可能受到徐浩之影响，渐而形成后世习见之颜体楷书。另外，从《升仙太子碑阴》李旦、钟绍京题名来看，其结体、点画，似已开徐、颜二家楷书之先声，且已相当成熟。因此，颜体楷书之面貌，当非颜鲁公别开天地，自出机杼，在其之前，典范存焉，细审钟、徐二氏书体，当信余言不谬！
试看《孔颖达碑》底座匠人遗刻，似直接奏刀刻字，不经“书丹”这一道工序，已惊艳非常，石质之佳，镌刻之工，何待辞费！《罗婉顺墓志》与其他传世名碑相比，石质、刻工均落下风，难称名工、佳刻也，是以难传鲁公笔意之妙，亦在情理之中。同理，若无优质印材，贤如王福庵、赵叔孺、陈巨来、韩登安、吴朴堂等工稳一路篆刻大家，在石钉密布之印石上，欲运刀裕如，已属不易，遑论闪转腾挪，刊削称意，精雅光洁？盖材质所限，断乎难办！
关于《罗婉顺墓志》中所云“书丹”一词，当结合唐人碑铭、摩崖题署，略赘数语，不宜泥于字面，而谓此志必为颜真卿手书上石，试看《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承议郎行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奉敕勒御书”，“宣议郎直司礼寺臣李元琛勒御书”。钟绍京、李元琛二人负责将武则天所书《升仙太子碑》草书正文摹勒上石，而非武则天直接书丹。
又如长庆二年（822）《梁守谦功德铭》：“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宏农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杨承和撰并书……长庆二年十二月一日立天水强琼摹勒并刻字。”此铭显然要经过“摹勒上石”工序，并最终由强琼刻石，而非杨承和据石书丹。
从各种唐人集王碑刻之上石、雕镌亦能悟出“书丹”之精切含义，开元九年（721）集王名刻《兴福寺碑》前署“大雅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行书勒上”，“勒上”亦即“摹勒上石”之意，集字之碑，体制极为特殊，妙在毫发毕肖，笔划灵动，若不经一番精确摹勒，率然“书丹”刻之，焉能传右军笔意？亦有负沙门怀仁、大雅众人“集字传古”之良苦用心。
峿台崖壁擘窠大字《大唐中兴颂》题“金紫光禄大夫前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书”，其中虽有一“书”字，然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九十六谓此摩崖：“碑高丈二尺五寸，宽丈二尺七寸。”难道非得鲁公亲临现场，高空作业完成？况鲁公《乞御书天下放生池碑额表》云：“兼力拙自书…… 遂绢写一本……缘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进。”“绢写”一过，所为何事？盖《放生池碑》既成，“前书点画稍细”，而“恐不堪经久”，当以“擘窠大书”之本为底稿，以备他日复刻之用。且颜鲁公平生未涉足湖湘之地，而题署云“颜真卿书”，想来亦是先行“绢写”碑志，寄与元结，元结安排匠人摹勒于峿台崖壁之上。
宋人陆放翁《与仲玘书》：“寺记本是老夫自欲书丹，意为不过数日可了。不料忽得齿疾，沉绵岁月……碑颜不欲更托人，并为写去。前辈此例甚多。碑上切不须添一字。寻常往往添字，坏却。”“刻碑时且告与点检，碑样只依明州宸奎阁碑最妙。”放翁本欲书丹上石，无奈齿疾累日不愈，不得不假手于人，特意嘱咐刻碑之际，要谨依碑样。此“碑样”当即苏东坡《与潮守王朝请涤》所云“卷中者乃某手书碑样，止令书史录去，请依碑样，止摹刻手书”。是以，鲁公“绢写”之本，亦即苏、陆二公所书“碑样”。
然唐宋间，亦确有手书上石之例，如唐《开成石经》碑末题名：
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艾居晦
书石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陈玠
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臣栢暠
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四门助教臣陈庄士
覆定字体官、翰林待诏、朝议郎、权知河王友、上柱国、赐排鱼袋臣唐玄度
校勘官兼专知都勘定经书检校刊勒上石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上柱国臣章师道
题名中所列衔名中，与书丹上石相关之职官有四种，即书石学生、校勘兼看书上石官、覆定字体官、校勘官兼专知都勘定经书检校刊勒上石。
若欲辨伪，不如查考一下罗振玉所谓“汉人墓记前人所未见，此为墓志之滥觞”之延平元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破绽比较大！
感谢泉城周积尘先生提携，感谢云间子清贤弟鼓励，感谢Ren、Zhang、Dian、Yuan四位同事数月以来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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