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通常用来指东周前半期历史阶段，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这段历史时期，史称“春秋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变革风云时代，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学术繁荣盛况，也给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沃土。此时，巫的社会地位较史前三代有所降低，巫的司职范围从掌握一切通神的宗教事务，渐渐缩小到集中于求雨、占梦、招神、袚除、驱鬼、疗疾等几项，而祭祀、占卜等职由宗祝卜筮等新的神职人员所司。巫觋者，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合称“巫觋”，毉与巫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钱钟书有讲“盖医始出巫，巫本行医”。殷商时代，“医”作“毉”反应了彼时，医巫不分家的状态。但是，春秋时期，治病的毉或许已从巫中逐渐独立出来，《论语》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或是酒的药用功能逐步为人所认识，“毉”字义旁逐渐演变为“酉”，这一演变也反映了巫、医职能开始分化，专职医生随之出现。此时的医生多以“医某”为格式进行记载，如“医缓”“医和”，也有众所周知那记载极其矛盾至今令人争议不休的扁鹊。
或许是由于早期声名享誉的医者并不多见，所以也是社会的一种奇缺资源，随着而来的也便是流传于世的典故中多是这类医者与上层统治阶层的诊疗故事。如医缓为晋景公诊疗、医和为晋平公诊疗、文挚为齐王诊病、医竘为宣王割痤为惠王治痔、扁鹊为齐桓公及秦武王诊疗，等。彼时的医者，社会地位也并不高，如《韩非子·喻老》中蔡桓公对扁鹊判断病情之语不闻不问，甚是冷漠。这种鄙夷不屑或许也来自当时医者的好利，《韩非子·备内》又载“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至亲也，利所加也”，就连被神话的扁鹊也不乏被蔡桓公鄙视“好利，欲以不疾者为功”，如此看来早期的医者也非圣贤了。不过，此时的医学发展还是与前世有所进步的，值得一提的是秦国的名家医和提出了著名的“六气病源”的病因学说，讲六气（阴、阳、风、雨、晦、明）致病之说，指出六气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等。首先将阴阳与疾病联系起来，该学说是“六气以阴阳为纲，而淫生六疾统于阴阳”，被后世称为病因理论的创始者。可见春秋时期的医者是一个位卑重利的群体，但“执技以事上”的同时也使得医事懵懂。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带来的新旧思想的冲撞更替，也是理性思维的萌发时期。今天，我们一般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春秋时期，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古人在认识事物时，只能求其外在表现，也就是所谓的“象”，如《周易·系辞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就是指事物外部状态。同样，对于无法从外部直接获取信息的，古人会通过意想来取得同样的结果，如韩非在《解老篇》中解释老子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就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象”成为当时社会的思维模式，是当时社会探求事物状态的主要方法。相对于将一切现象归咎于天意、归咎于鬼神，“象”思维无疑是迈向理性唯物的的一大步。仅仅有“象”还无法将之与事物状态进行衔接，这时也便产生了“气”，在古人的视野里，“气”即是组成人体的精微物质，也是呼吸的自然之气，还是人体精气神中形容外在精神状态的气。《礼记·祭义》中记载：“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孔子就试图以气魄来解释鬼神。春秋“象”与“气”的产生，及至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概念的逐渐成形，黄老学说的喧嚣至上，“象思维”也便脱颖而出，直至近代以来西方概念性思维模式东渐，盘踞华夏两千年的大象无边似乎日渐颓萎，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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