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
【引言】《坛经》云：“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古愚”，对中华民族而言，在整个小说史上也只有《红楼梦》才配称这样的智慧之灯。《红楼梦》以它独特的艺术光芒、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锐的思想内涵吸引着一代代不同学科的学者投身其中进行精神和艺术的探索与采掘。他们与《红楼梦》文本进行无休止的对话，与曹雪芹进行着心灵的沟通。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红学终于跻身于显学之林，在学术殿堂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百余年的红学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是令世人瞩目的，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在新世纪深入思考的问题，现提出来与同好者探讨。
红学研究中的非学术性
近几十年来，在《红楼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研究中的“逆反心理”。你说《红楼梦》后四十回好，我偏说它很坏，坏透了。说它艺术性极差，毫无好处，而且政治上也很反动，据“考”，这后四十回还是高鹗他们秉承清朝统治阶级的旨意炮制出来的。你说《红楼梦》后四十回坏，我偏说它很好，好极了！说它不但艺术性跟前八十回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后四十回思想性甚至比前八十回更进步。对待“脂评”，一种情况是不但把它作为判断《红楼梦》创作情况的惟一依据，而且自觉不自觉地还把它作为我们今天评价《红楼梦》的准则，像有人批评的那样，对它简直“奉若神明”。另一种情况则是，把“脂砚斋”骂为“老奸巨猾”，把“脂评”通通说成是“庸俗不堪，一塌糊涂”。
有关《红楼梦》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学术见解上的分歧也不是坏事，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或批评，还有可能使人们对问题认识得更全面、更深刻一些。问题在于，在《红楼梦》研究和评论中，人们发现，就因为逆反心理这种非科学的不恰当的因素在起重要的甚至是决定的作用，结果就无助于困难问题的解决，甚至连那些本来比较容易获得一致或基本一致的问题，也都弄得长期纠缠不清。
《红楼梦》后四十回、“脂砚斋评”，都是放在大家面前、事实上都是难以完全赞美或完全批倒的。对这些，由于各人爱好不一，评价遂有高低之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对它们会产生如此截然相反、势不两立的评价和结论呢？是由于先入为主、固执己见呢？还是“逆反心理”在起作用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我想，其实质还是个人名利主义在作怪。
红学应成为真正的学者之学
在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学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是精神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主体，从事着教育人、引导人和启发人的工作。学者的这种社会角色和职业特点要求他们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素养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应当履行相应的道德责任。
长期以来，社会对学者的道德责任都寄予很高的价值期待，学者自身也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担当着道德责任。在当今时代，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成为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学者的社会作用更加凸现，学者以知识和美德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实践。
学者的思想和行为应当与其身份角色相统一，应当担负起相应的道德责任，成为追求真、善、美的时代典范。但是，从现实来看，在红学研究领域，有些学者的道德责任极其低劣。
在红学研究中，一些学者研究《红楼梦》的目的不在于红学本身，而在于以此为凭借获得权力和地位；一些学者的学术目的不在于知识创造，而在于以此为凭借而捞取更多的利益和名望。
在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影响下，真理的追求和道义的价值日益被淡化。学者缺乏道德责任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它不仅影响了知识创造的质量和水平，而且影响了社会对学术价值的景仰和尊重，降低了人们对学者的崇敬之情，引发人们对学者公信力的怀疑和否定，使人们丧失了对真理的信念和对道德的敬畏，进而动摇了人们对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热情和勇气。它不仅贬损了学者自身的人格形象，影响学者自身道德品质的形成，伤害了正常的红学研究，而且对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误导，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死活读不下去的《红楼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红学研究应向“多元化”发展
对文学作品的阐释有两个源头：在西方来自于对《圣经》的解释；在东方来自于对《诗经》的训诂。受这两个源头的影响，中西阐释学的重心都围绕着对作品本旨，作者原意的挖掘。在红学研究中，“一元论”信念的持有者是索隐派和考证派。索隐派沿袭着中国古代经学阐释的传统，认为文字背后必然隐含着某种“本事”，如果索出“本事”，便可得知作者的原意和作品的本旨，也因此形成了诸多“本事说”：如张侯家世说、明珠家世说、顺治帝与董鄂妃爱情说、反清复明说等等；考证派则从作品外围入手，通过大量的作者生平家世的考证，得出《红楼梦》是作者“自叙传”的结论。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中曾对红学“一元论”做过这样解释：
自蔡胡论战之后，一切新材料的访求、发现和探索都是求得《红楼梦》的写作主旨，究竟是具有“反清复明”的意志，还是如胡适所说的“自叙传”，抑或是有另外含义的著作，或者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一部单纯的言情小说？六十年来，多少学者耗费心力，搜索新材料，找寻新证据，无非要辨清《红楼梦》的主题。
诚然，了解一部作品，尤其是传记体、现实主义性质作品的时候，掌握有关作家、 作品的资料有利于帮助研究者解读作品。然而，即使所有有关作品的资料都找到，是不是就一定能够达到作者的创作本旨和作品的原初意义呢？
但是从接受者角度来看，接受者是文学阐释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作品意义实现最后一环。然而，接受者对作品的解读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完成的，这种文化语境制约着接受者的学识、经历、理解力等一切主观因素，这些主观因素构成了接受者的“前理解”，而当接受者带着这样的“前理解”进行文本解读时，他已不可能一身清白地介入文本，这时的解释已经渗透了他自身的知觉方式，这也使追求纯粹客观的还原作者原初本意成为不可能。
因此，红学研究的意义就不能再局限于这种“不可能”中，应该赋予其时代内涵。也就是说《红楼梦》应该奉献给当代读者而不是交还给历史；《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应该是多元的而不应该是唯一的。
拓展红学研究成果综合效益的实现途径
任何一门科学，既应有它的理论形态，又要有对于理论的应用。应用实质上是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改造世界，改善人类的生存质量。二十一世纪的红学应该更加关注在成果应用方面的研究，以实现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的综合效益的最大发挥。红学走向应用的途径至少有以下几种：
第一，通过对《红楼梦》思想意义的挖掘，有针对性地释放其具有现实意义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从而使《红楼梦》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文明教育的一块园地。如：利用《红楼梦》的艺术资料回答现实社会提出的各种严肃问题，甚至是社会热点问题。如子女教育问题，优化生存环境问题，反腐败的问题等等。
第二，对《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创作经验进行研究，既可以为当代的文艺创作提供学习和借鉴的范例，又可以为当代的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重要的资料。
第三，在以《红楼梦》为范本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过程中，使中外文化得以有益的碰撞、交流与互补，从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不断走向世界创造契机。
第四，通过多种形式的红学活动加强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与交流，为海内外学界的团结和祖国统一大业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五，通过对《红楼梦》相关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如推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绘画、书法、雕刻艺术的发展，开发红楼饮食文化和旅游资源以及兴办以红楼文化为背景的经贸活动等等，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援助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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