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狗年）的2月10日祖父陈寰洲（别名：陈冠宇）出生在叶县常村镇的一个农户家里。祖父自幼品学兼优，一生德高望重。无人直呼其名。有称他老夫子的，有称他陈寰老的，多数则称他陈先生。
祖父熟读五经四书，在叶县初办的高等学堂毕业。既有儒书文学基础，又有新时代文化知识，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紧跟时代潮流。
1927年祖父受段云湘老师的聘请在常村小学学堂任教，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祖父积极投入这一浪潮，率领学生走向街头宣传先进思想，肃清满清流毒，鼓励男子剪辫子，女子放裹脚。又扒砖头筹木料为当时常村小学学堂增砖添瓦、慷慨解囊，直到解放后常村小学柏木独面课桌还是那时留下来的。
祖父时刻关心教育事业。常村小学学堂1927年创办时利用南关帝庙做校舍，1935年洪水冲了关帝庙，常村小学堂就比停办。之后常村街内出现几处私人设馆儒学。1939年祖父在陈笃信伯父家后院设立一个儒学堂。祖父虽然教授儒书但他深知读“五经”、“四书”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所以积极设法恢复常村小学学堂。没有校舍，祖父便把自己的三个院28间房子无代价地贡献出来，常村初级小学才得以复生。当时有杨耀庭、范书兰、李春官等老师。1940年这所初级小学改编为常村镇六级六班的高级小学。祖父从县城聘请来了陈天才、赵灿宇、董笑宇、胡秀峰等老师。历届老师的生活都是祖父免费包揽。
1946年秋常村街在西寨建起了36间教室才把学校从祖父的宅院里迁出。八年之久祖父没取分文报酬，祖父对常村教育事业的贡献当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祖父关心群众文化学习。在旧社会穷人多数上不起学，1936年――1940年祖父主动在家办夜校，吸收穷人子弟读书、识字、学珠算。教学用的灯油、桌子，学习用的《民众课本》都是祖父买的，有的学生买不起算盘，祖父就用黄泥做算盘，又通过高温烧透制成，解决了学生们没算盘的困难，夜校学生用此法都学会了珠算。
祖父的教学方法与其他儒书先生的教学方法不同，不教学生学习之乎者也一类的文章，他教育学生用现代语言学习写作文、日记，教学生锻炼身体，从不让学生从早到晚地死读硬背，教法灵活。平时有很多学生到家里来学习珠算、学文学、学作文。习做完成后祖父都会当面指导、批改，早晚不误。祖父还常常用“朱子治家格言”教育学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关锁门户当心细，起身离座必后观”等生活知识。甚至连扫地怎样不起尘土等生活方法，祖父都会认真地教。那时他给每人备两块长2尺宽1尺厚两公分的木板，亲自动手油漆成黑板，画出方格，名曰“水板”，再带学生利用本地有利条件，到毛冲白土窑上拾些白土粉碎成细面，浆在大碗中，用毛笔蘸白土汁在黑板上练大字，写了擦擦了写，反复任意练习，用此法练大字既节省纸墨又实用方便，既教会了学生学习又教会了学生快乐。
祖父热心公益事业。解放前市场上没有卖春联的，每到春节方圆几十里农户的春联都是祖父的任务，从腊月初开始一直写到除夕，本街的，附近村庄的，特别是山区的买了红纸送到家里。祖父就欢快地接过，由于户数太多祖父就把邻里乡亲拿来写对联的红纸一一捆扎好，名字、地址、对联数量在红纸背面一一注明。屋里到处都放着红纸。为了不耽误相邻们贴春联，他又找几个学生帮着写，一日三餐祖父管饭。有的家春联多晚上就去他们家写。好多时候都通宵达旦，就这样年年如此。自家的春联放到最后再写，用油灯照着贴。
祖父博览群书 ，勤学爱钻研，通晓易经。生活中有许多找他办事的人。例如：看好、盖房、嫁娶选吉日，占卜，为邻里写信、念信、修钟表、补锅、修风扇、做小刀。所有的生活琐事都有人找他办。他还在十字街中间过街门的房顶上免费为群众做了两个风向仪，一个飞机式的，一个燕子式的。方便了群众生活。为群众办事祖父总是心里很高兴。常村南寨墙有史以来总受到澧河洪水的威胁，据说常村曾被澧河水冲毁过半个街，祖父为此极度忧虑，曾多次写材料请求官方解决常村水患。心诚则灵，由于祖父坚持不懈地奔走，终于感动了叶县第四区（夏李区）区长，区长动员群众协助常村人民运石筑坝，在漂麦河下面筑起一座南北大石坝，可惜由于施工指导错误，一场洪水把大石坝冲了个精光。虽然如此，祖父为群众谋福祉的爱乡之情令所有常村人没齿难忘。
祖父子女众多但家教很严，如有自家孩子在外淘气和别人家的孩子打闹，祖父都会严加教育，处分自己的孩子，要求他们向对方赔礼道歉，他对儿女从不护短。
祖父经常教育孩子说：“你们在外面时间多，遇到穷困潦倒的老人、孩子要多加救济。”那时的老穷亲戚、邻居、讨饭的老闫铎（石门人）常年在祖父家住，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祖父从解放前开始一直到解放都在办教育，为学校懂事，还是镇人大代表，在全寨群众的心目中是形象和力量的代表。是温和的老人。
1947年叶县解放后，祖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土地改革时，祖父把房子、土地及家里的一切物品一丝不苟地写一清单上交给农会，让农会按清单到家里清点物品。农会常指导员夸赞道：“您老真是开明地主！”1955年冬合作化时，本不在家的祖父抱着“我家也要入社！我们也要当社员”的决心徒步从60里外回家报名。天寒地冻的11月祖父到家时三寸长的胡须都冻成了冰棍。
解放后，祖父虽系地主成份，但还是镇民代表。在常村一带威望有增无减。祖父没有任何民愤，历次政治运动从无对祖父有任何冲击。
1949年，上级在常村一带建立气象雨量测量站，要地方找一名思想进步、有文化知识、工作负责的人担任测量员。当时地方政府了解祖父解放前后的为人，便推荐他担任测量员。上级每月发给祖父8元钱作为报酬。另外祖父还担任了本街的义务赤脚医生。
就这样祖父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又一如既往地为人民服务。
1956年祖父病逝，但他的光辉形象像巍巍青山、滔滔澧水一样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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