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72周年，不经意回头看看，竟然发现自己与抗战也有缘分，因为自己曾写过两篇抗战题材的小说。而且说来也巧，这两篇小说一篇是我的短篇处女作，另一篇是我的中篇处女作。也正是这两篇作品为我的创作踢开了路，让我当时的文学梦持续了下去。
这两篇小说的发表都蛮曲折。
先说说我那个短篇《生命》。
1986年，我还在豫西丘陵上我们的村子里当代课教师。那年春天，无意看了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纪实小说《食人魔窟》，触动很大，根本没有想到日本法西斯会如此卑劣和残酷，会用细菌去残害中国军民。感慨之余就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脑海里很快出现了几个人物，我让这些人物走进了森村诚一讲述的环境中，就有了我的短篇小说《残存的生命》。这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写日本731部队给几个被俘的屯山游击队员偷偷注入混合鼠疫病菌，然后进行假释放，企图让鼠疫在屯山传播，他们可以不费一刀一枪消灭屯山游击队。然而这样的阴谋最后被识破了，几个游击队员面对着前来营救自己的亲人，果敢地引火自焚。小说完稿后投到了《洛神》杂志社。那时《洛神》还在洛阳，稿件杳无音信。
没想到几个月后，《洛神》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赵团欣老师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由于区划调整，三门峡脱离了洛阳成为地级市，《洛神》杂志被调为三门峡市文学期刊，他准备在区划调整后择机推出我的小说《残存的生命》。当时真像是一轮太阳凭空照耀，感觉生活实在是太太美好。那年秋天，地里的花生刚收完，农户摊亮在院子里的花生正散发着独特的芳香。没想到有一天，赵团欣等几位我熟知的作家师兄突然来到我们村子看望我，并把首期用稿的消息告诉了我。面对这样的关怀和天大的喜讯，作为一个怀揣梦想的文学青年，激动已无法言表。
然而，当我还沉浸在即将发稿的喜悦中，盼望着多日后的某日能看到作品的样书时，那篇小说却突然被退了回来。原来《洛神》的编委经过集体讨论，认为我的小说比其他作品弱了些，就不拟刊用了。天哪，美好的梦就这样瞬间破灭，我整个人就像个气球被戳破了，彻底蔫了。翻看一下当年的日记，才知道自己那时昏沉了几天。现在想想有多大的事呀，可在当时你说我的心情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那一年我就像在山谷间游走一般，一会儿沟宽路明，一会儿悬崖挡道，情感总会大起大落。如此磨砺，让一个文学青年早早品尝到了创作之路的艰辛和无情。幸运的是，由于赵团欣老师的一再坚持，区划调整后的《洛神》第二期终于采用了我的小说。那期杂志要推出本地四位业余作者的处女作，我那篇小说排在最后登场，题目被也改成了《生命》。但是，作品毕竟发表了，那还管他以什么状态出现，我依然高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想不到。《生命》发表后，很快被《传奇文学选刊》等刊物转载，全国各地很多读者被作品所感动，纷纷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教师、解放军战士。每天，只要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在校门口响起，我就会第一个跑出去，拎回厚厚一沓子信件，躲在我的住室里逐个阅读，那真是一种千金难换的享受。
期间，我还接到一封特殊的信件，是著名作家吴若增老师写来的。他在来信中说：“刘全锋（那时用此名）同志，你好！在《洛神》寄我的一期杂志上，很偶然地读到了你的小说处女作《生命》。这篇小说故事很好，很有震撼力，我打算向电影厂或电视台推荐这篇作品，使其能够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希望你能同意，并马上回信给我，以便我尽快着手办这件事。”他看出了我文学功力还不够强，并说甚至考虑自己亲手动手改编。信写完后还不放心，在日期下面又特意写道：“是否已有人跟你联系过改变事宜？不知你是否知道，这种事情只能答应一家。你把情况和意见写清楚，我好去联系。”看来吴老对这篇小说真的是感兴趣。
吴老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我立刻回信答应了他。此后，吴老改了三稿，电影拍摄未获通过，后由著名导演许瑞生改了两稿，才由天津电影制片厂电视部拍成了两集电视剧《马鲁他》。1989年，该剧相继在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地方台播出。
那时总在想：自己并不那个年代的人，并没有参与过那场战争，更没有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做出过任何贡献，为什么这么多读者会感激自己呢。后来想通了，那就是因为文学。原来自己通过文学导演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让他们看到了当时的真实画面，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的野蛮和残暴，看到了先烈们扑汤蹈火为胜利而战的苦难历程，它还原了历史，鼓舞了人心，激发了斗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再说说那个中篇《喋血恨爱录》。
1988年初夏，《莽原》杂志社在三门峡召开文学笔会，为了这次笔会，我提前准备了一部中篇小说。不知当时是怎么构思的，竟然也是抗战题材，而且选定了有相当难度的“南京大毒杀”作为背景。为写好这个中篇，我查阅了很多与“南京大毒杀”有关的资料，并且对1937年南京的整个战局、南京城的设施进行了细致了解，那里的敌我力量布局，那里的每条街道、每个湖波、每条河流以及生物、植物和风土人情等都要逐个审视，一点也不能马虎。说实话，至今还未到过南京，但那时我对老南京的了解显得那么熟知，以至于让人产生了误会，几年后去《莽原》杂志社改稿，一位编辑老师与我闲聊，还始终认为我是南京人。
这篇小说定名为《败兵》。作品完稿后，自我感觉非常好，当时我已完全被自己编织的故事感动了，有百分之二百的信心能被《莽原》选用。
那年五月，笔会如期在豫西某一疗养院举行。小说在笔会第二天递了上去，满怀希望等待结果。第三天早上，编辑张颖约我谈话，我兴冲冲去了，不料几句话就给我来个凉水浇头，作品被“宣判死刑”。常说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眼看自己辛辛苦苦写出的作品就要完蛋了，当时那个难受呀。那天我在房间了躺了半天，一句话都不说，弄得人家张颖老师和好些作家兄长纷纷前来探望。小刘呀小刘，没事吧。是呀，能有多大的事，但在那时，这事就像天塌了一样。
为期半个月的笔会只高兴了两天，我提前一个礼拜告别回家。因为那时已临近麦收，快黄鸟整天从疗养院上空叫着飞过，家里的麦子还等着我去收割呢。这都不算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放心不下这个被枪毙的中篇，眼看养大的姑娘找不到婆家，我这个当爹当娘的哪有心在这里优哉游哉。回到家，一边忙着农活，一边为小说物色“婆家”，几经周折，最后被吉林省群艺馆的《参花》杂志社相中。1989年年首，《参花》杂志第一期刊登了我的中篇小说《败兵》，发表时更名为《喋血恨爱录》。
《喋血恨爱录》主要讲述了一段惊险曲折的逃亡故事。南京大战爆发后，连长“我”和副连长王长山在兵败后弃城逃命。王长山没有像绝大部分中国官兵那样弃械投降，而是与敌废墟中周旋，神出鬼没，杀敌近百，被俘后惨遭日本人杀害。“我”在逃亡途中遇到了年轻美貌的方桂桂，两人相依为命，混入敌营却受尽了屈辱和磨难，患难与共让两人产生了爱情。后来“我”逃出了京城，方桂桂却为了营救被俘官兵中弹身亡。不料25年后，方桂桂突然找到了“我”，“我”才知道她还活着，而且“我”与她的孩子已经24岁了……
两篇作品发表后就有人问我，你的小说为什么要选择战争题材呢，是不是因为它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我不知怎么回答。其实，就小说本身而言就是讲故事，讲好一个故事，小说八成就成了。作品是靠故事搭架的，故事本身就是钥匙，他会开启读者心灵的窗户，而不是其他，其他的只是锦上添花。故事讲得越“好”，作品的艺术成分自然就越高，这是笔者的一点感悟。至于为什么要选择战争题材，那已经不重要了。但有一点可以肯以，战争题材它容易启发人、鼓舞人，它会让人们牢记历史，怀念先烈，爱好和平，对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加珍惜。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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