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在山花烂漫的春天，阿母给她取名“春菊”，每到春天，她就满山去找菊花，却总是丧气而归。也是，春天哪有野菊花，也许是名字成了她的宿命，这朵“春菊”终究未开。
春菊家和我家墙挨墙，檐搭着檐，像极了手拉手的姐妹。春菊大我三岁，圆嘟嘟的脸，皮肤算不上白净，每天红扑扑的。小时候头在火炉烫伤过，头顶遗留一块小疤，为了遮盖那块疤，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发型，脑后吊着一条粗粗的长辫子，油亮乌黑。我每天就像跟屁虫跟在她身后，我最喜欢她走起路来，长辫子在腰间甩来摆去的样子，好看极了。
春菊虽然年纪不大，却是她阿母的好帮手，洗衣、喂猪、做饭，干起来泼辣利索，是大人眼里的好孩子，是小伙伴们的好榜样。
有时，她也带着我跑遍山野去打猪草，放牛，砍柴。每次打的猪草塞满菜篮系，无法提就扛在肩上，篮边掉下来的“猪婆藤”（一种猪吃的野草），像斗篷盖着身子，头缩在篮边，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我提着小篮子跟在她身后。春菊砍的柴担，能与男孩媲美。长辫怕柴挂着，往后一甩，就缠在了脖子上。柴担呼啦呼啦拖下山时，残叶飞扬，虫蚁逃命。有时累得鼻子血流不止，就放下柴担，蹲在田缺边，手蘸凉水拍拍手腕，脑门，再让我用水给她拍拍后脑窝，不一会血还真止住了。其实，她从小就有爱出鼻血的毛病，有时在放学的路上，鼻子突然出血，她总是不慌不忙用这种方法解决，这是她阿母教的，说她体内热气重。
春天的时候，她心里总忘不了一件事，就是去寻野菊花。然而在春天里，我们从来就没见过野菊花。她心里总怪阿母，春天如此繁花似锦，为何给自己取名“春菊”，明明春天没有菊花啊！
到了秋天，满坡满岭色彩缤纷的小野菊花争相斗艳，一丛丛，一堆堆，小脸挤着挨着，广阔无边的随意怒放。她拉着我把各种色彩的野菊采回来，插在酒瓶里，黄的白的紫的，似她一样，不施粉黛的纯净，清秀。她总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叫“秋菊”就好了。”
春菊嫌瓶里养的花期太短，干脆把山上的野菊移栽到门前的篱笆旁，菊开时，满篱笆的鹅黄，千娇百媚，争先恐后的欢笑。春菊阿母总是把开得欢的那些摘下来揉揉，晒晒，泡茶给春菊喝，味道虽苦，但清热去火。
长大后，我去了十里外的小镇上中学，而她因家庭贫瘠，已辍学在家。有一天我在校门口惊喜的看到她，她就在我们学校对面的一家小卖部帮工。以后只要我放学就去小卖部看她。上完晚自习，她来校门口接我，把我带到一个地下室的小房里，这是她住的地方，雪白的天花板及墙壁透着凉意。她把一节很短的甘蔗递给我吃，我悄声说：“这不是偷的吧？”我想她干活没两天，不会有钱买甘蔗吃。她说这是甘蔗的尾端，老板见她勤快能干，就赏给了她，她舍不得吃，留给了我。我们躺在床上，边咬甘蔗，边为她讲学校的事，她也讲老板娘一家，还有小卖部的见闻，笑声让空气暖了许多。我们每晚都睡在一起，每晚春菊都给我带吃的，甘蔗居多，有时是半边苹果，或一块瘦肉，一块鱼，一人撕一下，肉丝在嘴里嚼着，特别香。可她出鼻血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早上起床太快，鼻血就流了出来，我不慌不忙去打盘冷水，给她拍后脑勺，再用纸塞住鼻孔。止住血后，她像没事一样去小卖部干活。
后来，我考去了县剧团，回来过节时听她说快要结婚了，我们约好，在她出嫁时我一定回来。按我们的风俗，在出嫁前一天晚上，闺中密友要陪至深夜，叫“陪嫁”。
我左等右等，等来的是她生病的消息，赤脚医生每天上门为她打针，本就贫困的家，犹如雪上加霜。再次见到春菊时，身子羸弱的她坐在篱笆前的椅子上晒太阳，长辫子没了，戴着一顶鹅黄色的帽子，像野菊那般黄。我抱着她，那缕黄在阳光下晃着，刺我的眼，刺得很痛。
婚期是春菊自己定的，在菊花盛开的秋天。我在外地巡演回来，兴致勃勃地赶回老家为她“陪嫁”。迎接我的却是晴天霹雳，阿母说春菊走了，走得很快，走的前几天，阿母去看她，她还问阿母我啥时回来。她终究未等到出嫁那天，未等到我，只有篱笆前的黄菊在风中兀自摇曳，我摘一把来到她的墓地，秋风已凉，落叶飘零，墓边的野菊却一片绚烂。
又是一年春天，我看到橱窗里似菊的花朵让我惊喜不已，老板说这是进口菊花，花瓣比野菊大许多，我赶紧买了两盆，一盆放在自家窗台，另一盆黄菊送回了老家，移种在春菊的墓边，她说过，菊还是黄的艳。
清明，我再去看时，墓边居然开了一朵菊，就一朵。对春菊来说，一朵足以。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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