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才三天,就起了逃学的念头,并于当天晚上,设计好了逃学的方式。结果,利用做课间操的机会,成功提前两节课回家。
当我高高兴兴地夹着两本书跨进门槛时,母亲愣了片刻,招手叫我过去,没料到她一抬手,就给了我三个“刮脑子”,头上一片疼痛。这次,视我为心肝宝贝的祖母,没站出来替我说话,既让我伤心也觉得问题严重。
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到学校与老师交涉,说明我逃课的真正原因,听母亲诉说的不仅有语文老师杨国芳,还有校长肖建斌。我站在一旁,没听到他们的责怪。后来才知道,我的启蒙老师是一对夫妇。
杨老师上语文课的声音,比祖母和母亲叫我乖乖崽的声音都好听,她教我们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带我们唱读“手,左手右手,一个人有两只手”、“工人是天,农民是地”的句子。“唱读”是当时朗读的方式,将每个字的读音拉得长长的,像唱歌,所以叫“唱读”。我只顾听她的声音,却不看黑板,会读了,但当她把“左”字和“右”字,单独写在黑板上叫我单独认时,我却把左右两个字读错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确实很是愚钝,比同龄孩子更懵懂。同学们哄堂大笑,杨老师也笑盈盈地走到我的位子旁,拉过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在巴掌上写上“左”字和“右”字。我用巴掌带着两个字回家,反复读,终于记住了它们的正确读法和写法。第二天上课,她就问,“谁能到黑板上写左字和右字?”我立即把右手举得高高的,并用肘子在桌面上击了两下。她将右手朝前一伸,含笑说:“陈怀生同学,你来写。”我胸有成竹,大步走到讲台上。她一直带着笑容,看着我笨拙地写了左右两个字。
我放下粉笔时,发现她的目光盯在我右耳,她是在看我戴着耳环的耳朵,同学们沿着她的目光,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耳环上,突然,“轰”的一声,大家笑了起来。我们当地有男孩子戴耳环的,但为数极少,我羞得满脸发烧,冲下讲台,坐到位子上,把头伏在桌上,伤心地哭了起来,喧闹的教室突然静下来,只有我的哭声。还没打下课铃,杨老师就说:“同学们,大家学写字,要像陈怀生一样,把左字、右字写好。”说着,她走下讲台,来到我的旁边,拉着我的右手,轻声说:“走,到老师办公室去。”我左手抹着泪,跟她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只她一个人。她说:“刚才是老师不对,其实你戴着金耳环蛮好看。”她托起我的下巴,啧啧两声,加上一句:“哎哟真好看!”我嘟着嘴,不吭声,心里在恨自己的金耳环,在恨我的奶娘和祖母,就是她们让我戴这东西的。她摸摸我的头说:“快下课了,回教室去吧。听老师的话,不要怕同学们笑。”
过了几天,杨老师宣布我当副班长,我心里十分高兴,上课的时候,身子更端正了,目光集中在老师身上,这下糟了,她讲的内容我反而记不太清楚,她慈祥的目光,灿烂的微笑,优美的手势吸引了我,下课前,她说:“陈怀生,下第三节课后,把听写本收好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收好听写本,下第二节课就抱着作业本去她的办公室。我猛的一推门,见她和肖校长抱在一起,还发出“唔唔”的声音。开门声像木棒将她们打开,她们将眼光“唰”的一声投向我,但是,很快听到她银铃般的声音,“怀生同学,快进来,把作业本放在桌子上。”
我觉得好奇怪,她为什么要和他抱在一起,他是教我算术的老师呀,难道……她就是奶娘所说的“老婆”吗?我常常想问别人这是为什么,但不敢,因为我有个指腹的“媳妇”,因此常常遭受同伴们的嘲笑,说我是娶了老婆的人,长辈美好的企盼,演变成了我的一个思想包袱。如果去问这件事,人家首先嘲笑的是我。可是,我开始悄悄地注意他们了。这天,肖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的算术作业本高声问:“18减去8会得1吗?”我很自信地回答说:“会呀,”说着,用手指将18中的8字遮起来,解释说:“老师你看,这个8字没有了,不是剩1字么?”我的话刚说完,肖校长和杨老师同时大笑起来,她还弯着腰笑了很久。他突然止住了笑,厉声问:“有你这样做减法的吗?笨死了!”我从他们的状态,知道自己错得非常出奇,于是低下头,马上就要哭了。杨老师猛地冲向肖校长,推他一把:“你怎么这样说孩子,他这种想法很天真嘛!”她托着我的下巴,用另一只手掏出手帕,帮我抹掉泪水,然后吩附肖校长说:“给孩子再讲一遍!”肖校长笑了,把我拉到身边,轻声细语地教我怎样做减法。从那以后,肖校长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补课,总是不及格的算术,终于及格了。
我一直奇怪着他与她的关系,但从不敢向别人探询,我们的教室与办公室只隔一道板壁,板壁没有连着天花板,只要站在桌子上,就可以看到办公室的老师。顽皮的同学,经常会站到桌子上,偷看老师的行动。有一次,同学偷偷告诉我说:“肖校长老师骂语文老师……”我急忙问:“骂她做什么?”同学说:“肖校长说,你混账!怎么能迟到?”我知道,算术老师是校长,他是批评语文老师迟到。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两个人可以抱在一起,怎么迟一次到就骂人家呢?同学们偷看到的事,我有许多弄不懂,只觉得她们两人很奇怪。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听大人们说:“你们校长和老师结婚了。”不久,又听到一段顺口溜:杨国芳、肖建斌,关起门来把嘴亲。教语文、教算术,左手右手是一人。
这年冬天的一天,我与母亲赌气,晚上不吃饭,第二天又不吃早饭,气嘟嘟地去上学。第二节课时,我的头发晕,倒在课桌下。我听到杨老师大声对办公室那边叫:“老肖,快过来,陈怀生……”我觉得有人在给我喂热乎乎的东西,很甜,慢慢地,我醒过来了,我躺在肖校长怀里,坐在床边,杨老师半蹲着,用汤匙给我喂糖水。“这孩子是饿昏了。”肖校长说,“你去煮两个鸡蛋,放一点挂面。”她走了,我躺在他怀里,他问我冷不冷,我说很冷。他帮我脱下鞋,又脱下自己的鞋,抱着我坐到床上,用被子包住我,他搂着我问:“不冷了吧。”我仍然觉得冷,但我说不冷了,他笑了。杨老师端着热气腾腾的蛋和面来了,我很快吃下去,身上热了,也有精神了。我说:“我要回去。”她说:“慢点,我问你,为什么不吃饭?”
我照实对杨老师说,“那天,我母亲说过要替我买力士鞋,哄我……”“孩子,我知道,你家困难。你不是有鞋穿吗,你看我,穿的也是我母亲做的布鞋呀,孩子,要孝顺长辈,他们很艰难啊!”
我真的朝杨老师脚上看去,她穿的竟然是一双缝补过的青色布鞋,而缝补的布与原来的鞋面不是同一种颜色,样子很难看。我惭愧地低下头。
“陈怀生同学,听老师的话,今后不要再为难你母亲了。”
后来,由于江西省樟树农业职业学校要在墎里小学建校,我转学五里亭小学,肖校长和杨老师也调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直到我调进市教育委员会工作,找到他们时,二老都已白发苍苍,而且身体很不好。伫立两老面前,仿佛又听到她银铃般的声音,仿佛又感受到他父亲般的温暖……泪水夺眶而出。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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