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
上小学时，听历史老师背诵《咏鹅》诗，记住了诗人骆宾王的名字。骆宾王口赋《咏鹅》时七岁，被誉为神童。他才华横溢，诗文盖世，是初唐四杰之一。
骆宾王官至侍御史，因得罪武则天下狱；后遇赦，贬临海丞，旋弃官出走。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谋反，骆宾王做了徐的艺文令（文书），草拟《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不知所终。讨武檄雄文劲采，千古传颂。
正安境内，姓骆的人很多，我曽猜想：他们是不是骆宾王的后代呢？近年在《正安文史》上读到骆诗义、骆开军、骆科强三人的文章，方知正安骆姓一族的确是骆宾王后裔。
骆宾王所生活的年代，距今1330多年；骆宾王的故里浙江义乌，与黔北正安相隔3000余里，时空遥遥，三君何以认定自己是骆宾王后裔呢？一凭《骆氏宗谱》，二凭史书记载，族谱与史料相互印证，言之凿凿。
骆宾王被官府追捕，为避祸，其“子孙散居不一”。
骆宾王四世孙骆世华（即骆施）随家人逃至河南，与令狐滈一起习武，练就一身武艺。逢安史之乱，两人报国从戎，战功卓著，被授予骠骑将军、龙虎将军。公元869年，南诏侵犯西川，骆世华等奉命征剿，苦战六秋，平定南诏叛军。唐僖宗嘉令“采地乐土，永镇边夷”，将珍州（现正安及道真一部分）所辖“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三百五十一里”疆土封赠骆世华并世代相传。
从此，骆世华及其后裔以功臣荣誉世袭统治管理珍州，历经唐、宋、元、明。南宋时期，骆世华第11代裔孙骆文贵率族献地,“忠君爱民，久而弗替”；元朝实行土司制度，骆世华后裔共世袭了20代土司；明朝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反叛，骆麟（骆氏第19代土司）率军参加平播，立下赫赫战功，朝廷赐任真州（即珍州）长官司副长官。
骆世华、骆文贵、骆麟三位骆宾王后裔的事迹，宋史明史均有记载。骆世华骆麟墓至今尚存：骆世华墓在重庆市南川大观镇九集池，骆麟墓在正安瑞溪镇柏坝村。
骆诗义是骆宾王第59代裔孙，毕业于正安一中，在县邮电局工作，退休后专事整理《骆氏宗谱》。骆开军是骆宾王第61代裔孙，在县中医院工作，任“正安骆氏文化研究会”会长。骆科强是骆宾王第62代裔孙，大学毕业后远赴新疆支教，现为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二）
骆宾王后裔正安一脉并非个个光鲜。这里，我想说说骆宾王另一位62代裔孙骆科友的故事。
今年四月上旬，我应邀回乡出席正安县政协召开的文史工作会议。贵阳至正安600里，乘高速仅6小时。我住县城兴隆苑新宇家；吃过晚饭，想独自下楼走走。刚下楼，突然下起了雨，是沾衣不湿杏花雨。街旁霓虹灯闪闪烁烁，雨丝飘在脸上，别有一番情趣。我没回去取伞，沿文化街径直朝尹珍广场走去。
尹珍广场在十字口，常有大妈跳广场舞，因下雨，广场上冷冷清清的。西侧立着一排雪松，树影婆娑；一汉子坐在那里避雨。汉子头埋进臂弯，像睡着了。我信步走了过去；听见脚步声，汉子抬起头来。“影响你休息了吧？”我问。“没有没有！”汉子一脸惶然，解释道：“下班经过这里，想躲躲雨……坐下来就不想走了！”
汉子叫骆科友，42岁，碧峰乡楠木村的人。他听说我是退休教师，老家在安场，离楠木很近，便和我聊了起来。
骆科友只读过小学二年级。10岁那年，父亲患脑膜炎死了，母亲改嫁到石峰，房子被叔叔霸占，他成了孤儿。为了活命，11岁的骆科友到安场学卖力。当时，贾昌全在煤炭沟包了一家煤窑。煤窑在河沟东边，出了煤，需要人转到河沟西边的公路上，让汽车来拉。科友就去昌全的煤窑当小工：用背篼转煤，转9背满一吨，得6元钱。我问：“一天可找好多钱？”“60元。”
“转煤的活，”科友说，“就是磨肩头养肠子！”在安场煤炭沟当了一年小工，听说道真甕青在修路，科友想换换工种，就到了甕青，挑石子、掌钢钎、甩二锤，什么都干。听说大城市好玩，科友就到遵义贵阳挖土方，干一天得20元。“到过广州吗？”我问。“到过——在工厂打包，一个月可挣1700元；如果加班，可挣2000多。广州太热，我只干了八个月就回来了。”
“别东跑西跑了，”当包工头的表哥怪宝对科友说，“跟我去道真修路，积点钱，成个家。”于是，科友就在怪宝的施工队里打工。几年下来，只管生活，不发工资，怪宝欠了他七万五千元。“为啥呢？”我问。“怪宝是小包工头，”科友说，“他上面是赵明军，赵明军接了工程才分给他。赵明军拿不到工程款，欠了怪宝二十万。”这样，科友就离开了表哥的施工队，到正安县城来打零工。
“你看，”科友拍拍身旁的背篼（背篼里有把洋铲），“这就是我打零工的家当。”“活路好找吗？”“好找。那些买了新房的人要搞装修，楼层高，需要把水泥河砂背到楼上去，就找到我，运完了，得现钱，不会拖欠工资！”“食宿咋解决？”“吃饭进馆子，一顿花30元，可炒菜，吃了碗都不用洗。住宿嘛，我在窝凼租了间房子，房租挺便宜！”
“科友，”我问，“你就不想自己有间房子吗？娶媳妇得有房子呢。”“房价那么高，”科友说，“我哪里买得起房子哟！”“现在农村都在扶贫，你的情况就没人过问吗？”“过问了，楠木村村长杨佐强说，已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政府要帮我修40平方米的房子。修起我也不去住！”“为啥呢？”“看淡了！就像这样，找碗吃碗，多好！”我摇摇头，离开了他。
像骆科友这样的农民工，“扶贫”固然需要，“扶志”似乎更为需要。
2019、5、18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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