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六旬，总喜欢回忆过去，在如烟的往事中，能清晰记住的，并不是很多，但童年住姥姥家时的一些人和事，却至今难忘。
那是1963年春，三弟带着嘹亮的哭声降生人间，更加忙碌的母亲为了能专心照料弟弟，便把4岁的我送到了姥姥家。
姥姥居住的村在我们家的北边，距离我们家大约有七八里的路程，是太行山脚下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由于刚刚度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与豫北大多数村落一样，姥姥村有着难以言表的衰败与破落：并不十分笔直的东西南北街两旁，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座低矮的平房瓦房，春季风多，灰色的屋顶上时常笼罩着一层黄沙，混浊的天空连太阳的光芒，都显得懒洋洋的没有多少力气。唯有村口的高大的国槐树，长得挺拔俊秀，枝叶茂盛，面对着风刮沙磨，始终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我觉得这高大的国槐树，多少有些像姥姥村的乡亲和北方的农民，面对着不好的环境，他们从不气馁，总是顽强地与之抗争，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姥姥家在村十字的北侧，是一个整齐的农家小院。小院有五间堂屋，两间西厢房，三间南厢房。堂屋是全家人居住的地方，西厢房则是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南厢房却住着另一户人家；由于没有东厢房，所以院子比常见四合院要大一些。姥姥家还有两头牛，喂养在门楼东边的另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有两间茅草房，没有住人，院内杂七杂八地放着一些柴草和农具。
姥爷、舅舅去世得早，我至今也不记得他们的长的模样，是姥姥、舅母两个女人拉扯着表哥表姐姊妹四个一起生活，其生活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从没见过姥姥、舅母有愁眉苦脸的时候，至少当着我的面没有表现出来。直到如今，我都对姥姥、舅母用微笑面对厄运，用百倍的勇气面对不幸的那种坦然，尚心存着深深的折服与敬意。在姥姥家住的时候，姥姥60多岁，满脸皱纹上写满了慈祥；舅母不到50岁，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很是和蔼可亲。她们都言语不多，总是默默无闻地做着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喜欢用点滴行动来体现那宽阔博大的胸襟。印象最深的是冬季里帮我取暖，那时豫北农村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晚上进入被窝就像钻进冰窟窿一样凉。为了能使我安然进入被窝安然入睡，睡觉之前姥姥和舅母总是穿着衣服坐到我的床上暖上半天，有时也趁做晚饭的机会，将一块鹅卵石放在炉灶里烧热，并提前放进我的被窝，等被窝里完全暖和了，才让我脱衣服上床休息。早上起床时，穿衣服一下子太凉，为不让我稚嫩的皮肤受到刺激，姥姥和舅母又总是先把我贴身的衣服放在火上烤一烤，然后才给我穿上。
表哥表姐不但帮着姥姥舅母悉心照料我的日常饮食起居，而且还时常陪我玩耍，教我认字，给我讲故事，真是比对亲弟弟还亲。那个时候农村的生活异常艰苦，一日三餐大多是红薯糊涂，吃顿大米白面要么逢年过节，要么谁家办红白喜事。尽管生活如此困难，我却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花生大枣是经常的零食，间或还有柿子石榴，并时常还要吃个油烙馍什么的。表哥表姐对我的这种特殊化，都没有丝毫的怨恨和嫉妒。
南口的高大的国槐树下有一眼水井，可供全村人的生活用水，我时常跟着二表哥郑文富到井边玩耍，玩得最多的是帮着二表哥往井里放井绳和转辘轳提水，其实说是帮忙，实际上是越帮越乱，但二表哥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有时我也和二表哥手拉手围拢着去量国槐树的周长，记得我们俩一只手牵着，但另一只手却总有一段距离牵不到一起，由此可见国槐树的树干该是多么的粗壮。
在姥姥舅母和表哥表姐的宠爱下，我在姥姥家衣食无忧，说话办事也从来也没有什么顾忌，但说句实话对大表哥郑文玉，我还是多少有些敬畏。大表哥高高的个子，红红的脸庞，浓眉毛，大眼睛，看上去十分英俊，由于他在生产队任副队长，经常在外边忙碌，因此我俩在一起的时间就相对少些，也就有几分生疏。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有些像鲁迅小说《孔乙己》咸丰酒店里的掌柜，不苟言笑，比较严肃，使人活泼不得。记得有一次，我和三表哥郑文忠抬一桶泔水到东院去饮牛，出大门时，我的脚被门槛拌了一下，结果把桶中的泔水洒了一地。后来，二表哥与我开玩笑说：“小长，大表哥说了，由于你们洒了泔水，浪费了粮食，所以今天中午罚你和三表哥不得吃饭。”我听了之后信以为真，到吃午饭的时候，就躲在里屋不敢出来。后来还是舅母到大表哥跟前“说情”，大表哥才在外间高声说：“小长，出来吃饭吧，今天的事不罚了，但下次再犯，一定一并从严处理。”听到大表哥的如此训话，我才怯生生地从里屋出来。看着我如此认真的样子，姥姥舅母和表哥表姐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1966年春，由于到了上学的年龄，妈妈便将我从姥姥家接回了自己家里，但住姥姥家那三年看似平凡的日子，却在幼小的心灵里被像光盘一样悉心地刻录珍藏，如今再把它取出来细细地播放，依然觉得是那样的幸福和温暖。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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