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老家，阁楼是最绕不过的。二楼的阁楼原本是家里堆放杂物用的，不足八米见方。由于一楼正房光线偏暗，后来，阁楼更像螺蛳壳里做道场，父母将此新辟成我和哥哥的卧室，我们睡在紧挨在窗户边的一张木床，各睡一头，互不打扰。细纱布的蚊帐因为年深月久而颜色发黄，上面诸多破损的地方缝着青灰或蓝紫的补丁，并且散发着陈年的旧腐气味。我记忆犹新的是夏季时，阁楼里空间狭小且潮湿闷热，常会招引蚊子。睡觉前，母亲常用煤油灯来捕蚊子，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将灯口往落在蚊帐上的蚊子下面一靠，“噗”的一声，顿时飘来蚊子焦糊味。当然，如果稍不小心，蚊帐就会被烧出一个洞来。
阁楼电灯的开关装在靠窗的半圆形木柱上，一根长灯绳从开关里延伸到床头边，开、关灯都必须扯那根灯绳。为了防风，靠楼梯的木墙缝隙糊着一张张年代久远的报纸。木床正对着一扇古老的木窗——七尺多长，近一尺宽的玻璃窗。玻璃窗视线外的三角形斜坡的瓦片罅隙长满了苔藓和瓦松。阁楼的窗口外下斜拉着一根粗长的电线，跨过上河，连接着一根竖在隔河对岸的木质电线杆，简陋而略显倾斜的电线杆上麻雀叽喳。它仅仅拧上几个绝缘的白瓷瓶，其顶端还挂了一个圆形的喇叭。遇上刮风下雨的日子，常听见木质电线杆哼着嗡嗡无休止的小调。家里的用电就是从这根简易的电线杆拉过来的。因离家近，每次广播一响，高亢的声音仿佛就在头顶上，响得近乎嘹亮，有时，狂轰滥炸的高频噪音，使人简直不胜其烦。
父亲的书法在当地颇负盛名，尤擅草书，家乡的不少牌匾就出自他之手，他一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当地书法人才。那时还没有印刷的春联，腊月里就有很多人家上门索求他书写春联，而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春联纸上写的满是对来年的种种祝福。乡亲们送来红纸，我在旁边帮着裁纸和研墨，父亲挥毫。随着春联越写越多，父亲得间歇性地停下活动活动。待墨迹干了，就把它卷起放在一边，接着写另外一家的。看着父亲龙飞凤舞的样子以及他替人写字所受到的那份尊崇，看到一副副对联被乡亲们慎重地取走，来者言谢满意而归。尽管当时不能欣赏书法的妙处，但却使我迅速萌发了学习书法的想法。上小学二年级时，父亲便开始教我在九宫格上学书，山石田大，横折撇捺，一丝不苟。当时，他端坐在我的身后，用很大的手掌覆盖着我小小的手，在他宽厚大手的控制下，我一笔一画地用黑墨将红字填满。很快，父亲就要求我开始临帖。
当时，我是以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开蒙的，平时一有空就喜欢端坐在阁楼的书桌前，一笔笔地对照着字帖进行临写。楷书中，欧体以严谨工整，平正峭劲而著称。每临摹完一张，我就把它铺到地上，直至铺满一地，让父亲点评着，然后继续写，有时一天连续地写，仍觉得兴致盎然，乐此不疲。为了节省用纸，我总是先用淡墨写小字，再用浓墨写大字，一张旧报纸，被我反复地写着，最后被写烂了才舍得丢掉。上学时，书法就曾给我带来过诸多的荣誉。工作后，我虽然仍然对书法葆有兴趣，但由于事务的纷扰，书法爱好一直断断续续，技艺进展不大，一直引以为憾。
在阁楼边上有一扇侧门，平时上了一个小铜锁，一直紧闭着，门很简陋，仅仅蒙着一层塑料薄膜。进入里面的房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它的房顶铺了一层黑色的毛毡，以防止漏水。整个房间仅有一扇用来采光的天窗，镶着四块瓦片大小的玻璃，显得光线昏暗，连白天时也得经常使用手电筒。房间北面还有一定高度，而南面的瓦背直接披下来，不到一米五高，往南得小心翼翼地低头弓腰。平时，家里杂乱无章的东西都堆放于此。因摆放的物品混乱，会有一些昆虫活动其间，蟑螂就是这里的常客。而老鼠这些不速之客也常常猖獗在其中出没，伴随着“吱吱啊啊”的声音，只要一打开侧门，警觉的它们会拖着长尾巴很快地仓皇逃窜。之后，家中饲养了家猫，鼠患才得以销声匿迹。父亲曾先后收藏了一些名家的书画作品，他将这些珍贵的东西暂时保管在此，并会时不时地拿出欣赏一下。但后来，因房间常年紧闭，空气闭塞，导致字画慢慢氧化而损坏，使父亲追悔莫及。
木床、书桌、昏暗的电灯、旧式木质梳妆台以及一个竹制的小书架构成了阁楼的全部。书架还是父亲于八十年代初托朋友出差时特意从杭州捎来的，顶层是各式各样的字帖，父亲想方设法搜罗而来的，下二层堆叠了大量的杂志，成为哥哥的天地。八、九十年代，文学被广大的民众顶礼膜拜，哥哥亦是其中的一名狂热者，刚参加工作的他业余时间喜欢埋头写诗和小说，并不断地投稿，但大多石沉大海，倒是退稿信纷至沓来。他还自费订阅了大量的杂志，以文学类为主。而《文化娱乐》、《今古传奇》等娱乐性的杂志却是当时我的最爱，一有新到的杂志，我总是爱不释手。当然，我偶尔也会翻翻一些纯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十月》、《收获》等，囫囵吞枣般地读一些小说，虽然当时读起那些小说来似懂非懂，还很费解，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在这个小小的阁楼里，这些无意识的阅读积累却间接地积淀了我日后业余写作的文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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