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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后，都有若干爆款作文在网上流传。2020年浙江省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掀起轩然大波，今年河南某地的所谓标杆作文又引发诸多争议。所谓年年题目不一般，岁岁争议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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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笔者对恢复高考以后40年来的作文题目进行了一番自以为比较全面和严谨的梳理，希望清理出出其变迁的内在线路。文章发表了，人大复印也收录了。但回头看看，还是觉得自己武断了——世间的事情哪有那么多规律可言？如果今天再写这篇文章，同样的材料我写出来的大概率是另一番面貌。
当初我认为，在经历了“政策响应”“道德阐释”“抽象思辨”这些命题之后（图示如下），我们会朝着考察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辨能力的方向前进。人总是要汲取教训的，总不会在同样的地方不断地摔跤吧？然后……下图是我当年制作的，还煞有介事地写了“命题方向”四个字，今天看了有点惭愧。
这种题型主要出现在1977年的高考卷上。这一年实行分省命题，其中北京卷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山西卷“心里话儿献给华主席”，上海卷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的二三事”，这些命题都表现出对现实政治和政策的直接关注。
在1977年的特定环境中，“战斗”“华主席”“抓纲治国”等词语都有着特定的政治色彩与内涵。在高考这种特定的写作中，所谓写作，不过是对时事政治和现行政策的理解与响应。虽然也能容纳一些个人的理解与诠释，但空间十分有限，而比较可行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恐怕就是多看政府文件和公告。
笔者将这类题目称之为“泛政治化”。注意，这里说的是“泛”政治化。笔者先自证清白，以前的文章中表白过：
有人对时政材料进入高考忧心忡忡甚至反感，似乎一考时政材料，就背离了语文，弱化了语文的本体色彩。我不这样认为，但认为这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从以往的经验看，用时政材料命题，写作往往成了时政语录口号、媒体社论、流行语汇的大展销大杂烩，而在宏大的叙事中，考生往往也丧失了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其实不难理解，时政材料涉及的都是一些刚性话题，命题与立意的站位往往很高，但在具体的问题或议题的设置上，往往难以措手，更难在材料中设置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时政材料入题的一个危险，就是大而化之。
尽管以时政入题的命题难度很大，但时政材料并不必然扼杀学生的表达，关键是看能不能在高考命题导向、社会需要与语文学科的检测之间，达成合理的平衡。
典型的如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98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质”或“战胜脆弱”，都以某个道德范畴或者道德断言为对象，考察学生对此范畴或断言的理解与阐释。它的变异品种，就是对某种“情感意蕴”的阐释，比如2007年安徽卷，题目是“提篮春光看妈妈”，命题似乎着意于对“母爱”的歌颂，本质上与道德阐释一样。
这类命题关涉的是被人类或民族公认的美德或美好的情感，属于善与美的范畴。道德是我们每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我们又习惯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一股脑归结为道德原因；又喜欢将个人的言论与其道德品质关联，离经叛道被直接当做道德败坏。因而，哪怕有再多的想法，在道德范畴与律令面前，我们也很难保证自己有独立思考的姿态以及表达的勇气，写作中的个体判断与阐释空间较为有限。为安全计，干脆引经据典，以道德典范的事例和好人好事的堆砌替代自己的思考。这类作文最容易成为“名人开会”“名言荟萃”。
笔者将这类题目称之为“泛道德化”。 再次声明，是泛道德化，不是不要道德，不是不能谈道德。
上海卷的思辨取向早在2003年的“杂”与2004年的“忙”中已初露端倪，而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则是2010年到2014的几个题目。摘其要如下：
2011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
2013年：生活中，大家往往努力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但世界上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
2014年：你可以选择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须穿越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
这些题目关注的不再是道德范畴的阐释，主要是抽象范畴与命题的辨析与思辨。从思维方式上，试图将对立统一、质变量变和否定之否定等基本规律以及内容与形式、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等范畴关系引入写作实践，以哲学的原理来解释生活，理解社会，洞察人生。
与前述政策响应和道德阐释类题目相比，它强调在矛盾、运动与联系中审视万事万物，视野与命意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事实上也极大拓展了写作的领域，扩张了写作的思维空间，提升了写作的思维层次。
但从思维角度看，这种命题并未能从本质上拉开与前两类命题的距离。原因在于，题目并未提供具体的问题与具体的矛盾，抽象的范畴与规律的演绎极易走向概念化、公式化与教条化，表面看很思辨，实际上很空洞。像“一切都会过去”这个题目，既然是“一切”，那么世间万物，上至宇宙下至蝼蚁，无不合乎这个规律，写作过程不过是寻找甚至堆砌一些具象的历史、社会与人生来解释、例证这个原理罢了。
思维的空洞化在2014年的题目中表现也很刺眼，很多作文就是一场呓语式的道白：你是自由的，也是不自由的；你是不自由的，也是自由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不自由……
尽管命题者希望在强调思辨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关注生活的这一面”，但遗憾的是，具体的生活、矛盾与问题只是被联系的材料与例证，本身并不是思考的对象，更非分析的中心，很多具体的矛盾在这种公式化的写作中被遮蔽了，培养的恰恰是一种坐而论道却不切实际、高谈阔论却不着边际的思维方式。
笔者将这类题目称之为“泛哲理化”。上海卷一直坚持思辨的路子，这个要点赞，但如何将思辨引向具体深入，引向现实生活，引向具体的生命活动，则是摆在面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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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呼唤是的能考察学生真实的思维与表达的题目。因为政策响应、道德阐释与抽象思辨三类命题，共性在于缺乏具体而真实的问题。结论是规定的，答案是既定的，规律是前置的，写作者并不需要做具体的判断与选择，当然也就用不着具体的分析与论证，写作仅仅是根据现成的结论、答案与规律，演绎、附会或者炮制一篇文章而已。有鉴于此，本人用“凌空蹈虚的道德口号，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抽象虚无的哲学玄想，矫揉造作的造势煽情”来概括这些命题。
这种指向真实的思考与表达的命题，究竟是怎样的呢？笔者缺乏全面的研究；但显然，2015年的全国卷以及那几年的上海卷曾经给了我很多启示。2015年的全国卷提供了一个“具体事实”，这个材料包含了具体的人、时间、地点、背景、原因、结果，忽略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带来判断的失误，它考察的就是思辨能力，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
2016年的上海卷提供的则是一个“具体现象”，矛盾就隐含在现象之中。题目是这样的：
笔者分析上海卷说：“评价”是复杂的，其矛盾是内在的，如何评价“评价”这一现象，取决于对“评价”的理解与界定，不可一概而论。尤其是网络时代，网络将“评价”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都夸大和强化了，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得到合理的论证支持，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谁评价，评价谁，怎样评价，以什么方式评价，以什么标准评价，评价的底线与边界在哪里，任何因素的变动都会带来对“评价”的理解与评估。
无论是全国卷的“任务驱动型”命题，还是上海卷的“具体思辨型”命题，其共性在于设置真实的具体的矛盾，引导考生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证”，在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做出具体的判断。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反对的是“泛”。什么是“泛”？就是无视具体的限制因素，不管具体的条件，就贸然地从个别的体验、具体的断言上升到一般的、抽象的结论。政治、道德、哲学，这都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也是隐藏在我们头脑中的思维框架。但不顾具体条件，片面的强调某个因素，这就导致了泛化。这种泛化，无论在命题中还是阅卷中都大量存在。当然，命题者也许会说，每个题目都有无限写作的可能，谁让你泛化了？抽象地看，这话没毛病，据说人家韩寒随便看个纸团扔在水杯里，都能写出一等奖的作文。但问题是，高考不是竞赛啊。
无论是命题，还是阅卷，只要在单一维度上看待事物，都可能导致泛化。《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有没有阶级属性？当然有，但如果只看到他的阶级属性而看不到他的文化属性他的人性，这就是泛政治化了。《红楼梦》里的那一堆废物男人，能不能进行道德的审判？当然应该，但如果只看到他们的道德堕落而看不到他们身处其中的无奈与无力，那就片面了。还有，一滴水可不可看到阳光？当然能。但如果以为这滴水就是阳光，那就是泛哲理化了。
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哲理化，这样的命题只会带来写作的空洞。笔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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