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述：
东西方文化论战，主要是在两大阵营展开的。一个是秉承西方文化观的阵营，即以新文化阵营的同仁，包括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是为代表的。另外一个阵营，就是东方文化观的阵营。代表人物有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等。这两大阵营分别以《新青年》和《东方杂志》为阵地，展开论争。
2.时间跨度：
贯穿新文化运动始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核心问题：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主要是围绕东西方文化哪个更优秀展开的。
（2）过程：①在1915年问题梳理12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面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系统分析了东西方民族在文化思想上的异同，强调了西洋民族是以战争为本位，东亚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亚民族呢，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实力为本位，东亚民族以感情为本位。经过这种分析，基本反映出了东方民族在文化形态上来说已经不适应近代的一些趋势了。
②1916年10月份，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对东西方文明进行比较，他认为东西文明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没有发展程度的差别，而是文明性质的不一样。他把东方归结为是静的文明，而西方是动的文明。不能用西方的文明去攻击东方的文明，相反的，也不能将西方文明引入中国，会引起中国的混乱。
③随后李大钊对杜亚泉的观点进行批判。他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认为东西方文明不管动还是静，都是世界进步发展的。但是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有自己的症结，必须觉醒，要打破静的状态就必须接受西方文明的特长，对中国文明进行改造。
④随后两派在《东方杂志》和《新青年》发表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是最终没有分出高下，也没有结果。
第二阶段
（1）背景：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也迫使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场争论也开始有所转向，随即正好进入第二个阶段。
（2）核心问题：五四运动后两三年间，争论的核心问题其实已经不是判断谁优谁劣了，讨论二者能否融合， 能否互汇，能否调和的问题。
（3）经过：①东西方文化是否能够调和，最先是由东方文化观的阵营提出来的，杜亚泉和章士钊这两人就先提出了东西方文明要进行调和。杜亚泉首先发表了《迷乱之现代人心》，这篇文章里就提出了要融会东西方文明，东西方文明各有所长。那么要把这两种文明进行糅合，进行调和，才能促使中国社会进步。这样又出现了调和论。
②对于这种调和论，西方文化观阵营进行了批判，首先是陈独秀认为不管是在政治上，学术上，道德上，东西之间是不可调和，不可迁就的，就将东西方文明截然对立起来。
③后李大钊也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他较陈独秀稍微温和些。他认为东西方文明各有优缺点，能否调和？怎么调和？是很复杂的问题，要达到二者的调和，必须先要有中国社会的觉醒，要有革命的觉悟。只有达到这点之后，那么才能够把东西方文明进行融合，来创造出一种近代化的新的文明。很显然，要达到这个前提，那么就必须先要采用西方的发展，对中国的传统文明进行改造。
④这是在五四之后，对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二者两大阵营展开的争论。
第三阶段
（1）背景：到了20年代初期，东西方文化论战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即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这个争论与国际形势有关。一战后，欧洲思想界开始反思，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文明却带来了这样一场人类浩劫。因此，在西方就有一股文明破产，西方文化破产的论调。正好当时梁启超旅欧，他也感受到了这样一种现象，故回国后写了《欧游心影录》，在社会宣传科学万能梦想的破灭。实际上就是对西方文明文化梦想的破灭。
（2）核心问题：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
（3）过程：①梁启超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另外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梁漱溟的支持。梁漱溟在1921年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中他系统阐述了怎么样去维护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把文化分为三种，即所谓的“文化三路向”说：欧洲文化是意欲向前的，具有一定的扩张性；中国文化是一种以意欲调和持中为目的的；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他断言欧洲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向末路，必然会走向中国文化的路向，世界将会“向东方看齐”。
②二梁的看法必然会启发人们思考现代科学与伦理道德、人生观的关系。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就发表了《人生观》演讲。其核心观念为科学只能指导物质文明，不能指导人生观，人生观问题要靠宋明理学来解决，张的看法引起了知识界的异议，引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或者说是科学与玄学之间的争论。
③丁文江在1923年4月份就发表了《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他认为科学不仅仅指物质文明。还包括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内在精神，而人生观受科学精神的制约，它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离开了科学去谈人生观容易导致虚幻的“玄学”。
④后来参与讨论的人形成了相互对垒的玄学、科学二派。玄学派由张君劢、张东荪、梁启超等组成，科学派由胡适、丁文江、吴稚晖、朱经农等组成。
⑤后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参与讨论，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玄学、科学二派的观点都加以分析批判，这对论战中科学、玄学二派所秉持的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造成了挑战。
⑥这场论战到《新青年》1926年终刊之后，基本上也沉寂下来了，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又开始泛起了思想文化上的争论，主要体现在是全盘西化，还是中国文化本位等等争论，可以说这种争论，也是前面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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