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百年庆典，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包括《纪念〈野草〉出版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中外有关学者毕至，有人用不同方法阐释《野草》，有人将《野草》译为不同语种。我在会上有一个插话，大意无论是从事理论探讨，抑或从事翻译工作，都要以这部文学经典的文本作为基础。这个道理十分浅显，但在研究过程中却经常被忽略。
鲁迅《野草》收录散文诗23篇，连同《题辞》共24篇，从1924年12月至1927年7月，连载于北京《语丝》周刊。1927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至鲁迅去世那年，共发行11版，总印数达29000册，现已译成维吾尔文、蒙文、朝鲜文以及日文、英文、捷克文、世界语等语种。据此次《野草》研讨会的信息，印地文译本也将于明年出版。
但是，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简称“通行本”）跟原刊于《语丝》的文字和北新版《野草》相汇校，相出入的文字多达百余处，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通行本订正了原刊本中的若干讹误。比如，《好的故事》原刊本：“我正要凝视他们时，我骤然一惊……”衍一“我”字，现已删除。同篇“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如）缕缕的胭脂水”，原刊本脱一“如”字，现已增补。
二、《野草》结集前，可能经过作者修订，故北新版文字比原刊文字更为精确。比如《风筝》中的“我”反对小兄弟制作风筝，原刊本的文字是：“我知道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知道”含有肯定的语气，也就是判定了孩子制作风筝是一种没出息的事情。后改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以为”就是“认为”，这只是表达一种看法，语气中并不含有对正误的判断。因为事实上，这只是某些成人一种违反儿童天性的偏见，在作品中为作者所批判。《雪》中描写南国的雪景，其中有一句：“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原刊“山茶”后无“花”字。“山茶”是一种灌木，加一“花”字，更准确地表达了蜜蜂采蜜的对象。《过客》中老翁问行者怎么称呼？原刊本中行者的答复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是一个人。”“就是”中的“是”字，在此处表意模糊，因为他本来就是“人”，而不是其它。后改为“我就只一个人”。这个“只”字不仅表达了人物的属性，而且突出了他的孤独感。
第三种情况是原刊本的文字跟北新版和通行本的文字互有出入，留下了改动的痕迹。差异的地方很多，但似乎在两可之间，很难判定孰优孰劣。比如《求乞者》的首句：“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原刊本“顺着”为“沿着”。两相比较，文意相同，只不过前者更口语化。《复仇》中描写无聊的路人围观两个提着利刃的裸者，“而且拼命地伸长颈子”。原刊本“颈子”为“脖子”。这两个词都指人体头颅跟躯干相连接的那个部分，均可用。《雪》中描写朔方的雪在无边的旷野上旋转升腾。原刊本“无边”作“无际”。“际”者“边”也，复词同义。类似的例子，可以列举数十处。
我以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是第四种情况，即通行本的文字跟原刊本、北新版进行汇校，前者反逊于后面，亟需进一步校勘规范。记得龚明德先生曾指出，《死火》中的“我”捡起“死火”，塞入衣袋中间，后来“死火”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此处“衣裳”原刊本作“衣袋”，显然更加准确。《颓败线的颤动》中那垂老的女人曾经为女儿无私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最终得到的却是怨恨和鄙夷。老女人痛苦万状，“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人与兽”的语言中既然包含了“人”，怎么又会“非人间所有”？实际上原刊本作“神与兽”，这两种言语当然“非人间之所有”。所以，通行本的“人”字应据原刊本订正为“神”。通行本类似的错讹和不规范之处还有一些，比如《淡淡的血痕中》谴责造物主“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秾”。“秾”，是形容花木繁茂；应作“浓”，“淡”的反义词。《影的告别》中连用文言叹词“呜乎呜乎”。原刊本及北新版均作“呜呼呜呼”，更为规范。《复仇》中描写路人从四面奔来，“如马蚁要扛鯗头”。原刊本作“蚂蚁”。“马”是动物，“蚂蚁”是昆虫，应予规范。《希望》中有一句“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原刊本“漂缈”作“飘渺”，当更规范。关于裴多菲的生卒年，通行本的注文为“1823-49”，原刊本为“1823-1849”，文中援引了“希望”之歌，原刊本“希望”前后使用的是书名号，显然也比通行本规范。《聪明人和傻子的奴才》一文中奴才寻人诉苦，说他住得简直比“猪窠”还不如。原刊本为“猪窝”。虽然“窠”“窝”同义，但“窝”比“窠”更口语化，通行本应据原刊本订正。
限于篇幅，仅举以上数例，借一斑略窥全豹。校勘工作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遗憾的是水平低的人做不好，水平高的人不屑做，评职称时不被视为学术成果，出版校勘成果又困难重重，以至产生以上现状，应该引起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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