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坟没有坟,那只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地方,那里有我的大学。
我的大学是陕西师范大学,我的系是政教系。
1990年9月2日,我到吴家坟,去师大报到。那是我第一次进省城西安,也是我从一个放牛娃变成大学生的日子,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那天上午,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扛着一个木头箱子,从火车站坐上师大的迎新客车,沿着环城西路南下,进入长安路,通过师大路,开进老西门,在学生食堂前交验录取通知书,最后被两位学兄带到了21号楼209宿舍。
第三天是开学典礼。校长王国俊郑重其事地介绍说,我们这个地方叫吴家坟,属于雁塔区长延堡街道。
从此,吴家坟就成了我在西安最熟悉的地方。
当时吴家坟是西安的远郊,偏僻而荒凉。
师大门口的长安路,汽车不多,骡车马车却不少,骡马留下的粪便随处可见。路两边没有几家店铺,随处可见破旧的砖墙,白天行人不多,晚上更是冷清。
我曾经问一位老师,当初为什么把师大建在这里?他说,1952年建校时,西安的发展规划是放弃老城区,重点建设南郊,所以师大就选址吴家坟。
吴家坟人气最高的地方,应该是师大新西门外,是3路公交站。那里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有上上下下的乘客,对面还有杨家村的商贩,是长安路上的繁华地段。
开行于陕师大和火车站之间的3路车,由两节米黄色的车厢胶接在一起,是当时西安最大最好的公交车。全程19.5公里,21个站点,票价0.4元,这些数字我耳熟能详。
刚入学那段时间,我总是想家,经常站在3路车站,看着一批又一批到站的乘客,希望遇见熟悉的亲友。有一次,我果然看到了一位高中同学,惊喜不已。
师大总共有五个门:两个开在长安路上的西门,一个开在瓦胡同里的小南门,一个开在翠华路上的小东门,还有一个隐蔽在家属区西北角的小门。
面向长安路的两个西门,北边师大路尽头那个叫老西门,南边的叫新西门。
老西门里有一段砖墙,墙上贴着一张很大的陕西省地图,地图很详尽,甚至标明了我家的小山村,引得我常常驻足。
绕过这段砖墙,就是学校收发科,那里有一排齐头高的木头架子,上面排列着几百个信箱。我们政教90级的信箱是128号,三个班共用,我们的来信地址就是“陕西师大128#”。
那时候打电话极为不便,更没有电脑网络和手机,只能通过书信与远方的亲友联系。大学四年,我写过几百封信。每次写好信,装进信封,胶水封口,贴上邮票,就投进老西门口的绿色邮筒里。
给女同学写信要格外用心。先打草稿修改,再誊写到印有底纹的信纸上,折叠成好看的L形状,放进不透光的牛皮纸信封,再端端正正写好地址姓名,贴上带有精美图案的2角钱邮票。
把信塞进老西门外的邮筒,有时还要拍打一下,从缝隙里窥探一番,绕着邮筒转一圈,再三步一回头地离去。
我们都盼望收到来信。每天的来信由收发科分拣,投入各个信箱,再由各班负责人开箱取回。掌管128号信箱的是一位姓叶的女同学。大家看见她都要问:有我的信吗?有我们宿舍的信吗?
我脸皮薄,不好意思问,就从她面前多晃悠几次,期望被叫住。
出了老西门,就是狭长的师大路。那里没有多少店铺,只有师大邮局、几个饭摊,还有外语学院的大门。邮局是我们买邮票取汇款的地方,饭摊是大家请客吃饭的去处。
饭摊上卖的,不过是几毛钱一碗的馄饨和米线。每到傍晚,那里就会坐满师大和外院的师生。记忆中,我在那里吃过一次馄饨。因为我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就被舍友们拉出去请客。
外院的大门是拱形的,有西洋特色。进出外院的女生远比男生多,那些女生都挺洋气,令我敬畏而自卑。
相形之下,被戏称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师大,多数学生出自农村,朴实得土气。我们班52人,入学前是城市户口的只有12人。
外院的女生和男生是分楼居住的,女生楼禁止男生进入,楼下常常有一些衣着体面的男生,他们若无其事地站着。
大三那年,我们师大也分楼了,女生集中在20号、21号宿舍楼,下面修起了围墙,男生不能进,很多人就在门口转悠。
新西门是师大的脸面。我上大一大二时,那里还是一个老式大铁门,门口有一段空地,外面才是长安路。那里是小商贩的势力范围,他们推着三轮车,大声叫卖水果和小吃,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我上大三时,新西门被扩建成了如今的开放式大门。
新西门紧邻我们班的1103教室,从那里进出大门很方便。无论课间休息时间还是晚自习之前,我都喜欢去长安路上溜达一圈。
新西门对面是杨家村,里面租住着师大的一些自费生。村里有一个“塔龙照相馆”,我们在那里洗印过毕业照。
当时,经常有很多村民在长安路上摆摊卖东西,顾客主要是学生。大一那年夏天的傍晚,我曾借钱帮助一个在此买东西的师大女生解决了一场交易纠纷,我们一进校园,她就拉着我的手大哭起来。我们在图书馆前坐了很久,我笨拙地说着安慰的话。我们都住在21号楼,她是电教系的,比我高两级,家在伊犁。
第二天,她带着闺蜜来到我宿舍,还了钱,表达谢意。我们并没有成为朋友。每次在路上和宿舍楼里遇见,她总是躲着我低头绕行,我们再没有任何交往。
第二年7月,她毕业离校,听说她回伊犁工作了。
师大的南门比较偏僻,很少有人出入。但我熟悉南门,南门外有天坛遗址和一片貌似操场的空地,还有瓦胡同村,我多次穿行其间。
天坛遗址只是一座土山,山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在杂草丛中,我发现过野鸡和田鼠,还有几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我猜想那是盗墓贼的杰作,不知道唐王留下的宝物是否安好。
南门口有一条长长的巷子,从西到东连通长安路和翠华路,那就是瓦胡同村。
瓦胡同村其实就在21号宿舍楼下。大一那年春天,21号楼东侧的院墙被人开了一个洞,很多自行车被盗,人心惶惶。
21号楼442室住着七个女生,其中六个是我们班的,另一个是二班的。有一次,我去她们宿舍发饭票,看见窗玻璃上有两个圆形的小洞,我感觉那是枪弹射击造成的,就要报警。姚同学解释说,那是外面的人用弹弓打的,当时声音很大,他们被吓坏了。
她们宿舍曾经失窃,不知道是谁干的。为此,我找到辅导员曹老师,为丢钱的两个女孩申请了学校的困难补助,每人20元,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
穿过师大家属区,出了小东门,就是翠华路。翠华路止于瓦胡同,当时很偏僻。那里有27路公交车,开行于植物园和东郊胡家庙之间。
我家乡的很多人在三府湾药材市场经商,那里有发往我老家的长途班车,所以我经常乘坐27路车。
翠华路南端的中科院西安植物园,一年四季景致万千,我很喜欢去。春天,草木萌发,百花齐放,处处闻芬芳;夏天,绿树成荫,莺歌燕舞,处处有美景;秋天,落叶缤纷,层林尽染,处处留诗意;冬天,枯树残荷,寒霜白雪,处处显沉寂。
在植物园的东北角,有一个山坡,坡下是一片柿树林,坡上是一片银杏林。每年秋天,坡下红叶遍地,色彩斑斓,坡上金叶飘飞,阳光灿烂。我们在那里举办老乡聚会,欢歌笑语不断。
然而,植物园并不能常去,因为要买门票,票价0.4元。
在植物园南边,沿着瓦胡同村的巷子向东,几百米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每年三四月,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田野里麦苗青青,尽显勃勃生机。我经常走到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庄稼长势,想念家乡的人和事。
我的老家在秦岭山区,农时比关中晚一些。
当关中的麦子开始拔节,老家的麦苗才完成分蘖,此时我的父母应该在田里锄地;当关中的麦子开始扬花,老家的麦苗才开始抽穗,此时我的父母应该在田里除草;当关中的麦田开始泛黄,老家的麦子才开始灌浆,此时我的父母应该在田里套种玉米。
当关中的麦子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白花花的麦茬,老家的麦田才刚刚开镰,此时我的父母在烈日下挥汗如雨,他们在麦田里挥镰收割,在晒场上扬枷打粒。
麦熟时节,我会找理由向老师请假,赶回去帮父母干活。
我曾经从那里一直向东,穿过曲江凹地广阔的农田,穿过寒窑遗址荒芜的山沟,来到西安精神病医院,看望一位住院治疗的小学同学。
当年,我常常伫立在长安路,仰望高耸入云的电视塔,凝视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我思念家乡,幻想未来,胸怀天下。
黄昏时分,街灯亮起,周围幽静安详。长安南路,两排星星点点的灯光绵延不绝,一直向北,连接远天,好似一条通向天国的彩虹,让我心生无限遐想。
四年岁月并不漫长,大学时光转瞬即逝。我的青春在校园里燃烧,我的梦想在图书馆升华,我的乡愁在麦田里融化,我的爱情在信箱里发芽。
吴家坟不只是一个地方,那里有我的大学、我的青春、我的梦想、我的乡愁。如今,25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着它。
2019年5月20日,北京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东方橡树林》,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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