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为人民服务》中的经典语句，毛泽东本人一直认真践行。其中，一个人、两个意见，不仅是见证，而且背后有更丰厚的启示。
话说建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军队中选择了一批人，调入外交部，做外派大使，这批人被称为“将军大使”。其中一位叫耿飚，先后在多个国家出任大使。
这位“将军大使”如同他的名字一样，“耿直”并敢于“发飙”，向组织直言。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各代表团出国访问或参加各类活动、会议时，经常以毛泽东主席像章作为纪念礼品。当时驻瑞典的大使耿飚发现，无论是西方阵营还是东方阵营，欧洲国家的民众几乎没有在胸前佩戴像章。而且，苏联和其他各国，送的礼品都是自己国家的风景画册等等。为此，他认真思考一番后，修书一封，《建议我各代表团不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发给国内。
接到这封建议后，毛泽东不仅画圈表示同意，还让周恩来签发到相关各部委，尽快修正。此后，中国各代表团所送的礼物改为中国画折扇、风景明信片、摄影画册之类。
到了1969年，耿飚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几乎“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一方面，当时我国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阿尔巴尼亚不顾自身实情，盲目攀比欧洲发达国家。
所以，本着对国家负责的精神，耿飚不顾当时两国比较特殊的亲密关系，致信外交部，反映阿尔巴尼亚的真实情况。指出这种“有求必允”的援助既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也助长了对方的懒惰和依赖思想，建议国内重新考虑援阿的策略。
毛泽东看到耿飚的信后，没有因为他批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而不满，却大加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并指示认真审视相关工作。不久，中央采纳了耿飚所提意见，援外工作的相关策略有所调整，更加合理。
两个小故事讲完了，对敢于谏言的“将军大使”耿飚和虚心接纳意见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大家都会热情点赞。
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那些问题，都是毛泽东的错吗？毛泽东该为那些“好笑”、“荒唐”的现象负责吗？
毋庸置疑，毛泽东领导时期，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很多，包括一度风行的“早请示、晚汇报”、某些人随意上纲上线、扩大和激化斗争，等等。但是，若把这些问题的责任归到领袖身上，那就太不靠谱了。
首先，整个人类社会还处于探索前行阶段，“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属于普遍现象。即使毛泽东领导下成功地改天换地，组织上、体制上、国家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形形色色的老问题还有很多，同时会冒出很多新问题。
还有，绝大多数问题不是源于最高层，且领袖人物不知道。就如前面提到的、用领袖像章做礼品，这类错误，都是相关部门的工作失误。
更重要的，某些问题源自最高层，但多是他们不了解相关的实际情况、误判而出错。
例如，对阿尔巴尼亚“有求必允”的援助，肯定是毛泽东、周恩来拍板的，有问题也是因为信息不足造成的。
毛泽东虚心接纳耿飚的意见建议的事例显示，只要他能及时得到真实的信息，就不会出现误判、误断，不会放纵错误不管。
事实上，毛泽东知晓了下级所犯错误，或是了解了相关实际情况，就会及时纠正错误。而且，他一直强调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一个发现问题、改正错误的方法论。
可见，他一直正视工作中会出错的现实，并重视及时纠错。
至于误判，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搞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经常下基层。但他不是孙悟空，面对“弱水三千”的大事，他的调查只能“取一瓢”，主要还是依靠各地方各部门的汇报。
同时，大国领袖不可能事必躬亲，大多数事情还是由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决断。
实事求是地看历史，毛泽东健在时期很多问题确实存在，有些也确实“荒唐”。但这不等于领袖有责任。毕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探索，挫折失败都难免。加上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强大惯性，美好的愿望也容易导致荒唐的现象。
何况，战略层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大错，问题多数出在具体领域具体事项的策略、措施、方法、过程、力度、细节等层次，以及民间自发的现象。
“治大国如烹小鲜”。油盐酱醋有问题，食材里面水分多，配料火候没有掌控好，使得菜没有烧好，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主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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