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摄影 郭子鹰
“如果人的一生，可以跨越数个千年，也许我们就能够比较轻松地理解那些，现在看来令人匪夷所思的历史片段，比如，为什么在遥远的古代，会有人为了花椒大料而发动战争。”这是我在中学历史课上的胡思乱想。而那个时候，更让我感兴趣的，无疑是教室前排那个梳着马尾辫子的女孩子，心里在想着什么。
时光转眼过了20年，当我真正站在当年“香料航路”的重镇——印度科钦海边的小路尽头，那棵如同华盖般遮住半个天空的巨大榕树下，绿荫里斑驳摇动的光影唤回了中学时，那个下午的浅淡回忆，而那个少年时代的谜题，仍然未解。
其实，一部香料发现的历史，照应出人类对财富的贪婪、虚荣和迷思。几百年过后，我们有机会平静地对待这个映像，仿佛看着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一具标本，想来十分有趣，也为旅行增添了颇为幽默的主题。
香料圣徒和香料骗子
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用香料来炖煮年夜饭餐桌上的酱肘子和红烧鱼，再平常不过。但是在欧洲，香料则意味着更加传奇和跌宕的戏码，有籍籍无名的人因为香料而成为法力无边圣徒，也有大名鼎鼎的人因为香料成为臭名昭著骗子。
1447年，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区的皇家审计员德莱西亚得了一种怪病，在病榻之上痛苦地挣扎了33天，他那位遍访名医而无果的妻子多娜·凯瑟琳妮娜，最终决定向圣徒佛朗西斯（1416-1507）求助。
圣徒很快开出了药方：烤两个面包，然后在面包的两面涂上用胡椒、桂皮、生姜、丁香磨成的粉末，分别置于患者的背部和腹部。
我们不难想象，凯瑟琳妮娜的脑海中当时浮现出的怪异场景：一个妻子，亲手将自己患病的丈夫做成了个硕大的，人肉三明治！
这个药方实在太过离经叛道，以至于焦急的妻子面对这个最后的希望迟迟不能下手。数日后，其他医生已经全部束手无策，宣布放弃的时候，圣徒再次出现了，他斥责凯瑟琳妮娜的犹疑和不信，无奈的妻子带着深深的绝望和狐疑，最终决定动手为丈夫治病，她走进了，厨房。
故事有个美好、传奇但是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结局，丈夫的病痊愈了。这个神迹被圣徒佛朗西斯堂皇地写进了他的著作《法案（Acts）》。
很难说这个言之凿凿的故事是否证明了香料的神迹或者圣徒的法力，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了解那个遥远时代欧洲的人们对香料是如何地推崇备至。但是正是这中推崇，却早就了另一个说实话的人的人生悲剧，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悲剧始于他懒得动笔，而是让他监狱中的狱友鲁斯蒂凯罗（Rusitichello）代为执笔写就了皇皇巨著《马可波罗行纪（东方见闻录）》。须知此公在和马可波罗同时在热那亚身陷囹圄之前，是一位畅销小说作家。所以当马可波罗用真诚的热情和朴实的风格，描写那方圆100英里，拥有12000座石桥的杭州时，激起了众多意大利人的激愤质疑，其中当然也包括同样以水乡和桥梁众多的水上都市而骄傲的威尼斯人，他们把作品中对附属中国的描写斥之为无耻的夸张和添枝加叶的炫耀。特别是当马可波罗写道：杭州一地市场上的胡椒比所有基督教国家加起来的100倍“还要多”的时候，他“马可百万”的骗子名声，更是早早地在他死前多年，被“盖棺定论”了。真实的消息，就这样反被说成是无稽之谈。
马可波罗的时代里，所有基督教国家到底有多少的胡椒，恐怕一时难以说清，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256年在为造访的苏格兰国王和王后举行的“圣母升天节”盛宴上，“总共使用了生姜、胡椒、桂皮各50磅，丁香4磅，肉豆蔻皮和籽各两磅，另有高良姜两磅。”如此堂而皇之地把我们厨房里的物什写进皇家历史，在现在的东方人看来，的确点儿小题大做，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些花椒大料之类的调料，当真是皇家“炫富”的本钱，足够他们大大地满足虚荣、自鸣得意很多年。
马可波罗死后200多年，同样是威尼斯那个高傲的商业都市，却在为香料贸易大唱赞歌。探险家和编年史作者托姆·皮雷斯（TomePires1468-1540）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歌声背后的阴影“谁做了马六甲的领主，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
时光就这样流逝，从不停歇，创造了辉煌传奇，也创造者滑稽的谎言：胡椒曾经被古埃及人用来为木乃伊防腐，并且放入拉美西斯大帝鼻梁，13世纪的时候，它也被用来放进产妇的嘴里减轻剧烈的产痛；肉桂和丁香在旧约时代被祭司磨碎做成“香膏”至于庙宇中膜拜，并传说曾经涂满的耶稣尸身；香料在1353年被教皇英诺森六世从遥远的印度买来，治疗他那只宝贝的，打不起精神的鹦鹉，这宝贵的“天国物产”，时而被称作香料，时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笑料。更重要的是，威尼斯商人和后来的荷兰人、英国人，能够用它，来获得倍增的利润。12世纪初，威尼斯每年要向英王亨利五世赠送50磅的胡椒作为贡品，在1248年，一磅肉豆蔻皮在英国值4先令7便士，相当于买3只羊的价钱，不久以后，一磅肉豆蔻已经涨到可以换回半头牛的价格。
香料强烈、陌生的异域气息，在世界尚且被山海隔绝的时代，在人们因为对未知世界好奇而获得勃发的想象力中，被想象成了天堂和现实的奇幻通路。它抵抗腐朽和若干疾病的能力，又让人们将它视为战胜，至少是抗拒死亡恐惧的圣物。稀缺的来源，又使得香料成为帝王后妃满足虚荣和炫耀财富的最佳载体。香料，圣徒光环般的魅力并为来源于他们吃起来味道好，而是来源于他们在那个时代，显得无比高贵，就如同今天的海参、燕窝和普洱茶一样。香料，被狠狠炒作了。
须知，如果已经摄入了超标的农药和三聚氰胺，海参和燕窝是救不了你的；如果已经被贪婪占据了全部的身心，班禅法师也不能使你快乐无忧，就如同当年的香料，如果牛肉已经腐化，用花椒大料所能遮盖的，仅仅是腐败的气味，而不是腐败的事实。
西塞罗曾经说：对我来说，饭食中最好的香料，就是饥饿。早在公元22年，古罗马提比略皇帝就曾经在元老院大声呼吁：奢侈的习惯和对东方异食的贪图，使得大量金钱像失血一样流往“异国或敌对国家”，无异于“对国家的颠覆”。香料的战争，显然并非始于资源的稀缺，香料的战争，更不应该怪罪于无辜地高悬在枝头的青涩胡椒子，香料的战争，正是人们因贪欲而强加给摩鹿加群岛的悲剧。
香料之城
喀拉拉是《国家地理》评出的50个一生必游之地，喀拉拉是印度最南部的一个邦，很多印度人都没有去过。科钦，是那里最安静的城市。像我一样奔四十而去，小孩儿的天真又留在原地，没有继续发育的人，会觉得那个地方自己在30多年前就去过。
科钦曾经红极一时，那个时代，香料曾经贵比黄金，还有人为它交战，那个时代，科钦是通往“香料天堂”的大门，香料贸易的重镇，而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就像美丽神秘的印度空姐，乘着银光闪闪、隆隆作响、尾巴上涂着鲜艳家族标记的巨大扫把，飞过天空留下的白色航迹。
科钦堡一带静谧的老屋有一种神奇的沧桑，五六个人才能环抱的榕树上，垂下无数气根，树下的一把空空的藤椅，有宽宽的靠背和舒服的扶手，让人浮想联翩。枝头的蝉鸣，是唯一打破沉静的声响，宽大的操场上烈日炎炎，心情却是清凉的，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和全印度的小学生们一样，煞有介事地玩着板球，一丝不苟地争夺着胜负的表情仿佛这里不是周日的练习，而是在进行着英联邦冠军赛的争夺。我们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老茶馆里端着茶杯看落地窗外的这场比赛，闲来无事的侍者放下厚厚的报纸，从乌黑发亮的吧台后面偷看我们这一行远来的旅行者。
在科钦堡入海口的海滩上，伫立着著名的中国渔网（ChineseFishingNet），这已经成为科钦的地标性景物。渔网系在四根木柱上，四根木柱的顶端收拢在一起，再由一根更粗大的长木吊住，长木的另一端系上石块压重，利用杠杆原理，只需五、六个人便能操作一张渔网。一张张鱼网沿海滩一字排开，每隔几分钟起一次网，颇为壮观。中国鱼网旁立有石碑，上面刻着：“公元1341年洪水爆发，中国人从卡利卡特迁居到科钦，并定居于此。大约在公元1350年至1450年，中国人把鱼网带到了这里……”
渔民连声喊着洪亮的号子，把硕大的鱼网拉出水面，阳光温暖的色彩给天边涂上了一重温情，网中常常是空无一物，绵绵不绝于耳的渔歌声却是一如既往地透露着满足和快乐。我们这几个缺少耐心的游客早已经有几分不耐烦地逗弄起海滩上的溜达野狗来，不远处的鱼市上不知什么时候响起了喧嚣的叫卖声，待我们赶过去看时，形形色色的各种海产已经像变魔术一样不断涌现，从各个方向提着水桶、熟料盆和用破布兜着鱼虾的村民，不停地把各种海产哗啦啦倾倒在地上，南印度的鱼米之乡果然有办法不断送出天赐的惊喜来。旁边的老者喊着莫名其妙的口号，一边用小本子写着龙蛇一般的笔画，不到几秒钟，地上的海产已经像自然博物馆的展柜一样，变幻了无数的品种，看来这竟然是一场相当正规的“拍卖”！我们完全不懂这些生涩的招数，只好在傍边的摊档买了几只硕大的龙虾，请代客烹调的小店用盐水简单一煮，味道竟有不可言说的美妙，完全不需要仰赖香料的添枝加叶。想来，此地只要花几十块钱就能大快朵颐的“龙虾大餐”如果放在北京，还不得富丽堂皇地卷走腰包里厚厚的一摞百元大钞？
我们雇用的那个黑瘦的小个子司机和他的摩的及时出现了，他因为迟到笑得十分羞涩，一大早要带我们去的，竟然是生产生姜和胡椒的香料工厂！
在大航海时代，喀拉拉邦因盛产香料而享誉世界。这里出产的胡椒、小豆蔻、肉桂、丁香、罗望子、姜黄等，至少在两千年前便已名扬四海。在早期，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通过陆地和海上贸易从印度贩运香料到欧洲，最初香料售价竟比黄金还贵。到了十五世纪末，大批欧洲人绕过中亚和阿拉伯，直接跨海而来印度南部，逐渐形成了一条著名的“海上香料之路”。当时科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最先来到喀拉拉的是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接踵而至，并为印度香料买卖的庞大利益大打出手，掀起了著名的“黑胡椒战争”。
科钦最古老的欧洲建筑是建于1503年的圣弗朗西斯教堂。据历史记载，葡萄牙人达·伽马是第一位发现印度的西方人。1498年，达·伽马率领的船队抵达了科钦北部的卡利卡特，并满载着香料和财宝返回了里斯本。1524年4月，达·伽马第三次来印度，染疾后死于科钦。
1405～1433年，郑和奉明廷之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郑和七下西洋期间，喀拉拉邦是船队重要的中转站，其中到达古里（即科钦）7次。当年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他的游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进入卡利卡特和科钦的中国船队大若城市。船上装着青白瓷器、绸缎、茶叶、药草和生姜等都是交易的热门货，印度商人则多以胡椒作为交换物。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估算：“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印两国的贸易额占了全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一航海历史上的壮举，要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70多年。宣德八年3月(1433年4月)，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船队从东非回国的路上，郑和不幸身染重疴，就病殁于古里，享年62岁。
如今当地的香料市场，庭院里的地面上厚厚的铺了大块的生姜，汗流浃背的工人用粗黑的手指在上面厚厚地撒着石灰，翻晒姜块的仓库里，浓烈的姜味熏得人几乎睁不开眼，二楼的作坊里，一群叽叽喳喳的印度妇女正在做着芒果腌制的泡菜，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在几条街以外，大名鼎鼎的“科钦国际香料期货交易市场”的办公室里，却只有密密麻麻的电脑和悠哉游哉的几个大男人，见不到半颗胡椒的踪影。
司机又开着他的小摩托风驰电掣地带我们去参观当地的洗衣房，一眼望不到边晾晒着的各色衣物和人声鼎沸的洗衣槽背后只有一句台词：这是印度最低种姓——首陀罗们从事的职业，他们每日浆洗、漂白着无数的床单、衣裤，再把椰子壳烧成的黑炭放进老旧的生铁熨斗，把衣服铺开、熨平，打包送往家家户户，其他三个种姓的印度人，即便再穷，也不会动手做这样的活计。
我有点诧异地看着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觉得那比昨晚在当地剧场里看的神鬼剧里的，那些台词更加高深莫测，在我们看来，这快乐和满足来得，简直匪夷所思。我想起在印度一家餐厅的桌布上，看到过这样一首短诗：
Why are we anymore, unable to
See the grass grow.
Hear the cuckoo sing.
Touch the morning dew.
And be free
To build our own homes,
To travel on foot,
Enjoying nature,
Choose our own way of life
And live in peace.
（为什么？我们，再不能
看着，青草生长。
听着，布谷鸟歌唱。
触碰到清晨的露珠。
自由地构筑自己的梦想家园。
用双脚去旅行，
享受无染的自然，
选择自己人生之路
平静地接受命运……）
不由想起一个中国人也写过类似的诗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 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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