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郑国出了两个不同凡响的法律家，缔造了中国法制史上最早的佳话。这也一直是《中国法制史》所津津乐道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最终命运，却影响着后来者的命运。甚至，在千百年之后，他们的形象依旧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这个群体的形象。
一个是子产(?～前522年)，他执政时期，一改过去的统治者“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于公元前536年，将新制定的法律条文铸在青铜鼎上，史称“铸刑书”，据说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部成文法。这一举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管子产的初衷再以通过公布法律树立权威，但是，任何事情的发展总会在其初衷之外，有着意料不到之处，那就是这也为被统治者的“维权”提供了路径。
另一个是邓析(前545-前501)，他擅“名辨之学”，“数难子产之政”，甚至自编了一部法律公诸于世，刻在竹简上，即所谓“竹刑”，并私授法律，聚众讲学。而且，邓析还“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帮人打官司，替人解决纠纷，出谋划策。据说他“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可谓是名利双收。
在法律被制定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人们对于法律的需求也会随之凸显出来。邓析显然是看到了这其中“生意”的门路。而这与统治者的初衷显然是悖离的，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你一旦设置了可以讲理的地方，你就必须接受讲理的规则，当然，你可以粗暴的的不予理会，但最终毁掉的是你的初衷——树立权威。这大概是子产所没有想到的。
从实质的意义上来讲，邓析算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律师。可惜他掀起的新潮被认为导致了“郑国大乱，民口欢哗”，为执政者所忌恨。于是，公元前 501年，继子产、子大叔之后而任郑国执政的姬驷歂把邓析杀了，罪名是未经允许私自制定法律“竹刑”。我们的前辈就这样牺牲了！
尽管，我们没有办法假设，如果邓析没有死，郑国会怎么样？我们的历史又会怎么样？我相信，在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郑国大乱，民口欢晔”可能是真的，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邓析导致的？当然，我们会觉得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像邓析这样的法律人的存在是否真的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如果在儒家的语境下，显然邓析的存在是一种对“无讼”社会的威胁。可是，我们也知道，律师作为法律人之中的一员，他们与法律人有着很多的共性，其中之一就是保守性（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里有论述）。法律人很少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领导者。尤其是在职业化发展迅速的今天的社会里，律师可能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但很少会是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当然，这与律师的社会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法律人所具有的共性。
穿过历史的迷雾，有时候事实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重要，而邓析的命运似乎也预示着中国律师的起浮沉沦。我们的前辈就这样牺牲了！或许，他是真的勇士，在名利双收之后，还可以直面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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