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敦煌莫高窟的罪人，大家脑中出现的一定是那个瘦长身子大脑袋的丧道士王圆箓。然而，如果说王道士的罪过有其局限性和大时代背景的不可逆缘由，那么另一个人的罪过则更是让人错愕惊骇，他就是著名画家张大千。
评断一个人的功过往往是很简单，但是量化之却难如登天，更遑论权衡两者之大小。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其在泼墨山水画上的成就世人皆知，本人作为业余书画发烧友也十分喜欢他加以创新的泼墨青绿山水。
但是本文我们要谈的并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对莫高窟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张大千第一次到敦煌是在1940年的十月，随行人员不多，只有自己的三太太杨宛君和儿子张心智几人，不久因家事返回。次年二月，做了充足准备的张大千带着自己的弟子及工作人员一行20余人再次抵达敦煌莫高窟，正式开始了自己长达两年多的敦煌考察之旅。这两年多时间里，张大千做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几件：壁画临摹、文物清点、洞窟清理、编号、史料整理等。为工作上的方便，张大千除了随行的弟子以外，还聘请了当地的僧人甚至农民帮助处理一些杂事，后文中还会出现这些人。
张大千莫高窟之行的最大争议在于其对古壁画的研究和临摹过程中的破坏行为。比如，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画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见早已剥落的一小块壁画下面，内层隐隐约约有颜色和线条，他认为画的下面还有画。当天晚上，张大千到上寺请教老喇嘛，老喇嘛说：“我幼年进庙时，老法师带我去看壁画，曾经对我说，莫高窟到处是宝，画下有画，宝中有宝。”
张大千和弟子们商量后，决定打掉外层，寻找里面的艺术珍品。他把外层的五代壁画临摹下来，然后剥落外层，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艳丽、行笔敦厚的盛唐壁画。
在另一窟，同样的剥损行为更加让人痛心。张大千剥损的壁画位于进门甬道，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甬道的墙上，清晰地留下了他层层剥画的断面。据记载，这座石窟历时29年才筑成，平均一年掘进一米，而张大千在短时间内使它大大改观。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 窟、454窟等。根据统计，张大千两年多时间里仅有记录痕迹的壁画剥损就有30多处，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记录的彻底的破坏。因张大千个人推崇隋及盛唐壁画，便无视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后世作品，直接将后世画作剥去，又因为没有专业的技巧，导致剥离后残存的隋唐壁画也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另外，聘请的僧侣和农民在作业过程中缺乏约束和专业指导，他们对于文物保护更是一窍不通毫无意识，更是给壁画破坏雪上加霜。
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对张大千的行为的辩解是：“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那么问题来了，是谁赋予了艺术家们这样的权利，以个人的评判标准来断定历史遗存哪部分是有价值的，哪部分是没价值的？外层剥落需要打掉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外层的残破干扰了张大师的临摹完整性，不如打掉了，直接对内层进行临摹。
左图系被张大千剥掉外层宋代壁画所露出的唐代壁画，因剥离技术不过关，对内层壁画形成了大面积的损坏，且剥离后长期置于阳光照射下，缺乏保护，至段文杰等抵达敦煌时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识。右图为段文杰长期潜心研究后，所绘制的复原图，该图现已成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
对毁画原因，张大千自己甚至都不避讳，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也曾叙述此事：“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
有人说，张大千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对莫高窟的推广和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他对莫高窟有功。不错，他确实是莫高窟保护的功臣之一，但是这并不与他在莫高窟犯下的错误相矛盾。对文物遗存缺乏敬畏之心，妄自尊大，肆意妄为，其过更胜其功。
要知道，莫高窟真正的功臣只能是那些穿凿创作潜心描摹的古代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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