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二线关外，折叠空间里的860万深圳人

深圳特区一体化已将近10年。在福田、南山、罗湖、盐田之外，生活着大约860万深圳人，这占了特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居住的地方，大多数人还习惯称之为“关外”。

“关内”是腾讯、大疆等支柱产业，“关外”是居住区和工厂。这是不少人对原二线关内外的认知。

33岁的万桦，在梅林关附近居住将近10年。每天早上她像一个面目模糊的血红细胞，和数百万计的同伴，搭着交通大动脉输入城市的最中心。

她知道距离住处不远的地方，还有龙华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在那片如紫禁城般的工厂区里，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操作。他们的世界，匮乏又焦渴。

我们希望从她的生活和视角里，探寻原二线关外10年的变与不变。

 

这是万桦在梅林关附近居住的第十个年头。

 

和很多生活在原二线关外的人一样，万桦的生活，用“一只脚在关内，一只脚在关外”形容再贴切不过。她像一只律动的钟摆，每天早上从民治摆到梅林关，再从梅林关摆到福田景田片区，每个傍晚再以相反的轨迹，摆回民治的家里。

她的生活半径里有两条界线。

有时夜里她坐车堵在梅观路上，一条灯河两侧是黢黑的山体。她盯着黑乎乎的山林深处，心里忍不住会想“如果谁杀人抛尸在这里，也不会有人知道吧”。

梅林检查站拆除以后，她感觉这片必经的山体，替代关卡成了福田和龙华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她也说不清楚“这算不算是心理上的界线”。

从福田跨过梅林关后，她习惯把红山片区以南的龙华，划归入自己的生活。再往北对她来说，那是另一个世界。

万桦对'另一个世界'的印象还停留在10多年前，当时还是她男友的何远在龙华富士康担任工程师。每次去清湖找他，迎面而来的就是“乱”，到处灰扑扑的，“黑瘦的小哥哥成群结队地走过来，对着你不怀好意地笑，人行道高低不平，走路像是马里奥在通关”。

今天她偶尔经过红山以北，尽管一切都像新闻上说的那样，道路宽敞、高楼渐立。可10多年前留在她脑海里的“乱糟糟、灰扑扑”，依然挥之不去。

4号线，毛细血管里的早高峰

万桦的上班时间为早上7点，她差不多6点20分就要走出家门，绝大多人还在睡梦之中。跟挤龙华早高峰比起来，这算得上是种幸运。

她偶尔挤过几次早高峰的4号线，那像是一条脆弱的毛细血管，负载着清湖、龙华、民治，以及从五号线转车过来的坂田片区的汹涌人流，再依次输送到福田、罗湖、南山的写字楼当中。

从白石龙地铁口走到三楼站台，她大概花了30分钟：

要进入白石龙地铁站，她得先排队等待，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拉起一条隔离带，隔几分钟放一批人上楼梯，楼梯旁边的扶手电梯这个时间段是封闭的，因为承载不起这么大的人流量。

上了楼梯后，大厅里是一片乌泱泱的脑袋，耳朵边是安检员、保安们维持秩序的喊声，“不要挤，不要挤，排好队”。安检闸机、进站闸机、通往三楼站台的入口前，都各有一条隔离带，隔7、8分钟，才放入一批人进入下一个“关卡”。

by 软小烟

到了站台她发现，怎么挤进车厢又是个问题。“站在那里，想到要跟男男女女贴那么近，还不是很能接受”。错过了两趟车，她发现再不上车就要迟到，决定硬着头皮往里挤。

“正想着怎么挤上去，后面的人一把就把我推进去了，这下好了，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你都跟人家紧贴着，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动作就是，装着看手机，默默把双臂蜷在胸前，免得尴尬”。

当她感觉这个距离已经是极限，地铁在下一站打来了车门，“又有一拨人，往你身上一使力，感觉无形中有个武林高手，来了一个如来神掌，身体原本是一条松软的面包，几分钟被压成了扎实的面团。”

对于数百万原二线关内外奔波的深圳人来说，这不过是最为平常的早高峰。

连接原特区外片区与市中心的，以1号线、3号线、4号线和5号线为主，据统计，4号线日客流量约64万人次，串起宝安与市中心的1号线通常是人流最大的，高峰期每天可达142万人次，连接龙岗与市中心区的3号线，高峰期每天客流101万次，大部分站点分布在宝安、龙华、龙岗三区的5号线，每天客流量高达113万次。

每天早晨，它们像城市的动脉血管一样，装载着面目模糊、数以百万计的血红细胞，输入城市最繁华的中心地带。

10年前的梅林关外：

民房、麦肯基、黑瘦厂哥

梅林关10年，万桦完成三大人生命题——结婚、买房、生子。

2010年7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至全市，“二线关”退出历史舞台。4个多月后，万桦从景田搬到了梅林关附近的鑫海公寓。这是她工作的第二年，前一整年她租住在公司附近。那间位于景田片区的一房一厅，租金差不多占了收入的一半。

她决定再选个租金便宜的住处。梅林关附近，是她在网上搜集了不少攻略后得出的最优选择。这里离市区最近，去福田、南山、罗湖都很方便，租房、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租房成本只有原来的一半。

工作之前，她在梅林关待得最久的一次，大概有十几分钟。

那是在2006年，当时她在深大读大二。一次到珠海找同学，乘坐大巴返回深圳时经过梅林检查站，她忘记带身份证，被边防战士拦了下来。“拿着学生证，在梅林检查站办了个临时放行单，才算过关”。

剩下的印象在2009年，当时何远还在龙华富士康工作。每个周四下午，她坐着328公交从深大出发，一路经过梅林关，到达坂田、龙华交界处的岗头市场站。从梅林关一出来，她看到的景象，跟老家的小城镇就差不多了，“路两边都是矮矮的民房和厂房，能看到很多麦乐鸡、麦肯基的招牌”。

岗头市场下车后，再步行1500米，就到了富士康北门。这段1500米的路程，她每次都走得惴惴不安，“乱，非常乱，到处都是乱糟糟的”。

“黑黑瘦瘦的工厂小哥哥们，成群结队地走过来，冲着你不怀好意地笑着，或者就是骑着单车、电动车的男人，嗖地一下从你身边扫过去。”

其实那条路别说骑车，行走都不方便，她形容为“像马里奥冲关一样”。

“一会儿上台阶，一会儿要从高台上跳下来，每个店铺门前的路都高低不一，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一路上你得不停地爬上又爬下。旁边的河道黑乎乎的，垃圾被过滤到一处摞得老高，腥臭味扑鼻而来。”

金字塔般的龙华

即便到了今天，万桦对红山以北的印象，还停留在10多年前清湖的这段经历里。

现在的龙华在她眼里，如同一个金字塔。发展最好的是红山片区的龙华中心区，其次是她生活的民治片区。剩下的区域则是一个断层，整体还停留在她10年前的印象里。

2010年她刚搬到梅林关附近的鑫海公寓时，周围大部分地方都在施工，对面的商场cococity还是一个大工地，公寓后面的四号线延长段处于收尾阶段。下班时经过这些地方，她能听到施工的轰隆声，其实在住处也能听见。但她觉得还能接受，“我睡觉死，睡着了就听不见了”。

一开始她把这里当个住处，周末逛街、看电影、约朋友在福田，爸妈来深圳还是带他们去福田玩。慢慢地，附近大大小小的购物中心建起来了，周围的环境和福田差距越来越小，大部分生活需求都能就近解决。

今天她渐渐觉得，生活似乎已经和民治绑定起来了。去年她和何远卖掉了原来的二居室，在附近买了一套三居室，这套房子均价5万多，是上一套房的两倍。但和附近动辄每平方米10万的房子比起来，他们觉得这已经不错了。

有些事情，她还得选择在福田进行。带女儿看儿童剧、演出，她们要去罗湖、南山或福田，家里人生了病，她都会选择在福田，“除非孩子幼儿园体检，指定要龙华的某个医院”。

龙华的医院留给她的印象是“陈旧、硬件差，不像是一个区级医院，更像个大型社康”。医院的疏导管理也跟不上，病人乌泱泱地站在医院大厅里，像是挤在人才市场。“还能听到很多声音，‘这病有什么呀，肯定是医生骗人的’、‘不要治了，我们走走走’，好像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

万桦住的附近有两栋小型写字楼，“有段时间下班回家，看到楼里出来的人，慢悠悠地往家走的样子，特别羡慕”。她在网上试着搜索了一下，发现自己很难在附近，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何远倒是在不远的华为工作过，但他受不了那里的氛围，一个月后就离开了，“加班是一方面，同事之间也特别现实”。

后来，他拿到民治1970科技小镇里一家公司的Offer，那个地方离家走路只需1刻钟，他考虑了一下，“能走路上班，真的是不错”。但他最终没去，因为发展机会一般。何远做硬件开发设计，一般都要配合工厂的制作工艺，不错的工作机会分布在福永和坪山。

抛除这些因素，在万桦眼里，她生活的民治片区，和工作的福田景田片区差距已不算大。

匮乏、焦渴的富士康

1月中旬的晚上，我沿着万桦的路线，从岗头市场走到了富士康北门。这里距离万桦所住的小区，只有20分钟车程。

临近春节，路上的人不多，人行道被整修得宽敞平整，一排共享单车整整齐齐地码在路边，车身上的灰尘摞了有几层。路边的房子以低矮的厂房和民房居多，沿途可以经过坂雪岗净化水厂，走在路上，已经很难闻到附近河道的异味。

从富士康西北门前一个不起眼的入口，我走进了清湖村。迎面是一个小广场，超市门前一对男女相拥而立，而后搂着走进了巷子深处。“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画个龙”，不知道哪家店铺里，反反复复地放着《野狼disco》的音乐。

我站在村道上，很难找到一个能搭讪的人。这是晚上9点半左右，路上的行人寥寥可数，一半的店铺都已经关了门。生意最好的是网吧，一条村道两侧能看到三四家，几排乌压压的脑袋挂着耳机，对着电脑屏幕上的网游界面。

这时，一个穿着富士康工服的男孩匆匆走来，我赶紧上前讲明来意，他腼腆地摆摆手继续往前走。

两天后，我加入了一个富士康工友QQ群。除了广告、色情链接和小视频，“有妹子吗”、“有没有约的小姐姐”、“有厂妹不”是高频出现的信息，当然，一般无人应答。

我在这个QQ群里联系上了赵宁和刘刚。

赵宁是广东人，今年21岁，在富士康工作将近1年，他在龙华富士康做组装摄像头的工作，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7点半下班，大多数时候工作时长为10个小时，忙起来要12个小时，“感觉没前途，不想再做了”，他说。

“有个写富士康流水线的诗，还挺形象的”，我发给他了一首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许立志2014年自杀之前，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数年，在他的诗句里，这种生活近乎剥夺灵魂，“沿线站着 ，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美女，你怎么跟我聊这个”，看到这首诗他问我。

“那你一般都聊啥”，我问。他发来一个笑中带泪的表情，“一般都直接问约不约”。很快，他察觉到我“不是男的就是记者”，在我表明访谈需求后，他提出条件，必须视频才能继续聊。双方拉锯几分钟后，最终各退一步，用语音的形式继续聊了下去。

赵宁所在的F20厂区，距离清湖地铁站不到1千米，但他的活动范围基本就在厂区周边，“有时间去网吧打打游戏”。他和工友每周工作6天，但调休时间不一，同宿舍的人工作时段也不同，“有些白班有些晚班”。

每月扣除五险一金，他能拿到三千多元，“还有些人，是中介带来的，或者劳务派遣，拿到手里的钱多一些”。

他身边熟识的男工，大部分没有女友。他曾追过一个女工，可不愿花费太多功夫，最后不了了之。他也曾成功约到同一个工厂的女人，但需要付钱，结果见了面“就没心思玩儿了”，因为对方不好看。他还没有性经验，“不敢去那种地方，怕染上不干净的病”。

刘刚25岁，数天前从济南跟着中介来到了龙华富士康，他的工作时间为晚上8点到早上8点，伴着周围轰轰隆隆的机器响声，“把手机壳放进机器，隔一分钟再拿出来”，每小时工资为25元。工作时他得一直站着，中间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吃饭、休息、上洗手间，但这都得在规定时间段内进行。

他感觉自己最多能熬一个月，一来这份工作太过无趣，二来他这条流水线上女工太少，“太孤独了，找个伴都没有女人”。和赵宁一样，他同宿舍的人上班时间各不相同，偶尔碰到一起，只能简单聊上几句。没人陪同，他连附近都懒得逛逛。

“你是做媒体的，知道的比较多，你知道龙华附近，哪里有男人玩的地方吗？”我们对话临近结束，刘刚在QQ上问我。

其后我把与刘刚的对话，发给了万桦。

“富士康的小哥哥向你露出了微笑”，她在微信上回复我。某种程度上，我认同她的这句话。同时，我又为这种认同感到不安。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我和万桦一样，始终会把他们归入了“另一个世界”，最多会从媒体报道的寥寥痕迹中，旁观一下“那个群体”。

而当我像一个窥伺者一样，微微掀开了“那个世界”的一角，就看到了万桦口中的断层：

即便10年过去，富士康周边道路变宽、高楼渐起，他们的生活，和许立志诗歌中并无两样——流水线上被抽取灵魂的兵马俑，日复一日地重复，贫瘠、匮乏、焦渴。

“性”，似乎成了为数不多的出口之一。

其实，作为旁观者的我，也不过是4号线早高峰里的一个血红细胞而已。

备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名字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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