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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民族熔炉》展厅！山西北通塞外草原，南邻中原腹地，不仅极具军事战略价值，而且是农耕社会与草原民族交汇的前沿地带，成为华夏各民族和文化交融的“大熔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里，您将透过这个阶段发生在山西大地上的历史及出土文物，了解到山西在这一段历史中的独特地位。
首先，请大家看这幅西汉北方疆域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北接游牧文化，南连中原文明，所以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政权，主要统治区域为长城以南；而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则生活着擅长骑马打仗的匈奴人。西汉建立初期，国力衰弱，无法与强盛的匈奴相抗衡，于是采取“和亲”政策以换得“休养生息”。 汉武帝即位后, 派出山西籍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领大军击破匈奴，迫使其西遁欧洲，推行和亲和通商的政策，安抚臣服的南匈奴。到汉末曹操执政时期，胁迫和鼓励匈奴人到山西中北部地区定居，与汉人杂居，民族矛盾渐趋缓和。
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多年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游牧民族大规模内迁，各民族政权频繁更迭。北方各民族间或金戈铁马鲜血淋漓，或和亲通婚和睦相处。山西不仅成为这一时期各种力量、各种政权角逐聚合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各民族碰撞、交往与融合的中心舞台。
胡傅酒樽
这件胡傅酒樽出土于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这里正是当时匈奴与汉族杂居的区域。器物通体鎏金，器型上属于典型的中原风格，但酒樽外部又彩绘有生动的动物纹，有虎、牛、羊、鹿、驼、象、熊等十余种以及兽面人身等。透出清新的草原文化气息。在这件酒樽的口沿上刻有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详细记录了酒樽的名称、重量和铸造年代。据此，我们知道这件酒樽依汉制重一百二十斤，铸造于西汉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这件精美的胡傅酒樽，也是研究汉代铜器铸造、量器制度、鎏金工艺及美术史的实物资料。胡傅温酒樽
这对同时出土的胡傅温酒樽，也是一级文物。它们造型一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口沿上的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和平三年造”，其中一件比另一件多了一个“二”字，说明它是第二件。
这两件器物的铸造年代、器物风格均与胡傅酒樽相同。通体鎏金，盖中央有提环，周围三个凤形钮，器底三个熊形足。盖部和腹部装饰有高浮雕的动物纹，有老虎、羊、牛、猴等十余种，他们或悠然自得，或惊慌的奔跑在草原上。这两件筒状樽上面有盖，起保温作用，在古代用于温酒。汉代饮酒最基本的组合是樽、杓、耳杯。樽用来盛酒或温酒，杓为舀酒器，耳杯为饮酒器。
象牙尺
中国尺度的演变，自秦汉以来，屡增无减。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的一尺约等于现在的23厘米左右。经过各朝演变，至明代时增至32厘米，清代甚至出现了长达35.3厘米的尺。一般的古尺在一端均有一小圆孔，用于系丝绳。有的一面刻纹，有的两面都刻。正面多刻单位度标，每一度标，或以短线，或以圆点来标明。
汉尺出土较多，有铜尺、象牙尺、石尺、木尺、骨尺、漆尺、鎏金刻花尺、铁尺等，甚至还有玉尺。这两件分别在1985年和1983年于朔州出土，分别长22.8厘米、23.8厘米。长者正反两面刻绘水波纹及菱格纹，侧面为刻度，约合今0.714尺；短者正反两面刻绘黑色云气纹及网格状，中以红彩装饰，两侧为刻度，约合今0.684尺。
铜人形镇
镇为汉代家庭用具。四镇均为坐姿胡人形象，深目高鼻。镇的出现和使用与先秦两汉时期古人的生活方式相关。古人“席地而坐”，就坐之处皆铺席。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在其四角置镇。汉代的镇从质地上看有铜镇、石镇、铁镇等；从造型上看，有人形镇、动物形镇和博山形镇等。胡床传入后，变为垂腿而坐，席镇失其原有功用，被改用写字作画时的压纸书镇。铜镇展示了汉代丰富的民间生活，也为两汉时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实证。
四神染炉
这是一件出土于山西朔州的西汉青铜器。四神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方位神；染是一种调味的豉酱，又有浸、蘸等动作之意。染炉可盛装调味酱，下方镂空部分燃烧木炭加热调味酱以供蘸着吃，是汉代上层社会的高级饪食器。染炉体现了汉代前后贵族饮食生活的一个侧面,它是炊器与食器结合使用的一个成功的例证。当代流行的火锅，与染炉具有很明显的渊源关系。
铜山羊形带钩
带钩，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的挂钩，古又称“犀比”。带钩起源于西周，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带钩是实用品，一般都被系在主人腰间随葬。带钩同时也是装饰物，是身份的象征。带钩的用料非常丰富，有金、银、铜、铁、玉、翠、玛瑙、骨木牙雕、瓷石琉璃等多种多样，多采用包金、贴金、错金银、嵌玉和绿松石等工艺。
铜山羊形带钩，山西省朔州市开发路出土。铜带钩是带钩的主体，出现在春秋战国到秦汉。铜带钩造型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中原为主，形状基本上以琵琶形、S形为主。另一个系列就是内蒙、河北、辽宁一带的带钩，这类带钩特别注重造型，内容丰富多彩。钩身有虎龙狮豹，有牛羊马犬，飞禽走兽，也有人物造像，乐器、兵器等。铜山羊带钩即属于此类。
金箔饰片
金箔饰片出土于山西省朔州市，全套共21件，均为金箔剪成，按其体量均较细小，大者不过高3厘米左右，这样一套小型的金箔饰片，应当是漆器或某种器物表面的装饰。细看此套金箔饰片，人物与动物形象交杂出现，形象极其生动且富于趣味。整套金箔饰片制作精美，生动传神，在注重细部刻画的同时，虎、狼、豹、鹿、骑射人物等形象又极富汉代北方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汇影响的风格。
青铜牌饰
青铜牌饰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装饰品，以各种动物纹为主，造型逼真，结构奇巧，体现了草原人粗犷豪放的情怀。这个展柜中的一组具有鄂尔多斯式草原文化艺术风格的青铜小饰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是研究秦汉魏晋时期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也是山西地区当时作为民族走廊地带的历史见证。
犬马相斗带饰：
器呈扁平刀把形。马作伏首伫立状，张口噬咬犬后颈，马首前、马背和腿间饰树状花纹，马尾上卷。犬伏卧状，昂首奋力撕咬马右前腿。生动地展现了犬马相斗的瞬间场面。
虎噬牛饰片：
带饰画面中一只猛虎正全力扑向一头体魄强健的牛。虎身立起，有力的右爪抓着牛的右角，牛头被强按下伏。虎口咬着牛的后颈。牛则拼力挣扎，腿部弯曲作半下蹲状，背部肌肉隆起，眼中显示惊恐、哀怨和无奈。虎背上蹲伏着一只小猴，坐山观斗，相对轻松，猴尾的下垂生动地表现出这一点。整个带饰的雕刻线条流畅，细致入微，画面生动逼真，富有情趣。
鹰虎互博饰片：
画面中虎作伫立状，虎目圆睁，虎口大张欲咬。一只鹰正展翅舞爪迎击猛虎，栩栩如生。
石雕柱础
这件石雕柱础于1965年大同市石家寨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柱础为鼓状覆盆形，方形底座，顶部有圆形插孔，插孔外浮雕饱满的双莲瓣，腹部雕四条首尾相衔、身姿遒劲、穿梭在汹涌波涛中的蟠龙。底座四壁浅浮雕波状缠枝忍冬纹，纹饰灵动华丽，刻工娴熟精湛。从雕刻题材和技法上来讲，石雕上的蟠龙及莲花、忍冬纹等装饰题材和雕刻作风与大同云冈石窟中部窟群的装饰艺术风格相类似，是秦汉雕刻艺术的延续和发展，同时还大量吸收佛教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元素。此件柱础，无论是简洁优美的造型、娴熟细腻的雕工，还是绽放的莲花、流畅的忍冬纹饰，无不显示出北魏时期高超的石刻艺术水平和流行的装饰风貌，堪称杰作。
木板漆画 北魏太和八年484年
这件木版漆画，出土于司马金龙墓，是墓室屏风的一部分，采用渲染和铁线勾描的手法，板面涂朱漆地，用黑漆勾线条，色彩非常浓艳。漆画的屏风之间由榫卯连接，正、背面均绘有非常精彩的漆画，其中正面绘画表现内容均为古代著名女子故事，例如有“娥皇、女英”、“周太姜、周太任、周太似”、“班婕妤”，均为西汉刘向所作《列女传》中故事，而背面绘画则多取材于《孝子传》。从彩漆工艺来看，继承了战国、东汉漆画的传统。从绘画技法与风格来看，与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极为相近。漆画上的大片题记、文字，似隶非隶，似楷非楷，是少见的北魏墨迹。木板漆画的出土，对研究北魏前期的绘画风格，进而探讨整个魏晋时期的中国绘画成就，都有独到的价值，同时它也填补了这一时期漆器研究的空白。
雁鱼铜灯
这件造型别致的彩绘雁鱼铜灯，1986年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吴兴庄，它定格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鸿雁蓦然回首间衔起一条肥鱼的瞬间。灯由雁首、雁身、两片灯罩及带把手的灯盘四部分组成，可拆卸。雁身为两范合铸，两腿分铸后焊接。灯罩为两片弧形屏板，可左右转动开合，既能挡风，又能调节灯光强度和照明方向。雁腹内可盛清水，灯火点燃时，灯烟会通过鱼腹和大雁的脖颈导入鸿雁体内，起到防止污染，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铜灯构思巧妙，制作精美，是汉代灯具中的杰作。雁鱼铜灯整体施红绿彩，艳丽生动，代表了汉代青铜彩绘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方兴石棺北魏神龟年间518/519
方兴石棺1976年出土于榆社县，时代为北魏神龟年间。灰白石质，左右两帮的外侧有精美浮雕，描绘着墓主驾龙升天和亲人追怀的内容，还有反映其生前狩猎、出行、宴饮和杂技乐舞的场景。杂技，是由西域传入的一种娱乐活动，在北朝时曾非常流行，在山西各地出土的许多文物中均有反映。形式多样的杂技表演说明到北朝时期，我国的杂技艺术已经非常成熟。方兴石棺既是记录北魏贵族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也是当时文化交流的真实写照.
杂技佣
我们看到中间的表演者深目高鼻，伫立仰首，额正中有圆孔，为顶橦者，两童子在橦杆上做惊险表演。其余6人环绕着表演者，或聚精会神地观赏，或鼓掌喝彩。这种杂技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缘橦”，是一种吸收了外国高难技巧的大型高竿表演，由多人完成。
中国杂技源远流长，至迟在春秋时已有多种表演项目。西汉开始兴盛，并大量吸收外来表演形式，节目更丰富，技巧更高难，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娱乐项目。北朝时期中亚和西域的艺术家大量入华，为中国杂技注入新的活力，在出土的北魏文物中多有生动展现。大型杂技有多人表演的缘橦、履索和马术等；小型杂技多单人表演，有跳丸、叠案和踏跷等。
北齐镇墓兽
我们看到的是娄睿墓出土的两件镇墓兽。镇墓兽是一种随葬品，最早见于东周楚墓，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五代以后逐渐消失。镇墓兽常常被放在墓室的入口处，用来驱除邪鬼。从形态上来看，一般由器座、兽身、鹿角三部分组成，形态各异。春秋战国楚墓中多见漆木镇墓兽，为楚国所特有。在陕西勉县等地汉墓中发现了陶质镇墓兽。西晋起流行陶质镇墓兽，墓葬中放置镇墓兽一件，四足直立。北魏墓则以两件分置墓门两侧，一般作伏卧状。北魏后期墓中的镇墓兽改为蹲卧姿势，一为兽面，一为人面。沿用至隋唐时期。武周时代，镇墓兽演变为头上长角、两肩附翼或是手握长蛇的鬼神形象。
陶立驼、役夫俑
这件陶骆驼出土于太原市北齐娄睿墓中，通体驼色，头高昂，仰天嘶鸣。黑色颈毛，颈挂有联珠纹的黑色驼铃带。背负满载货物的灰色垂橐，橐下面为帐篷杆及白色丝绸，橐顶上平放帐篷顶圈，前部两侧各挂两个枣核形物品，或是水袋，或是水壶之类的盛水器。
在娄睿墓中出土陶骆驼形态各异，有的昂首嘶鸣、有的呈跪卧姿态，它们背上都满载货物，有白丝、黑绫等等。造型生动逼真。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丝绸之路上货物往来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在北齐时期，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市，是北齐的陪都，在这里皇帝常驻，高官云集，晋阳一度成为了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城镇。而这些满载货物的驼队，随着商队从丝绸之路而来，带来了异域文化，促进了北朝时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反映了当时晋阳城了繁华盛景。
旁边这个憨态可掬的小人，高19厘米，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人俑圆圆的脸庞，头微歪，高鼻深目，小八字胡。头戴圆顶毡帽，身穿窄袖黑色内衣，外加紧身左衽黑红色短襦，腰束黑色革带，着白色大裤，黑色靴。这样的形象特征和汉人有很大的差别，似乎是西域人。他右手握拳高高向上举起，好像是牵着缰绳一样，似在费力地牵拉一匹昂首嘶鸣的骆驼或马匹，他应该是拉马或者骆驼的役夫。
铜牛车
生活中，我们看电视剧时，常常会看到马车飞驰的场面。但您可能无法想象在中国古代牛车曾经盛极一时，成为了贵族时尚和地位的体现。我们都知道牛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贵族乘坐牛车出行，既平稳又舒适，也是身份和地位的体现，因此从魏晋时期开始，牛车成为了一种时尚的体现，受到贵族们的广泛喜爱。
这套牛车由牛、轭、长辕双轮车厢组合而成。黄牛身躯壮硕，头上套有络具，颈上有轭，轭两侧各有半圆形环扣接车辕。车厢作长方形，后开门，前厢板上铸出直棂空格。厢顶覆蓬盖，前后出檐于车厢。双轮作圆形16幅。
娄睿墓墓志
墓志，是指放在墓室里的刻有墓主人生平事迹的石刻。 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盖”，下层是“底”，底部刻有墓志铭，盖上刻有标题。
您面前看到的娄睿墓墓志，长宽各81.5厘米。墓志盖四角有四铁环，中间刻有“齐故假黄钺右丞相东安娄王墓志之铭”16字。“黄钺”是指以黄金为饰，是古代帝王所用，“假黄钺”就是以黄钺借给大臣，即代表皇帝行使征伐之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位最高的大臣出征时，常常加此称号。在这里说明娄睿生前手握兵权，并且地位显赫。
在墓志志文中共30行，每行30字，其中有缺字，实际有866个字。据墓志和史料记载，墓主人娄睿，鲜卑人，本姓匹娄，简改姓娄，他的姑姑是高欢的嫡妻，也就是北齐著名的娄太后。所以娄睿家族地位非常显赫,是鲜卑望族，北齐外戚，曾随高欢起兵，戎马生涯40余年，封青州东安郡王。《北齐书·娄睿传》称他“在任贪纵”、“纵情财色，为时论所鄙”。因为贪婪无度曾被削官免职，但很快以外戚身份，再次加官晋爵，步步高升。以太傅、太师兼尚书事、尚书令而成为总领帝机的重臣，于公元570年2月卒于晋阳。
娄睿墓壁画公元570年
娄睿墓于1979年发掘于太原南郊的王郭村。墓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当属保存较为完整的200平方米壁画。他们分布于墓葬的甬道、天井和墓室内，包括有出行回归图、仪卫图、祈神驱鬼图、升仙图共计71幅。每幅壁画既单独构图，又前后呼应，宛如一幅打开的巨型连环画，生动形象的再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生活场面和飞升天界的梦想。
您面前看到的是娄睿墓道的复原场景，这幅鞍马出行图壁画为长卷式构图，前有二骑作前导，后面八骑跟随。色彩鲜艳夺目，富丽堂皇。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北方人特点，长面高鼻、浓眉细目。其表情动作刻画细致逼真，有人直视前方，有人回首后望，另有人窃窃私语。画家还以高超的线描技巧，勾勒出马儿奔跑、惊驰、嘶鸣之状。不仅线条千变万化，顿挫有力，如行云流水，而且众多马匹无一雷同。这样一幅精美的壁画，堪称北齐壁画之最。
娄睿墓壁画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画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壁画中所描写的人间富贵，天界幻境则是是吸取了汉画中的神仙意识，又以佛教思想为特征，展现出更加宏伟壮观的场面，形象地反映了南北朝晚期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北齐在中国历史上如昙花一现，只存在了短短28年，而绘画作品留存至今的也是少之又少，娄睿墓壁画的出土填补了北齐绘画史上的空白，不仅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贵族的生活面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
鎏金铜器
这组鎏金器出土于山西省寿阳县厍狄廻洛墓，鎏金是中国一项传统的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总结创造的工艺。中国的鎏金技术始于战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这一技术的国家。鎏金是一种金属加工工艺，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齐，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器面不脱。
鎏金铜唾盂
盘状口，颈粗短，鼓腹，假圈足，平底。腹外壁饰三道凸弦纹。有盖，钮柱状（出土时，盖倒置于壶口）。形制与封氏墓出土的唾壶相似。
鎏金铜三足器
体偏薄，平底，蹄足。盖弧凸，宝珠形钮，盖面凹线纹四圈。器身与盖套合。
鎏金铜水瓶
细颈，卵形腹，圜底，圈足。盖顶为锥形钮，盖里衔接二铁片（似镊舌）插入瓶内。形制与河北景县封氏墓中出土的铜瓶相似。
鎏金铜高足杯
有盖。深腹细柄，喇叭状座足。在腹外壁和座上各饰一道三线阴刻弦纹。盖作盔帽式，锥形钮。与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的高足杯相似。
鎏金铜带流瓶
管状口带一长流，长颈，鼓腹，圜底。肩饰凸弦纹两道。
鎏金铜莲花烛台
由三支莲花烛柱、烛座及一长方形案子组成。莲花烛柱的管筒内存有木质的烛蒂。制作精细，与北魏司马金龙墓的屏风漆画“灵公与灵公夫人”画面左上角的烛台相似。
鎏金铜鐎斗
口外侈，腹较深，平底，带流。长柄，三蹄足外撇。鐎斗流行于两汉魏晋，至唐宋逐渐消失，关于其起源和用途，一直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它是温酒器，也有人认为是敲击警众的器皿，还有人说是煮茶的用具。
黄绿釉瓷灯
这件黄绿釉瓷灯出土于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在娄睿墓中出土瓷器数量颇多，大多器壁较厚，胎质坚硬。造型风格庄重而粗犷。这件瓷灯分为座、柄、灯盏三部分，瓷灯上装饰有莲花、忍冬、串珠等纹饰。从器物的纹饰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西域民族与佛教文化艺术的影响。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徐显秀墓壁画
北齐徐显秀墓位于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东，2001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发掘。该墓坐北向南，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五部分组成。该墓曾被盗，随葬品有陶俑、瓷器、金戒指、银指环、墓志等500余件。墓志记载，墓主人徐颖，字显秀，恒州忠义郡人（今河北省北部）。北魏末年，天下纷乱，他先投靠枭雄尔朱荣，后追随高欢，屡建功勋。北齐建立后，官至太尉，参与统领全国军队，封武安王。公元571年正月死于晋阳，享年七十。该墓的墓道、墓室均有壁画，残存壁画326平方米。墓道两侧壁画为仪仗队图，墓门两侧各绘一执鞭门吏，甬道两壁各有仪卫4人。墓室四周均为壁画，北壁绘墓主人宴乐图，西壁为备马出行图，东壁为牛车出行图，南壁正中为墓门，两侧壁画为仪仗队列，保存程度较好，是研究北齐社会、文化和艺术的珍贵资料。入选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辫发骑俑
这件辫发骑俑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王家峰村北齐徐显秀墓。此陶俑为一个满头辫发的男子骑在一匹马上，马的四肢已残缺不全。男子的发型非常精致，编了许多根小辫子束在脑后，时至今日，每一根小辫子仍能清楚看到。这种发型，源于鲜卑人早期编发的习俗。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在鲜卑人中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汉化”“去鲜卑化”的活动，使得鲜卑慢慢融入中原文化，编发之俗渐渐湮没。随着时间的迁移，北朝后期“胡化”回潮，辫发在部分人中又再度流行起来，“辫发”再次还原了它代指少数民族的本义。
甲骑具装俑 出土于娄睿墓
这件甲骑具装俑，头戴黑色兜鍪，白色长圆形脸，身穿白色圆领内衣，肩部外加白色护肩甲，前胸后背穿着黑色裲裆，腰部束红色革带，黑红色裤，足穿镶红边白色革靴。左手弯曲腰间，膝旁斜挂一长殳套，右手下垂，虎口向上握殳，惜已朽，右臀旁配挂剑鞘等物。黑色坐骑，戴红笼头，颈系红缨，络头齐全，马全身披挂镶黑边环形甲，背上铺有障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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