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晋商 忻州是万里茶道上重要的节点城市——从“三个判断”看忻州历史贡献
万里茶道是古代中国、蒙古、俄罗斯之间以茶叶为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线路，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200多年前，山西商人抓住历史机遇，开辟北方商路，勇闯茫茫戈壁，把生意做到了俄罗斯。
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立了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一系列实质性的举措相继跟进，亮点频频，再一次引起世人瞩目。一片绿叶，万里飘香。忻州与万里茶道有什么关系？忻州是否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本文从“三个判断”回答这一问题，重温那段辉煌历史，致敬前辈们的卓越贡献，弘扬晋商的开拓精神，以引发更多人对万里茶道的重视、关注、研究和参与。三晋大地，山河壮丽，自古就有“表里山河”之称，整个轮廓山环水绕，与四邻界线十分明显，西部是黄河、吕梁山，东部是太行山，北部是长城，南部有中条山，从纵向来看，两边是大山，中间夹着盆地，大运通道约550公里，东西距离约300公里，地势大致近似一个北高南低的平行四边形。忻州位于省城太原以北，是山西面积最大的地级市，也是省内唯一地理上横跨东西的地级市，所以占据山西“左手一指吕梁山，右手一指太行山”的重要高地，也才有了郭兰英歌颂山西的那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的经典传唱。具体说到忻州地形，大体与山西地势一致，也是两边山地，中间盆地，南有石岭关门户，忻州古城因此而被誉为“晋北锁钥”；北有雁门关门户，被誉为“中华第一关”，自古以来，忻州就是中原通往塞外的重要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是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地，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的相互影响作用，孕育了三晋文化，从而也形成了山西人赖以生存又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文化。著名学者王尚义在其《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将明清时期山西的经济区划分为四个版块：大同府经济区、太原府经济区、平阳府经济区（今以临汾为中心县市）和潞泽经济区（今以晋城、长治为中心县市）。忻州属于大同府经济区，包括了宁武府4县、忻州2县、代州3县、保德州1县，从大的区域看，忻州归晋北，这里紧邻蒙俄，很早就是以“茶马互市”为主要贸易形式，皮毛制品是本地的特产，同时又从南方贩运来茶、棉、丝等物品。为什么茶是大宗商品？因为茶叶最早产于中国南方，有助消化、提气神的药用价值，北方寒冷地区生活的人们“嗜茶为命”，这种产茶区和耗茶区的远距离相隔，导致茶一度时期被西方人称为“绿色黄金”。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BG·米斯尼科夫研究统计，当时半磅（1磅等于454克）中等品质的砖茶就能换到一张貂皮，一磅普通的花茶也可买到三到四头奶牛，因此忻州地区经济结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具有边贸特色的市场型经济。忻州从军事区划分上战略地位更加显著。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后，蒙古人并没有消亡，而是逃往北方大漠草原，不断侵袭中原内陆。为了北方边疆安全，明政府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立九边重镇，进驻70万军队，其中有四镇在地缘上与山西有直接关系，包括大同镇、山西镇、宣府镇、延绥镇。大同镇驻地大同，管辖边墙东至宣府镇，西至偏关鸦头山；山西镇驻地偏关，管辖边墙东至偏关鸦头山，西至老牛湾延绥镇；延绥镇驻地榆林，管辖边墙东至老牛湾，西至宁夏镇边；宣府镇驻地河北宣化，管辖边墙东至居庸关，西至大同平远堡，从中可以看出，忻州几乎与四镇都有直接关系，而且忻州的“外三关”与“内三关”具有共同拱卫京师的特殊地位，与九边重镇中另外五镇也有一定的间接关联，也都是山西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正是由于明代九边重镇的设立，边关战略位置的提升，给山西商人提供了军需供应和庞大驻军消费供应的机会，山西商人也因此涉入边镇贸易，催生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由此拉开了晋商纵横商界500年的辉煌史。我们平时所说的“晋商”，就特指明清时期崛起的山西商人。晋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版图时进时退，但一直以来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和缓冲区。晋商走出三晋大地，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进行俄蒙贸易，开辟北方贸易通道，而茶叶贸易是大宗商品。山西地理位置的优势，晋商财力的不断积累，万里茶道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万里茶道从福建武夷山的羊楼洞、武汉的汉口、湖南的安化、河南的社旗镇、孟津渡口，穿越太行山峡谷进入晋城，走进晋中祁县、太谷、榆次，北上晋北，经忻州的石岭关、忻州古城、崞阳古城、阳明堡、雁门关，北上大同方向。其中忻州石岭关和雁门关是必经的重要关卡，雁门关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兵分两路，一路经走西口通道，从右玉的杀虎口去归化（今呼和浩特），大部分走东路出大同，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再从张库大道到达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直达恰克图，然后转往欧洲各国。由南向北，先是肩挑，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绵延1.4万公里，途经国内八省区200多个城镇，贯通中、蒙、俄三国，在中华贸易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晋商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几度沉浮，称雄商界500年，靠的是“勤奋节俭、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彰显的还是开放精神。从最初成功开拓北方商路，到向南拓展，将盐粮和茶马活动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京津和江淮地区，进而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从前期主要从事商品贸易，到后期顺应市场规律变革为票号，关键是在晋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会涌现出一批勇于开拓的商界领军人物，力挽狂澜，引领着发展方向。如祁县乔家大院创业发家的始祖乔贵华，榆次常氏家族通往万里茶道的先驱常万达，平遥日升昌票号的创始者雷履泰，晋商中唯一留有传世著作并才华出众的经理人李宏龄等。忻商是晋商中的一个生力军，忻商虽没有像太谷曹氏、介休侯氏、祁县乔氏和曹氏、榆次常氏和王氏那样进入晋商十大家族排名榜，但忻商走口外，谋生致富的并不少见。清光绪《重修直隶忻州志》序文中说，忻州人“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落及西北口外各城，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如周朴斋兄弟两人继承父业，到40岁时周朴斋开始致富，后来“以塞外，非首邱地，复移家于故土，晚年家益丰。忻州屈指巨富者，必及于公。”忻州人中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经理人，如闻名商界的山西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办人是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分支机构遍布大半个中国，极盛时从业人员有8000多人，在道光至同治年间，代州人王廷相担任过这个商号的总号大掌柜，他从学徒做起，精明能干，一步一步升为大掌柜，使大盛魁商号进入黄金期。在群星璀灿的晋商大家中，不能不提一位名叫程化鹏（1824——1892）的忻州商人，他不仅是万里茶道上的开拓者，也是革新者和推动者。榆次常氏家族后人、民国著名学者、书法家常赞春在其主持编写的《山西献徵》中，专门为两位忻州商人程化鹏和陈吉昌作了小传，称程化鹏为“晋商领袖”，肯定了程化鹏的卓越历史贡献。明清时期，总体上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整个中华大地仅有北方的恰克图和南方的广州两个官方的对外贸易交易市场。恰克图是万里茶道上标志性的节点城市，位于当时俄蒙边境线上，俄国市场称“恰克图”，中国市场称“买卖城”，由最初的四顶帐蓬，到后来稳定在100多家大商户，可以说晋商几乎垄断了北方恰克图的俄蒙贸易。万里茶道上的恰克图俄蒙贸易，曾遇到过两次危机。第一次是道光、同治年间，国内民族矛盾加深，白莲教起义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富裕的江南及沿海地区战火不断，万里茶道交通要道几近中断，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军筹措军费，实施厘金制度，税收加重，晋商“获利无多，是以生计日穷，渐行萧索”。当时，中俄双方在恰克图已设官管理，中方在朝廷的理藩院设有官司，但不征税，出口和出口税分别由张家口关和归化关（今呼和浩特）征收，凡商人前往恰克图贸易，必须先去上述两关领取理藩院票，又叫信票，也叫部票或龙票，上面注有商人姓名、货物、日期、住宿等事项，沿途道路各个关卡严加盘查，稍有不符或注名不清晰，不是退回两关重办，便是罚金或扣留货物，手续繁杂又费时间，十分不方便，没有办法生存，一些商人便避开官道，从事对俄走私贸易以营利，大凡走私者既要承担风险，又要受官吏勒索，同时也使得政府减少了税收，其结果是“病商损国”。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忻州商人程化鹏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赴京上书理藩院，陈述政府管理弊端，请明定税则，简化手续，准许商人运茶直接与俄人贸易，并建议开辟新的贸易商埠伊犁和塔城，获得了批准，为山西商人争取到了正当的贸易权利。据《山西贸易志》分析，“咸丰期在恰克图晋商的倍增，当与批准程化鹏的呈请有关。”第二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在华势力日益强大。原本晋商垄断的万里茶道，因为清政府允许俄人直接进入中国湖北等地建茶厂并享受最惠国待遇降低关税，贸易收入受损。在这种事关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为了晋商的生存，程化鹏“回狂澜于既倒”，与另外两位商人余鹏云、孔广仇等呈请绥远城将军，“俄商到我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也可以去俄国而觅新途”。要求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并经绥远城将军转呈于清政府，引起恭亲王奕讠斤足够的重视，最终经同治皇帝御批，准山西商人之请，并予减少厘金税额，以示体恤。晋商又一次在艰难中顽强地站起来，重振旗鼓，返回了恰克图，并陆续深入俄国境内各地，同俄国商人公平竞争商业利益，程化鹏功不可没，因此而被业界公认“商界领袖”。在南起福建武夷山，北至库伦（蒙古乌兰巴托）、恰克图，西至欧州的这条漫漫的万里茶道上，至今仍保留有晋商及沿线商民留下的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文物遗存，诉说着那段曾经荣耀和辉煌的历史，这是一笔珍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在2020年12月10日武汉召开的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城市联席会议暨万里茶道八省区文物局长申遗工作座谈会上，通过了申遗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正式成立万里茶道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文件中将“保护好遗产的景观环境和历史风貌，切实维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之一，提出抢救和保护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十分迫切，引来沿线节点城市更多人们的关注。说到晋商留给今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最直观、最珍贵的当属遍布山西境内的大院建筑和全国各地现存的晋商会馆。一般来说，大院是晋商在外地经商致富后，为显示“富实气象”而在家乡兴建的宅院，像祁县的乔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榆次的常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等，如今已成为知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会馆则是晋商在向南拓展商道时，为了维护本行本帮的利益，在民间筹建的联络感情、开会议事的场所。历史上山西商人究竟建了多少会馆？没有准确记载，也无法统计。晋商研究大家黄鉴晖据仅有的资料统计，至少在京城、汉口、上海、广州等地建有28个会馆，山西商人建立的会馆之多，是我国其他商帮都比不了的。清道光年间出版的《都门纪略》一书中，记载在京的全省性质及府州县会馆共34个，这些府州县是太原、代州、忻州、平定、太平、翼城、闻喜、洪洞、浮山、曲沃、襄陵、临汾、解州、永济、赵城、灵石、介休、汾阳、盂县等，其中全省性质的7个，府性质的4个，州县建立的23个，这些州县，一般都是晋商人才大县，财力雄厚，其中忻州、代州位列其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忻商兴盛的状况。具体说到忻州在万里茶道上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存，大致可分为几个部分：一是官方的资料，包括国史、正史、地方史志中有关忻商茶道方面的记载，以及历史档案中对忻商茶道商贸活动保存的原件资料和实物。二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晋商的研究及资料专著中对忻商茶道方面研究成果的各种专著版本。三是忻商各个时期店铺的账簿、信函、票据、商标、合同、文书等直接文献资料，这是研究忻商茶道的第一手资料，这部分大都散落在民间收藏者手中。四是文物遗存，包括万里茶道经过忻州地界上相关的建筑、道路、寺庙、石碑、墓志、器物等，有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蒙俄商家、商路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对于万里茶道途经的主干线路都有一致的结论。《行商遗要》是一部知名度和史料性很足的清代茶商手抄本，详细记录了晋商从湖南安化采办茶砖的全过程，晋商研究学者张亚兰对此手抄本进行了释读与研究，茶帮将茶叶从南方经水路运至河南社旗镇，改走陆路，渡黄河，穿太行山峡谷，进入晋中盆地的平遥、祁县、太谷等地休整，北上晋北，到达塞上重镇张家口，再北道蒙古及恰克图。其中忻州号称“晋北锁钥”，是晋北的南大门，大同是晋北的北大门，晋北通道是山西通往京津地区及蒙古、欧州方面的交通要冲。晋商研究大家张正明在《清代的茶叶商路》考证中，也记录了这条福建茶叶运至汉口后去往张家口的主干线，“转汉口至樊城起岸，贯河南入泽州（今晋城市），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县、大同、天镇到张家口。”晋商研究学者程光、李绳庆编著的《晋商茶路》中也有一些有关忻州的记载，“在祁、太老号稍事休整后的晋商，全部改换畜力大车，经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原平，直抵代县黄花梁”。此外，权威版的《山西历史地图集》中也专辟“清代晋商商路”一节，划出了从南方转汉水至襄樊，贯河南入泽州，经潞安抵平遥、祁县、太谷、忻州、大同、天镇到张家口，贯穿蒙古草原到库伦至恰克图，这是一条重要的茶叶商路。这里补充说明一点，万里茶道的主干线是北路，也叫北商，就是指南起福建武夷山，北至俄罗斯恰克图这条线路，但历史上茶路呈多起点、多阶段特点，相对于恰克图的北路，还有一条西路，即忻州商人程化鹏上书理藩院要求新开辟并获准的商埠伊犁和塔城贸易，从而催生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约。据清同治朝卷《筹办夷务始末》记载，走西路所办之茶多为安徽建德朱兰茶，“专有茶商由建德贩至河南十字店，由十字店发往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今呼和浩特），专贩与向走西疆之商，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北路还是西路，万里茶道必经忻州地界休整或中转经过，而且不是单纯的过路，当时的忻州古城外南关、北关驿路发达，驿站有马匹、马夫、客栈及仓储的配置，已是一个功能性的重要的晋北商贸城市。万里茶道从太原北上，经石岭关进入忻州地界，依次经关城村、忻州古城、崞阳古城、阳明堡、雁门关，出雁门入山阴县至大同。第一站是石岭关内的关城村，位于石岭关东南，出石岭关有古商道通往关城村。城墙现已不存，仅保留有关帝庙戏台，院内石碑六通，重要的有四通，功德芳名碑上记载有德义成、隆兴德、智天赐、和合成、义合成等商号捐资助建情况，可作为晋商老字号在主要通道存在的证明。尤其是功德芳名碑上记录有时任忻州城守府何圣北、忻州同知方世贤、石岭关巡检司马驎、崞县原平驿驿丞祝维泰等的捐资助建情况，是万里茶道上官方机构登录的实物证据。另据了解，关城村世代有习武风气，当时创立有许多镖局为沿途运输安全提供服务。第二站是忻州古城，忻州古城城池砖石结构修建于明代，至今保留有南城门瓮城、北城门楼、东门、西门、东段、东南段、西南段城墙残存。古城内还保存有部分古建筑：秀容书院、财神庙、关帝庙、泰山庙、兴国寺及少量古民居。关帝庙，供奉财神关公的寺院，现有古碑八通，重要的有三通，记载大量商号捐资情况，涉及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市区，可见南来北往商户之众、寺庙香火之兴盛。财神庙最有价值之处在于这里曾设商会、会馆，门楼至今还有“会馆”二字，据说过雁门关的路引在这里出具，并且南来北往的商户一定要到这里上香祈求财神保佑人货安全，财源广进。忻州古城还保存下来一座忻商程化鹏祖居宅院，清同治年间依太谷宅院样式重新修盖砖瓦结构四合院，大门保存完好，上有砖雕“履谦恒益”四个字，反映了程化鹏经商的理念和做事的风格。忻商大户郜、王、张、陈、连、石在忻州古城原都有商铺和大院，现大都不复存在，仅有5处在家乡的宅院还部分存在，双堡村郜家堡堡墙较完整，淤泥村赵家钧城堡较为完整，嘉禾村陈家大院有处旧居残存，新路村连家连氏堡有堡墙，樊野村王氏二进宅院基本完好，这些忻商历史遗存亟待保护。第三站是崞阳古城，崞阳古城为旧县城所在地，1958年迁县治于原平，古城分内城和厢城，现存南门和北门，分别是景明门、宁远门。古城茶路遗存有普济桥、泰山庙、关帝庙、城隍庙、文庙。普济桥始建于金代，位于崞阳镇平定街村南桥河上，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上商人由此从南门进城，现今石板路上清晰可见有大车碾压凹陷痕迹的古道。泰山庙现主体建筑为清代所建，存有重要碑刻二通，其中道光二十三年《重修岱山庙前商寓碑记》是极为珍贵的实物。第四站是阳明堡，阳明堡是明清时期北去商人过雁门关的集结地，也是代州重要的商业集镇，现残存东墙50米，南墙60米，北墙10米，墙体属土质夯筑，堡内主大街上还保留少量明清店铺及老宅，如和府、刘缸房老宅等。第五站雁门关，雁门关北面出路有东口、西口之分，自始至终万里茶道必须经过雁门关，历史文化遗迹丰富，保留有大量文物遗存，现雁门关关楼下石板路上铁轱辘车碾压出的深深车辙印痕以及沿途村庄至今仍残存的多处店铺和货栈遗址，可印证当年雁门关商道的盛况。还有一个重要实证，雁门关南路旁立的一处分道碑，碑文如下：“正堂禁示：雁门关北路紧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由西路经由，不得故违，干咎未便！特示。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吉日立。”当年过关人多车多交通繁忙的景象可想而知，这件珍贵文物是晋商在万里茶道进行茶叶贸易途经忻州地界的最好佐证。“辗转上万里，壮举照汗青”。从综合的历史地理位置、勇于开拓的商界领军人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三大判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忻州是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万里茶道由晋商主导，忻商是晋商的生力军，万里茶道的分支枢纽也在忻州，万里茶道申遗不能缺少忻州。回望万里茶道，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唤醒历史辉煌的记忆，唤醒忻州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重要的是走进新时代奋进再出发，认识万里茶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历史价值，认识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现实 价值，认识忻州是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城市的重大意义，充分利用好这块金字招牌，把晋商、忻商、忻州古城和万里茶道串起来，更好地传承和延续晋商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核心精神，再创万里茶道新时代的辉煌。 来源：忻州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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