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盗兴盛壮大的原因

一、航海技术的发展，可支持时间更长、路途更远的远洋贸易

一、海技术的发展，可支持时间更长、路途更远的远洋贸易
地球的表面70%是蓝色的海洋，地球上的生物约有80%在海洋之中。海洋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宝藏和无穷的资源。航海是人类认识、利用、开发海洋的基础和前提。不论是从事海洋捕捞和养殖，还是在海上从事旅客与货物运输，在海洋中开展国防和军事活动，对海洋进行科学考察，开发海底石油和矿藏等资源，在海上进行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从古到今，人类在海洋中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航海，即人驾驶船在海上航行、停泊和作业。　　　

中国航海历史悠久。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用火与石斧“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木帆船的逐步诞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海上运输与海上战争。到秦汉时代，出现了秦代徐福船队东渡日本和西汉海船远航印度洋的壮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吴船队巡航台湾和南洋，法显从印度航海归国，中国船队远航到了波斯湾。从随唐五代到宋元时期，中国航海业全面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远届红海与东非之滨。由于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领先西方进入“定量航海”时期。到明代永乐至宣德年间，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这一航海盛举，不但将中国古代航海业推向顶峰，而且在整个人类航海史上，竖起了一座永垂史册的丰碑。然而，随着中国晚期封建主义逐渐保守与僵化，严重阻碍了中国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航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航海业从而进入由盛转衰的时期。虽有晚清搞洋务运动，于1865年创设江南制造局以发展民族造船业，于1873年成立轮船招商局以发展民族航运业，于1909年在高等实业学堂设立船政科以培养民族高级航海专门人才，终难成大势。

　　早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古埃及就有人驾驶帆桨船沿地中海东航至黎巴嫩，古希腊人毕菲在公元前4世纪在海上探险中发现了不列颠群岛。中国发明的罗盘（指南针）在14世纪前后，分别由阿拉伯人和埃及人传入欧洲，欧洲海洋国家的航海活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在郑和下西洋之后87年、92年、114年，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向西作环球航行，也载入世界航海史册。　　
中国古代航海史的辉煌依赖于中国古代航海科学技术的进步。据《汉书·尧文志》介绍，西汉时的导航占星书籍已有《海中星占验》等136卷，表明天文导航术已有发展。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萍州可谈》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比1180年英国《论物质本性》中提到航海者利用水浮磁针指北，要早61年。明代《海道经》中保存了一卷据元人底稿而绘成的《海道指南图》，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中国当代航海图中最早的一幅。到了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先进航海科学技术之集大成。郑和航海术，主要记录在《郑和航海图》中。该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一部最早的远洋航用航图。其中图文记载反映了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地文航海和天文航海科学技术。据航海史学者研究表明，郑和船队中的大型海船叫“宝船”，其“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有九桅，张十二帆；足见中国明代造船业的强盛。

随着海技术的发展，船只可支持时间的出海时间更长了、路途更远的远洋贸易也成为了可能，为海盗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土壤。

二、商品经济发展，外贸收入超过土地收入，地主转产成为商人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历程，即

1、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商业兴盛，但此时城市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中心的，商业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

2、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大都会。

3、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政治安定，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商业也呈现繁荣景象。长安、洛阳商业盛极一时，唐都长安的城市建设表现出极高的水平。

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

4、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

5、明朝时期：城市经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①城市的生产性和商业性更为突出，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大大减弱。②江南一些城市出现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引进玉米和甘薯，清代广泛推广；

6、清朝前期：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城市产生。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
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外贸收入超过土地收入，地主转产成为商人，是海盗产生的又一基本条件。

三、沿海破产、失地农民出海谋生成海盗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历朝历代的各种各样的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的措施和制度都是围绕着稳定农业、稳定农民、保证税收这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的。历朝历代社会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确确实实是因为农民破产流亡、走投无路而发生的，海盗的昌盛也不例外。
笔者以为，就汉唐历史而言，按人收田税的赋役制度是农民破产、流亡的加速剂，赋役制度的不合理，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流亡。

本来，在西周时代，土地属于统治宗族所有而呈多级占有形态（注：关于西周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一般观点都认为是国有制或者是王有制，这是似是而非的认识。科学的表述应是宗族所有制。参见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中国古代社会土地问题》，齐鲁书社，1992年。）。至战国，在部分宗族完成新旧蜕变，完成了新一轮的化家为国的历史进程之后，君主集权的领土国家取代了旧的宗族城邦，原来的宗族土地所有制逻辑地转变为封建国家所有制。当然，劳动资料必须和劳动力相结合才能有劳动产品，才能把生产资料变为财富，所以，国家在控制土地的同时，自然地采取相应手段控制人口，用行政力量实现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结合，国家授田制就应运而生了。

授田制是战国时代普遍的制度，各国的具体细节虽有不同，但共同点则是按人授田，每夫百亩。《周礼》记载的每夫授予土地百亩说，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以及银雀山汉墓竹简关于授田的记述，等等，都说明授田是战国的普遍制度。商鞅变法，推行军功授田制度，就是在每夫百亩之外增加授田数量以刺激国人参战积极性的，所谓“能得爵（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2〕（境内）。这个“益”字就是在正常授田标准之外，增加土地数量（注：关于战国、秦的土地制度，参见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第2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是商鞅变法时推行的土地制度。云梦秦简《田律》明确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3〕（PP27～28）。这“受田之数”就是指农民从官府领得的土地数，种与不种都要缴纳每顷三石和二石的刍、稿税，之所以按顷缴纳，就是因为授田以顷为基本数量标准。这是商鞅变法以后制定的法律，秦朝统一后没有实质性的变动。

汉承秦制，刘邦称帝伊始就诏告天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4〕（P54）即号召在战乱年代逃亡山林的地主、农民只要回到原籍，到官府重新登记入籍，即可以合法地拥有原来的土地住宅，这当然是以全面实行秦朝制度为基础的。可见，古代农民是中国古代国家和土地的双重依附者，当法令有变化或遇到意外事件时，失地、破产就不可避免了。

古代的海盗的[size=-1]招募主要来自两个部分，[size=-1]一为内陆和沿海犯法越狱逃命之人，他们因受[size=-1]大陆通缉而无法生存，只能开始流亡生活。他们没有任何生活资本，只有一身的勇气和力量，这些人都是古代中国海盗的主力。另一部分就来自沿海破产、失地的农民，在生源断绝后，为了维持生计，只能靠海吃海，当起了海盗。

四、明以后的海禁，致使原本正当贸易者无所适从，只能下海为盗

“明清都有海禁政策，并不等于明清都有闭关政策，……就明清海禁政策而言，二者最大的不同，是明代虽有海禁，却是对外开放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就势必无法解释明初海禁的同时，又有郑和下西洋海外壮举的矛盾现象。由此可见明朝的海禁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海禁。相对来说清初的海禁则是完全一样上的海禁，我们说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以其海外政策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的主导趋向而言的。“以政策分阶段考察，明朝海外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官方海外开放时期——转折时期——对海外民间社会开放时期，经历了开放——转折——开放的历程。我们可以注意到，明代所谓的禁海大部分时期都是针对日本的带有经济制裁性质，经济封锁性质的贸易禁运，军事禁运，无论明初的海禁，还是嘉靖事情打击海盗倭寇的海禁都是如此，把这样的政策当成闭关锁国是对历史无知导致的误会，事实上正如无论近代还是现代，西方国家都经常对敌对国家实行贸易禁运经济封锁，这是屡见不鲜的
反观清朝，它的海外政策也经历了三个时期，封锁海疆时期——开海时期——走向收缩封闭时期，经历了封闭——开放——封闭的历程。

但是，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间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明清的海禁，虽然起到了一定维护统治的作用，但也迫使许多原本正当贸易者无所适从，只能下海为盗。